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考试一结束,满桌子卷子堆得像一座小山。
我心里其实是有底的
复习资料早早整理好,每天一小框背诵,不过六句话左右。
以少年人的记忆力,按理说,随手一捞就能拿住几分。
可红笔划过去几轮,心里渐渐凉了下去。
该背的空着,不该错的照样全军覆没;
有的学生显然背过,却在答题时把知识点抖落了一地。
更令我失落的是,这一届,在我心里一直算是“底子不错”的那一批。
那一刻,忽然就能理解一些老教师唏嘘时的那句话:
“学生一届不如一届。”
可卷子放下,再想一想,
真的是“他们不行”,
还是我们对“学习”这件事,想得太理所当然?

道法这门课,在初中教学中的位置,说不上高。
学生心里的排序,大概是这样的:
数学,是生死线;
英语,是必争地;
语文,是不能丢的底盘;
至于道法
“老师说是送分题,考前翻一翻就行了吧?”
在这样的现实里,
再把一页页背诵材料往他们的脑子里堆,
其实只是给他们多加了一层焦虑。
我后来开始学着给自己“做减法”。
一节课,只抓两三句“非写不可”的得分句:
我不再说“这段都很重要”,
而是换成一句更直接的话:
“如果你实在腾不出时间复习,那至少,要保证这几句话能写出来。”
记忆不是多多益善,而是少而不漏,少而有用。
做减法,不是放弃要求,而是承认现实,在有限的注意力里,
给孩子留下一块真正能握住的“板砖”。

有一课讲到“人的社会化”。
教材里的关键表述是这样的: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身份是在社会关系中确立的;
社会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
第一次备课时,我心里暗暗想着:
这些话,谁看不懂呢?
于是讲课时,我顺着教材一带而过,
语速很快,感觉自己讲得十分清楚。
可考试一结束,再看学生的答案——
有人写成“社会需要我们多做贡献”;
有人写“人要适应社会,社会也要适应人”;
还有人干脆把“社会化”理解成“多交朋友,多参加活动”。
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
所谓“浅显易懂”,只是对成年人而言。
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
“社会为人的生存提供必要条件”,
到底意味着什么?
后来,我换了一种说法。
我问他们:
“如果拔掉家里的电闸,你的一天会怎样?”
有学生说:“手机没法充电,网课上不了,晚上还看不见。”
我顺势接下去:
然后,再回到课本那句话——
“社会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让学生自己试着把“电”换成“社会”,
把生活细节填进去。
那一刻,他们的眼神不再空洞,
那些抽象的词,有了一点点重量。
我才真正明白:
教学最大的偏差之一,
是用“我现在的理解”,要求“他当下的年纪”。
走下讲台,站到学生那一边,
不只是身体的位置变了,
而是愿意承认:他们的理解力,有自己的梯度。

道法课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可以讲很多故事。
英雄的选择,小人物的坚守,社会的细碎温情,
随便拎起一个,就足以撑起一整节课。
有一次,我在“文明有礼”这一课上,
没有从宏大的外交场合讲起,
而是讲了一个学生很熟悉的故事。
一位公交司机在末班车上,
耐心等着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慢慢上车,
车厢里没有催促,没有不耐烦,
只有其他乘客自发地让出过道。
我问学生:
“如果这件事被拍下来,发到国外去,
别人会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
教室安静下来,
有孩子小声说:“挺温暖的。”
还有人补了一句:“很有礼貌,很体贴。”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堂课仿佛被照亮了一下。
但经历过考试之后,我知道,
光有“被感动”的一刻是不够的。
于是我在黑板上写下那句需要记住的话:
“文明有礼,有助于树立可信、可亲、可敬的国家形象。”
然后请学生回到刚刚那个故事里,
用这句知识点,给故事配一个“文字版说明”。
故事,负责抓住孩子的心;
知识点,负责在试卷上落地生根。
否则,故事讲得再动人,
到了答题时,只剩下一句
“我们要做文明有礼的人”,
却丢掉了本该拿到的那几分。
理论如果没有故事,会很硬;
故事如果没有理论,只是听过就散的风。

不得不承认,在不少学生眼里,
道法是一门“有就行”的学科。
于是,老师在讲台上一再强调:
“这道题很重要,一定要背。”
学生心里却悄悄翻译成:
“等我把数学写完,再说。”
他们并不是不懂得尊重,
只是那点有限的精力,
已经被别的科目提前预支。
在这样的现实里,
仅仅发一沓复习资料,
或者在课上郑重其事地说几句“要重视”,
其实改变不了什么。
后来,我干脆把话说开:
“我知道道法在你们心里排不上前几名。
所以我的任务,是帮你们用最少的时间,
换来最不该丢的那些分。”
我开始在课堂上带着他们一起“拆资料”:
我发现,当路径足够清晰的时候,
原本“没什么自觉”的学生,
也能慢慢找到用力的方向。
对许多孩子来说,
不是“不想学”,
而是“不知道从哪儿学起”。
所谓“与学生并肩”,
有时候不是情感上的豪言壮语,
而是在题海、考点、时间的缝隙里,
帮他们多找一条可以走得通的小路。

这几年,题目越来越善于“变脸”:
给你一段材料、一则对话、一幅图,
再淡淡地来一句:
“请你运用所学知识加以分析。”
学生翻完一页又一页:“老师,
这题课本上根本没出现过。”
但老师都明白:
题目长出多少枝叶,
根还是扎在课本里。
于是我开始有意让学生“回到书上”:
做题时,我不追求数量,
更在意那几道反复回看的题:
这道材料题,
到底是在考哪一节课的哪一句话?
它是怎么“换皮”的?
经过这样的拆解,
孩子们慢慢有了一点底气:
“再花哨的题,只要我翻得到那一页,就不算完全陌生。”
背,是在心里搭骨架;
练,是让那副骨架在不同情境里活动起来。
两者缺一,都是空。

期中检测结束,
被红笔圈出的,不只是学生的疏漏,
也照出了老师的盲点。
我曾以为:
只要资料准备充分,布置得够细致,
学生自然会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我曾以为:
课堂上讲得生动,故事讲得动情,
孩子们就能在试卷上准确地写出来。
如今不得不承认:
教学,不是把“我会的东西”展示得多精彩,
而是看“他们最终能留下多少”。
这一摞期中卷子,
确实让我见识到了初中生的局限,
更让我看见了作为老师的短板。
好在,教育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
每一次考试,
都不是一锤定音的审判,
而是一封带着批注的来信:
提醒我们调整教法,
也提醒我们重新理解“成长”。
如果说,这次期中我学到了一件事,
那大概就是:
在讲台和座位之间,
有一条看不见的桥,
它不靠责备搭起,
也不靠抱怨巩固,
而是靠一次次耐心地
删减、翻译、讲述和陪跑,
慢慢生长出来。
而我,也仍在这条桥上,
一边走,一边学。
更新时间:202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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