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的除夕夜,北京城里飘着细雪,街巷里的炭火味混着饺子香,一家家院子里都亮着灯。紫禁城高墙之内,同样是过年,同样是团圆,可桌上的饭菜、桌边的人心,却和城外老百姓完全不是一回事。
说到大年三十,多数人想到的是一家人围坐一桌,热气腾腾,聊着一年的辛苦和来年的打算。清代皇帝也要过年,也要吃年夜饭,但那一桌菜,既不像普通人家那样朴实,也远远超出了“奢华”两个字本身的意味。食材讲究得惊人,规矩多得吓人,氛围更是微妙得很,这才让人忍不住感慨一句:换成现代人坐到这桌上,多半真吃不消。
有意思的是,想看懂这顿年夜饭,不能只盯着盘子里有什么,更要看盘子外面藏着什么。吃的是什么,其实是权力;怎么吃,则是礼制;谁能坐上桌,更是一整套森严制度的缩影。

清代宫廷档案里,对皇帝每天吃什么,记得极细。哪怕是寻常一日,皇帝用膳都足够让人咋舌:盘肉二十多斤,汤肉五斤,再加猪油、整羊、鸡鸭若干。这还只是日常,不是节日,更不是大年三十。
到了除夕,这样的规格要往上叠一层。乾隆朝的记录里就提到,除夕这天,皇帝一早的那顿“早餐”,已经不能按普通人理解的早餐来想象。鸡、鸭、羊、猪,各路肉食齐上阵,热锅菜就有八九样,小菜分门别类摆满盘子,点心也要成套摆放。仅仅是盘肉,就要单独摆两桌,羊肉再摆一桌,密密麻麻排开,看着都让人犯怵。
这还只是皇帝一人的份额。后宫嫔妃、皇子皇孙、近侍大臣,也都有按品级递减的配膳。每一档都有明确规制,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乱。
真正的“团圆饭”,并不是一桌从头吃到尾,而是分成几场。先来的是类似“餐前甜点”的一轮小食。按照档案记载,这些点心从远到近排成九行,一共一百多种,装在精细的玉盘、瓷盘里,颜色搭配讲究,名字也多有吉祥寓意。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全都能找到踪影,所谓“玉盘珍羞直万钱”,大概就是这种光景。
值得一提的是,皇家的素菜很少以“菜”的姿态出现。御膳房的大厨会用萝卜、黄瓜、豆腐之类雕成花鸟鱼虫,精致得像工艺品,摆在盘子中间做点缀。看着喜庆,寓意吉祥,真正动筷子的人却不多。在那样一桌肉山之上,青菜几乎只是装饰。

到下午,皇帝进入乾清宫,嫔妃及宗室成员依礼入座,除夕家宴才算正式开场。前一场是以汤膳为主,鸭汤、羊汤是主角,再配上各式冷热菜,继续以鸡鸭羊和蛋类为主。吃法却不随意,睁眼看去,一桌菜更像是一张用食材堆出来的“皇权清单”。
酒宴排在汤宴之后。各种酒一字排开,多达四十余种,从颜色到器皿都有规定。按清宫的习惯,这样三场宴席走完,一桌年夜饭才算名正言顺地结束。
粗略算下来,一次完整的除夕家宴,菜品超过一百五十种,以肉和蛋居多。宫中行的是分餐制,皇帝面前要摆六十多道菜,其他人依品级递减。就算按现代人口味,能真正吃进嘴里的,只怕也不会有几样。
问题在于,这么多肉,这么多油,这么多酒,真能吃得下吗?对于清代皇帝本人来说,或许习以为常,但换到今天,很多人光看菜单就会心里打鼓。更别说,真正压人胃口的,还不是油腻。

皇家过年,再热闹也离不开两个字:规矩。大年三十,宗室子孙需要按例进宫“团年”,这不是随便来随便走的家宴,而是一场有时间、有程序、有礼节的礼仪活动。
进宫的时辰要事先确定,谁先到,谁后到,都有讲究,不容混乱。到了宫门,按品级次序候着,等传召入内。别看是过年,谁要是迟到早退,或者走错了门,背后都要被议论上一阵。
到了宴席上,规矩更多。菜摆在那儿,不是谁想动筷子就能动。臣子也好,嫔妃也罢,得先行叩首,给皇帝行礼。等皇帝动了筷子,尝了第一口,其他人才能动手。这个次序,不能乱;表情,也不能乱。
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一桌子好菜摆在眼前,却要先把所有礼节做完;礼节做完,还得时刻注意自己的姿态,哪怕只是夹一块肉,也不能显得急躁。有人心里着急,脸上还得带着笑,这一来一去,胃口也就被礼法压下去一大半。
更复杂的是,除夕这顿饭,对不少人来说远不只是“吃饭”。皇子皇孙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当着皇帝的面展示自己。说话要说得得体,举止要显得稳重,甚至连坐姿、拿筷子的角度,都格外上心。谁多说一句,谁少说一句,都可能被记在心里。

有的皇子会在席间小心翼翼地说上一两句讨喜的话:“皇阿玛,今年万事顺遂,明年定更昌盛。”皇帝抬眼看过去,脸上淡淡一笑,听不出喜恶。但在说话的人心里,早就一遍遍揣摩这笑是赞许,还是敷衍。
至于大臣们,更是要拿出一副恭顺姿态。有人心里清楚,自己这一年办了什么事,有什么功,有什么过,皇帝有没有记住。坐在那张桌边,一边喝着酒,一边想着仕途前程自家族人的命运,饭菜再香,怕也吃不出真正的滋味。
久而久之,这种团年宴就带上了另一层意味。名义上是“阖家团圆”,实质上像一场有剧本、有角色的集体表演。每个人都在演自己该演的那一份,演好了,可能多一点赏识;演不好,轻则冷落,重则牵连仕途。
在这样的氛围里,哪怕桌上堆满山珍海味,也很难有“放开吃”的那种轻松。对现代人来说,年夜饭要是吃成这样,八成会觉得压抑得慌。

大年三十,本是放松的时候。但在紫禁城里,从走进宫门那一刻起,几乎每个人就都绷紧了弦。
从小在宫里长大的皇子、公主、宗女,礼仪早已刻在骨子里。怎么站,怎么坐,什么时候抬头,什么时候低眼,早有规定。宴席上,他们的微笑角度几乎一样,挺背端坐的姿势也极其相似,看上去体面端庄,却少了几分自然。
有些年轻的皇孙,贪嘴又怕出错,只好两头为难。有的干脆悄悄少吃,多看别人怎么做,宁愿饿着,也不敢在皇帝面前失态。礼部官员和内廷太监则像隐形的“检查员”,默默盯着每一道动作,看到不合规矩的地方,心里记一笔,事后再回禀。
时间一长,哪怕从小受训的人,也难免觉得疲惫。但这个场合,谁都不能露出半点倦意。哪怕腿已经坐酸,腰已经挺痛,脸上的笑也不能垮下来。有人心里暗道“真累”,嘴上却要跟身边的人轻声寒暄,看上去兴致盎然。
后宫嫔妃在这一天同样“压力山大”。对许多人来说,这顿团年饭是一年里难得的展示时机。衣着要得体,谈吐要合规,眼神要有分寸。有人借机多给皇帝敬一杯酒,多说几句吉利话,言语间藏着小心思;有人则尽量不抢眼,生怕惹出是非。宴席上的每一个举动,都有可能引出流言。

皇帝本人,看似是全场的主角,实际也远谈不上放松。要看臣子神色,要察言观色皇子们的一举一动,还得应付嫔妃的各自表现。有时候,皇帝也未必真有多少胃口,只是象征性夹几筷子,就算交代过了。可在众人眼里,这几筷子里藏着太多意味。
有时,某个皇子在席间说了一句话,皇帝只是“嗯”了一声,表情平淡。旁人听着,心中却会揣摩半天,不知是赞同、是无感,还是提醒。而说话的那位,也许回到府中,还在琢磨:“适才那一语,会不会说得重了些?”
这样的氛围,讲究一个“端庄”。只是这份端庄,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统一的“表演模板”:笑而不露齿,喜不形于色。团年饭吃到最后,大家嘴里是热的,心里却不一定暖。
对习惯了自由表达的人来说,这种吃饭方式实在太“别扭”。不是菜不好吃,而是人被礼仪架在了那儿,像演戏一样。试想一下,一顿饭从头到尾,思考的不是“这菜合不合口味”,而是“这句话说得合不合规矩”,那胃口还能好到哪里去?

再回到那桌菜本身。单就食材来说,大年三十的皇家御膳几乎集中了当时能想到的一切好东西。动物种类丰富,做法也多样,蒸、煮、炖、煎、炸样样齐全,厨师技艺极高。御膳房出品,味道自然不会差。
但过于丰富,未必是好事。肉食堆得太多,油脂用得太足,菜品一层压一层,香味彼此交织,到最后有点“混味”。坐在桌旁的人,眼睛会觉得热闹,鼻子会觉得浓烈,味蕾却难免疲劳。
更现实的一点是,这样的宴席,本来就不指望有人“吃光”。很多菜只是象征性摆上去,寓意吉祥,表示丰足。吃不完也无妨,收走后按规矩处理,有的赏给内官,有的分给侍卫,有的流到宫外,成了别人嘴里难得尝到的“皇帝剩饭”。
在这样的局面下,年夜饭慢慢失去了那种“为了犒劳辛苦一年的自己”的朴素意味。对普通百姓来说,大年三十那一桌,是攒了一年的心思,想着的是一家人能吃饱吃好;对皇帝和宗室来说,这一桌更多承载的是“显示气派”、“体现制度”、“维持秩序”。
清代的儒家礼制,将“君臣有序”的观念压得很沉。哪怕是一顿家宴,也被刻上“君为臣纲”的印记。皇帝与子女之间,看似是父子、祖孙,实际仍隔着一层君臣关系。很多话不能随便说,很多动作不能随便做。这就决定了,这顿饭从一开始,就很难纯粹。

有人可能会想: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紧绷?也未必。总有性格直爽的宗室成员,也有真心只想热热闹闹吃顿饭的嫔妃。但个人愿望常常敌不过制度。礼仪官在旁边盯着,旧例写在档案里,谁都不敢轻易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线。
结果就是,皇家年夜饭越办越气派,参与的人却不见得越快乐。菜越堆越多,心越吃越累。与其说这是一顿“饭”,不如说是新旧一年交替的一场仪式。每一个人都要在这张桌边,完成自己“应有”的角色。
对比城外那一户户普通人家,桌上也许只有几样菜,一盘鱼,一碗肉,一个简单的汤,配上几句家常话,却能吃出放松、吃出满足。两相一比,就能明白为什么说,清朝皇帝那一桌年夜饭,现代人还真不一定受得住。
从史料的细节来看,清宫除夕宴固然壮观,却也显得有些“用力过猛”。奢华、森严、讲究,每一项都做到极致。只是这样的极致,一旦超过了人本身的承受范围,味道便变了。吃进肚里的,不只是肉和酒,还有身份、责任和无法摆脱的规矩。
对懂得品味的人来说,真正难得的年夜饭,未必在于菜有多贵、桌有多大,关键在于坐在一起的人能否放下心事,踏实吃一顿。这一点,清代皇帝和那群宗室子弟,恐怕都很难享受到。
更新时间:202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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