她将中国妇女“献给”日军，两年后自杀，我国人民为何还要纪念她

【1946年2月20日，南京军事法庭】 “要不是那位魏小姐，我们今天根本活不到这儿作证。”年近四十的幸存者张秀英站在证人席上，声音颤抖却清晰。台下的检察官点了点头，示意她继续。

这句话让旁听席里的记者愣住——魏小姐是谁？在场的妇女们却默默低头，她们知道，那是一个用星条旗挡住刺刀的美国人。三年前，她已经在大洋彼岸结束了自己短暂而激烈的一生。

时间如果倒回到1940年春，南京街头出现一份《紫金山晚报》，标题极为刺眼——“洋女人献出二十一名中国妇女媚日”。文章被汪伪当局反复转载，配合着嘈杂的谣言，将一个原本闪耀的名字拖进泥潭。

可就在同一时刻，金陵女大的学生偷偷给上海地下刊物寄去手写声明：“她从未出卖过我们，她保住了几千条命。”声明没有登出，邮包被扣，却在黑市流传。口口相传的故事，比官方通稿更有生命力。

魏特琳，1886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一个铁匠家庭。母亲早逝，家境寒冷，她白天帮父亲打铁，夜里趴在煤油灯下啃书本，抄下整段拉丁文自学语法。后来，她通过半工半读拿到硕士，随后选择走上海外传教道路。

1912年，她抵达南京。那一年辛亥革命的余波仍在，城墙外的江面炮声未散。与大多数传教士不同，她对学生的称呼一直是名字而非学号——“女孩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信徒”。金陵女大因此出现了全城罕见的女子篮球队和化学实验室。

转折来自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火让她当即取消青岛假期，夜火车赶回南京。她在校门口贴出一行粉笔字：“留下来，防空壕今晚动工。”女学生们卷起袖子，半夜挖土，第二天手臂青紫，却没人退出。

11月，西方侨民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名单中，魏特琳是唯一女性，也是唯一负责妇女难民的代表。她估算八栋楼可容纳两千七百人。实际涌进来的，却超过一万。走廊、屋顶、乒乓球台上，全是抱着孩子的妇女。

日本兵第一次闯入，是12月17日。刺刀抵在她的肋骨上，那名士兵撂下一句蹩脚中文：“开门，搜兵。”她抬起手中的美国国旗，冷静回绝。被打耳光后她仍挡在楼前，据目击者回忆，她只说了八个字：“这里只有女人和孩子。”

她没能次次成功。日军逼迫她“选出妓女供军队娱乐”，否则大规模搜捕。安全区面临崩溃，她把话摆在难民面前：“谁愿意冒险出去，决不强迫。”最终二十一名从业女性自愿被带走，换得校园暂时的平静。这一幕后来被拍成《金陵十三钗》，却在当时被敌伪讹称为“献媚”。

精神的弦也在那一夜断裂。她开始失眠、出现幻听，常常半夜惊醒，以为脚步声又来了。1940年5月，在同事劝说下，她登上返美邮轮。甲板上她告诉同舱的年轻护士：“我怕闭上眼就又回到南京。”

一年后，55岁的她在得克萨斯州玛法镇打开煤气阀。遗书只有三页，却写满中文地名——“中山东路”“颐和路”“虎踞关”。她说自己“未能再保护更多人，余生无意义”。这种极端的自我审判，正是长期创伤后的典型表现。

噩耗传到南京，金陵女大师生在分校礼堂布置了并不奢华的灵堂。校长吴贻芳宣读悼词时数度哽咽，据说有人听见窗外军训的号角声，很多女生下意识拔腿冲向操场，那是她们在战火中形成的条件反射。

几年过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词集》公开，幸存者的口述与外籍医生的日记相互印证，魏特琳的名字终于从污蔑中脱身。美国国务院后来将其档案解密，其中对她的评语是“展示了何谓基督徒良知与人类勇气”。

1999年，南京市政府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树立半身铜像，底座刻着“金陵永生”。很多参观者注意到，雕像并未刻出璀璨的笑容，而是带着微皱的眉头——那是当年挡在校门口时最真实的表情。

遗憾和敬意交织，她的故事被一次次提起：课堂上、法庭上、电影里。人们纪念她，并非因为她毫无瑕疵，而是因为在极端黑暗里，她选择了亮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这便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