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的杭州，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干净，西湖边的浙江省陆军监狱里，安静得有点吓人。

戴中溶在潮湿的牢房里睁开眼，下意识地摸向身下的稻草，那里藏着他用竹签刻的“正”字，算下来这已经是被关的第731天。

可今天不一样，铁栅门居然敞开着，锁链耷拉在地上像条死蛇，远处就几声零散的鸟叫，平时每天都能听到的皮靴踏地声，今儿个连影子都没有。

他踉跄着走到走廊，同牢房的两个“政治犯”也探出头来，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一个人先踏出那道门槛。

过去这一年，他们见多了这种“开门”的陷阱，看守假意喊着“放风”，只要犯人一抬脚出去，就借口“越狱”当场开枪打死。

可眼下，整座监狱就像被抽走了魂魄的巨兽，只剩走廊尽头通往操场的大门敞着，阳光斜射进来，亮得让人睁不开眼。

铁窗里的反常

戴中溶忽然想起三个月前的那个深夜，狱卒押着一排戴黑布套的人从他牢门前经过，最后一个人突然挣脱，朝着他嘶哑地喊了句“坚持住，天快亮了！”，紧接着就被枪托砸倒在地。

那人是谁，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但此刻那声音就在耳边响，像一根火柴点燃了他心里憋了好久的那股劲儿。

他咬咬牙，抬脚跨出了门槛，心跳得厉害，感觉都能把牢墙震塌。

操场上空无一人，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被风撕去了一半，破布条垂下来，看着就像条断掉的绞索。

戴中溶弯腰捡起块小石子，朝着看守室扔了过去，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里面愣是没人出来骂街。

这时候他才敢确信，看守们是真的跑了。

可新的恐惧又冒了出来，要是这是集体处决前的“清场”，那他和剩下的十个“重犯”，下一个会不会就轮到自己？

他赶紧退回牢区，和狱友们快速分了工，一个去厨房找剩粥，一个爬上屋顶望风，戴中溶则钻进了看守室。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把生锈的钥匙，还有半张糊墙的《东南日报》，报纸日期停在4月28日，头版标题用血红的铅字印着“汤恩伯部誓死守杭”。

他把报纸揉成一团，手心全是汗，国民党这话说得也太假了，要是真打算“死守”，怎么连监狱都弃之不顾了？

午后，城外传来了零星的炮声，像闷雷滚过春末的稻田。

戴中溶爬上监狱后墙的槐树，朝着钱塘江方向望去，能看到黑烟冒起来，还隐约有小船顺着江往上走。

他忽然想起1938年自己第一次向延安发报的场景，也是这样一个有雾的清晨，他躲在胡宗南机要室的阁楼里，用改装的5瓦电台把“进攻陕北路线”压缩成三组密码，手指敲键盘的时候，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十一年过去了，他还是在“高处”张望，只是这次等的不是电报，是自己的生死。

黎明的脚步声

傍晚的时候，监狱大门外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

戴中溶条件反射地想往地沟里钻，却听见领头的人喊了一句“老乡！我们是解放军！”。

那口音带着浓重的湖北腔，一下子就和当年他在延安培训班里听到的“同志”二字重合了。

他腿一软，从树上直挺挺地摔了下来，被解放军战士接住的时候，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把对方的军上衣洇出了深色的印子。

到了军管会，戴中溶遇见了老同学顾德欢。

两人隔着桌子对视了好久，顾德欢先开了口：“你瘦得只剩一副眼镜了。”

戴中溶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节突出，指甲缝里还嵌着牢墙的石灰。

他忽然想起了狱中那位每晚都给他人半块馒头的“老郑”，昨天早上被拖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

他抓住顾德欢的袖子，急切地问：“老郑……你们能不能找找他？”

顾德欢沉默了片刻，递给了他一份刚油印的《杭州解放公报》，上面列着三天来在城郊收殓的二百三十具无名尸，其中一具的编号旁边，用铅笔写着“郑××，左撇子，缺右耳”。

戴中溶把公报折成四方块，放进贴胸的口袋里，那感觉就像揣着一块烧红的炭。

一个月后，戴中溶被分配到了上海电讯局，负责修复被炸毁的电台。

第一天上班，他走过南京路，看见橱窗里挂着崭新的五星红旗，红得刺眼。

他停下脚步，忽然就想起了监狱里那面残破的青天白日旗，想起了自己用竹签在牢墙上刻下的“正”字，想起了老郑缺了右耳的笑脸。

他抬手捂住胸口，那里早就没有公报了，只剩一道结了痂的疤，却还在隐隐作痛。

夜里，他独自留在机房，发出了第一封试验电报，收件方是北京：“05号机报到，戴中溶归队。”

发报键清脆的“嗒嗒”声在空荡的机房里回荡，像那年操场上的脚步声，又像老郑递馒头时铁链拖过地面的声响。

他摘下耳机，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这一次，耳机里传来的不再是审讯室的冷笑，而是遥远的、带着电流杂音的回应：“收到，欢迎回家。”

毫无疑问，戴中溶的731天狱中生活，是解放战争时期无数革命者的缩影。

他们在绝境中坚守信仰，在黑暗中等待黎明，哪怕不知道下一秒是生是死，也从未放弃过希望。

杭州的解放，对他们来说，不仅是重获自由，更是信仰的印证。

那些牺牲的战友，像老郑一样，用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最终的胜利。

而这份坚守与牺牲，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