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三观！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史，是宝藏还是偏见？

《中国记事（1912—1928）》是历史学家王笛2025年的重磅新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上市以来，荣获很多项重要的图书出版业、媒体业的奖项。

本书在第七届“全民阅读·书店之选”活动中，被全国千家书店推选为“十佳人文社科作品”，显示了读者对这部书的喜爱。

《中国记事(1912-1928)(上下)》被全国千家书店推选为“十佳人文社科作品”

《中国记事（1912—1928）》 荣誉证书

今天，和大家分享《中国记事（1912—1928）》2025年5月24日在北京首发时的速记精选， 以飨读者 。本文由李磊（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本书责编）、张宁整理，经讲者审定。

《中国记事（1912—1928）》首发现场

赵健：

活动开始之前，罗新教授打趣王笛老师说，外面这个场子太大了，一般都是举办明星演艺活动的地方，一个史学家带来的活动，担心场会很空。但是今天的满座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隆重谈论的是历史学家王笛教授的新著《中国记事（1912—1928）》。首先请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致辞。

臧永清：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见证王笛教授的新书《中国记事（1912—1928）》这部重要著作的诞生，请允许我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感谢王笛教授。

王笛教授作为国际知名学者，中国现代微观史学的领军人物，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和严谨的学术探索，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历史的丰富细节和宏大叙事。他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我们对中国社会、城市、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认知，更以跨学科的写作方式，将学术研究与非虚构的历史写作完美结合，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写作的多元发展。

人文社出版的王笛作品系列，这是推出的第五本著作。王笛教授的这些作品不仅获奖无数，在当今竞争激烈的阅读市场中更是多次加印，尤显珍贵。《中国记事(1912-1928)》，上市不到一个月便实现了加印，这充分展示了读者对这本书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王笛教授的写作以其独特的魅力跨越了学术界与文学出版界的界限，同时让历史从学术殿堂走向大众视野，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这不仅是王笛教授个人的成功，也是我们人文社践行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推动学术与文化普及方面的又一个重要收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致辞

把这本书，当成一个小宝藏

赵健：

下面想特别请教一下敬泽主席和罗新教授，两位老师初读王笛老师这套新书之后有什么样的第一印象，是否跟之前的作品读完以后一脉相承，还是这本书有新的惊喜或者故事脉络？

李敬泽：

《中国记事（1912—1928）》两卷本和王笛老师过去的著作，不同显而易见。王笛老师过去写成都、写茶馆等等，在我看来，确实可以说是微观史的典范之作。现在正如这个书名所示，地点是中国，书名实际上就包含着一个巨大的视野，而且这个中国，整个这部书是在他者注视下或者说是在外国人注视下的现代中国，下面时间是1912—1928，这里面又有一个巨大的时间跨度。王笛确实在一个宏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野里，展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新的面向。所以我相信这个书还是有特别重要的新的学术意义。

我是把这个书当成一个小宝藏，从上卷翻到下卷，有的我不大感兴趣，就略过不翻，有的在翻的过程中忽然很感兴趣。有时候我想，这可能也不怪别人，这就怪王笛老师自己，他确实训练了我们的微观史思维。尽管这套书有巨大的宏观视野，但我在读的过程中，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注视那些在宏阔画面中一闪而过的很小的但又极有意思的人物。

《中国记事（1912—1928）》上下两卷书，如果大家是学历史的，肯定是宝藏。其实对我们搞文学的也是宝藏。如果我是一个小说家，或者是一个非虚构的写作者，我去把王笛老师指出来的或者暗示已经存在的那个空间打开的话，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在这样一个视野中，一个来自他者的视角或者被他者所注视、被他者所看见的这个视角下，实际上隐藏着和打开了很多新的非常重要的写作空间。

电视剧 《觉醒年代》剧照

罗新：

王笛老师的这部书，当然跟他过去的作品有强烈的继承性，也一定会不同。一个好的写作者，每一本书之间都会不同，如果同就没有意思了。一个人也有特定的风格、追求，也有特定的局限，所以一定也有同的地方，这个同的地方也一定是连续的，就是个人的连续性。我们学历史的，一个基本概念就叫断裂与连续。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就看他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把握，也就是说你对历史的连续性、断裂性如何把握。当然，分析到个人写作也是这个办法。

不同的地方比较明显，断裂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比如这本书从1912年开始，因为这一年进入了民国，中国不再是帝制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时间，大到可能过去一百年间没有什么事可以和它比，没有什么事情能跟1912年的变化相比。那个时刻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皇帝没有了，后来虽然有人想恢复，但是不可能成功了。为什么不能成功，王老师在书里面也用一章专门来讲。把这个时刻当做一本书的起点，就是注意到历史是如何断裂的，这个时刻中国历史断裂了。

王老师选这个题目，这样一个选法，跟他过去的写作是很不一样的。他过去是盯在某个具体的事件上，一个特定的地区，一个特定的问题，一个特定的人物，或者一个特定的群体，他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做，而这部作品是把握比较大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最开始的时期。

也有同的地方，尽管处理的是这样一个很大的题目，但王老师非常有创造力、有全局观的历史学专业研究者的办法，就是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从美国的媒体看到这十几年间他们对中国是怎么报道的。当然那个报道肯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他选定特定的问题，这个是由作者自己来选择，由他来裁减。他选定一些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都是我们近代史和现代史叙述里面特别重大的话题。1912-1928年那么多重大的事情，但是王笛选了这些。这个选择非常重要，看出一个写作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个研究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差别就在这里。一个好的写作者、一个好的研究者，一定会选择过去别人不提的一个话题，过去别人没有的一个视角，只有这样才有意思，这才是一种创造。例如书中王伯衡这个人物就是王老师发现的。

（注：王伯衡，一位在巴黎和会前后外争国权的年轻人，他曾向《纽约时报》投书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引来了一番论战。）

王伯衡

历史学家写的内容要自己去发现，而不是读到某本书里面提到这个事、提供这个资料，觉得这个资料很好玩，回去也写一个东西。如果你写得好玩也可以，但是最好的做法就是这个资料是你发现的，这个人是你发现的，而且是你对他做了研究，所谓研究，换句话说就是考证，你要把它考证出来。王老师做了这个工作，这是第一手的工作，这是一个专业工作者做的工作。一般非专业工作者的特点是，他也能找到有趣的题目，甚至也能写出非常好的作品，有的作品非常好，好到跟专业工作者接近，水平相当，甚至他的写作熟练程度更高。事实上，全世界各种语言里面都有这种作品，他不是专门做这个的，结果写得比专业作者还好，作品更受欢迎。但是专业工作者对自己的一个重要要求是，这个题目是我发现的，这个材料也是我自己找着的。这本书里面有几个这样的例子，但是王伯衡这个例子太突出了，简直是整个书里面金光闪闪的一个亮点，太动人了。这里面空间很大，所以我刚才跟王老师说，一定要单独写一本书，哪怕字数少一点，写这个人和这个人所在的时代。

《中国记事（1912—1928）》 王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女性的觉醒

赵健：

正如两位老师所说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旋律，它有很多复调，而这些复调隐秘的节奏要仰赖于王笛教授这样的历史专业工作者，在文献的爬梳当中找到隐秘的线索。

我们也发现中国近百年以来的历史，女性从来没有缺席，而在《中国记事（1912—1928）》里面有一个画面，王笛老师引用美国记者的一句话，“比胜利更重要的，是人的觉醒”，而在人的觉醒当中，尤其女性是更加不能缺席的。这本书里面用很多篇章谈论女性，用细节方式展现中国女性崛起的历史。

王笛：

过去我们写历史的时候，特别是在革命时代、大转折时代，都是男人在历史的舞台上。恰好共产党革命的时候，反而对女性比较重视。我在《中国记事（1912—1928）》中引用的资料，绝大部分关于女性的资料都是由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的观察，而中国人自己对这些女性的变化确实缺乏观察，或者他们认识不到女性的变化怎样反映了中国社会大的转折。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尽量想把女性在大转折时代，特别是普通的女性在大转折时代所受到的影响展现出来。

阅读这书中所引用的资料，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知识。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在中国的好多地区，包括民国时期，妇女在维系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赛珍珠描写的有的妇女并不像我们理解的总是在男人面前唯唯诺诺、绝对地服从。她讲到她家里的一个佣人，对她男朋友的那种关系，看得出来这个女佣人起着主宰的作用。当女佣的男朋友想分手的时候，她甚至用暴力把她男朋友关起来，这样的女性是非常真切的。

王笛作品 《中国记事（1912—1928）》

赛珍珠也描述过社会变化，她讲到一个非常乖巧、听话的小女孩，后来她到县城上学。回来以后放了脚，穿了西式皮鞋，然后开始批评乡间的落后，讲到城市的开化和繁荣。赛珍珠感到某种失落。当然我能理解赛珍珠的心情，她认为，小孩那种过去讲究规矩的说话和表达方式，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当这个小女孩到城市上学后，却逐渐抛弃了这些传统。我在用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没有做价值评判，到底赛珍珠的这种心理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是我希望读者能够从赛珍珠心理的变化看到中国女性的一种变化，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视角。对赛珍珠的这种心态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甚至她对西方文化的那种批判的态度，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

《纽约时报》关于赛珍珠去世的报道。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73。

李敬泽：

看这本书，有的时候真是不胜惊喜之感。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尺度和时间尺度上，假设你穿越到1912年，肯定是目力所及，包括在日常经验中，都会碰到无数事是匪夷所思的，是你不能接受的。当然也正是这样一种感觉，标记着中国在过去一百年来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认知的巨大变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记事（1912—1928）》有一个有意无意的关键词，这还真不是王笛老师用的关键词，是当时所有对中国的观察者们反反复复用的，他们肯定没商量好，但不由自主地，我们看到从1912年—1928年，这么长的时段里，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所有那些报道里常常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用了一个词，用了一个惊叹的、期待的、情感极其复杂的词，叫“觉醒”。反反复复的，1912年一推翻帝制，就说中国在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在觉醒。也就是说，这个觉醒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既是历史的视野，也是当时人们看中国的视野，也是中国人当时看自己的视野，就是“我要觉醒了”。

电视剧 《觉醒年代》剧照

整个这部书提供非常丰富的关于这个觉醒是怎么发生的，以及是怎样觉醒、什么意义上的觉醒，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选择，确实是极为精彩。

比如他讲辛亥革命，“在上海妇女建了一个炸弹厂，给革命军制造炸弹”。革命胜利了，到了南京，她们就去找孙中山，说她们与男人共同战斗，应该得到平等，要求选举权。但是她们得到的回答是，虽然要求是正当的，但是时机还不成熟。一些妇女到访了国会，其中一人砸碎了窗户。孙中山被惊动了，出来做了一些承诺，但他回去继续开会，把承诺完全忘在脑后。一位参加过南京战斗的女战士威胁道，“我们知道如何制造炸弹，也知道怎样扔出去”，那时的妇女真猛啊（笑）。

纪录片 《西南联大》剧照

所以整个来说，包括刚才那几位女性，王笛老师提到赛珍珠认识的那几位女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小人物蹦出来，但是这个小人物所承载的历史的能量和内容非常丰沛。一次大战中，中国派劳工去法国，中国作为参战国做出了贡献。其中赛珍珠所认识的一位女性的丈夫，一个农民，被派去了。不多久，这位农妇非常生气，骂骂咧咧地回来跟赛珍珠说，这个老不中用的，他到法国居然娶了一个法国女人，他会不会把她带回来？带回来以后我给她吃什么？法国人吃什么东西？你看她这个烦恼点也很有意思。像这些，是生活中一个特别小的切片，但由这个切片里饱含着各种各样的世界性的历史的浓度，挺有意思的。

王笛作品 《中国记事（1912—1928）》

中国和西方

赵健：

最后我想请教三位老师一个共同的话题。《中国记事（1912—1928）》，是以外国的文献爬梳国外不一样的语言视角来谈论中国，尤其要请教王笛老师的是，这种以新鲜的视角、他域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对历史写作者或对于历史研究、大众阅读，究竟有哪种层面的参考价值？

王笛：

过去研究中国历史，我们根据的是中文的资料，也就是说通过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历史，现在换了一个角度，这些人是西方人，他们来到中国，他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和中国人所理解的中国、生活在里面的中国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怎么看待不一样，而且怎么避免我们堕入到西方人的陷阱。因为他们到中国来，要不就是旅行者，要不就是采访，可能待十几年，待得短的可能就是几天、十几天，留下来的这些记录我们怎样去处理？

电影 《我的1919》剧照

举个简单的例子，到1920年代，当时中国的反帝运动蓬勃兴起，在中国大家都非常相信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一切的问题都是由于外界所造成的。当时很多西方的媒体、西方的报道指出，因为他们看到问题的实质，说还是中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像军阀混战，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共和，就是在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发生的同时，中国存在两个政府，一个是在北京的北洋政府，一个是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两个政府互相之间政治斗争。他们就看到了，如果中国不统一的话，永远不可能在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站起来。中国内部这种混乱的状况实际上具有某种隐喻意味，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巴黎和会正在开的时候，1919年5月，那时候中国也开了一个和会，由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怎样协调关系，而且中国自己内部的和会也破裂了。但是很多西方人指出，中国要稳定的话，一定要首先解决内部的混乱，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从非常多年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些西方人的观察，确实他们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辛亥革命以后有一个英国人 J. B. Bland，他对中国的前景很不看好，他的中文名字叫濮兰德。《纽约时报》在哈佛大学采访他，他那时候正在哈佛大学教关于中国的课。他是中国通，在中国海关做了好多年。那时候刚辛亥革命结束，大家对中国的前景都非常看好，中国一切都在变，帝制没有了，进入共和。但是这时候濮兰德泼冷水说，中国的共和不可能在一代中间完成。他看清了袁世凯根本不是共和主义者，就是专制主义者。他说那个话的时候，刚辛亥革命结束，果然几年以后袁世凯就要称帝。他到处演讲，在康奈尔大学做演讲的时候，胡适正在那里读书。胡适就很恼火，就说给中国抹黑，对新生共和进行诬蔑。胡适在日记中的记载非常有意思，就说他们要去抵制，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肃清濮兰德的流毒。他做完演讲以后，胡适还站起来质问，你为什么这样不看好中国？濮兰德说，如果一个革命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这个革命就是不成功的。当时胡适非常不认可，把对濮兰德的不满记在日记中。很多年之后再看，其实胡适那一代有不成熟的地方，认为一个革命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写的那些小说，从最底层反映了中国共和革命的不成功。从这个例子，反映当时的中国人，包括这些中国的年轻人，没有看到中国社会变化的这种艰巨。

李敬泽：

我是觉得一种文化或者一段历史，特别是现代以来，任何一种自我的发育和发现，其实都是在和他者的对话、争辩，和他者的关系里确立的。包括我们自己，不可能想象没有他者，我也不需要考虑他者，我这个自我在成长。全无他者的这个自我要得病的，肯定要出问题的。我们的整个现代进程，恐怕也正是在和他者相互对照、相互对话、争辩，乃至斗争中，我们才会不断地发展自我，不断地自我发现、自我成长，对人是这样，对历史也是这样。

王笛作品 《中国记事（1912—1928）》

罗新：

正像王老师在这个书里呈现出来的，在那十几年里面中国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更不用说跟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比，也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要说，这些变化不会是瞬间发生的，它是许多人，不止是那些帝王将相，那些在舞台上的，那些我们今天知道名字的，那些网红打卡的人，不止是他们，他们也努力了。是更多的人，更多上不了这些台面的人，更多被人遗忘的人，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促成这些变化。

公号封面图来源：《我的1919》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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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初审：张 瑶

稿件复审：张 一

稿件终审：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