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那么多银子，现在为什么消失不见了？考古学家给出答案

顺治三年，江口镇一带下着雨，水面起了雾。张献忠带着残余的“大西军”，从成都撤退，打算走水路南逃。

就在彭山县江口段，猝不及防，水面出现伏兵。明朝降将杨展早已埋伏在此，一声令下，乱箭齐发，火铳轰响。

张献忠反应不过来，只能匆忙让押运银锭的木船迅速南撤。可惜水势湍急，大火弥漫，几艘装满金银的大船，沉入江底，归于沉寂。

江口沉银的传说，从清初流传至今，终于在2005年被施工人员无意间挖出头绪。后续的考古发掘中，大量明代银锭、金印、兵器、玉器陆续出土。这些银锭中，有“大西”字样清晰可见，考古专家确认，这批文物就是传说中张献忠的水路财宝。

银子，在这起历史事件中，不再是通货，而是战争机器，也是掠夺所得的象征。那些明朝宗室的家财、地方官绅的银库，被张献忠倾囊收走。

他的兵力不及李自成强，但在掠夺和杀伐上，却更狠、更直接。明史中记载，他在进川后大肆清洗官员与百姓，将宗室“荣王、楚王、吉王、桂王、岷王”所辖地彻底清空。

凡属反抗者，不问老幼，一律诛杀。剩下的人，也难逃被征粮、被征银的命运。张献忠当时甚至将四川成都官员家产细分，列为“银锭封籍”，每月抽调，成车押往大西国库。

他搜集到的金银，除了补给兵饷，大部分铸成银锭装入木船，从成都顺水南下，计划运往贵州、云南交界地带。因为他清楚，清军已经攻进川中，陆路被堵，他只能选走水道。

但江口一役，打乱了所有部署，银锭、金器、兵力，一并折损水中。数百年后，考古队员才陆续捞出这些埋藏的财富。

这只是中国古代白银“消失”的缩影之一。白银大量被搜刮、被藏匿、被掠走，甚至因战乱沉入河底。

在张献忠之前，明代中晚期的官银就屡次因战争而“失踪”。而在张献忠之后的清代，白银又在另外一条路上慢慢“消散”——外流。

嘉庆十九年，也就是1814年，清朝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明确指出白银正在大量流出国门。他称：“洋商引银入地，设局藏利，令中土白银如河奔洋。”他的担忧不是无的放矢。

在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洋商已不再用丝绸、茶叶换货，而是直接带来银元，用以套利，再带走中国的足色银两。

当时的西班牙银元、大英银圆，成色往往低于中国的银锭，重量也轻。但在通商口岸，因银元“洋气”，而且方便找补尾款，慢慢开始替代纹银成为交易主流。

这就导致一个局面：中国百姓手中越来越多的是成色不足的外国银元，而地道的中国银子被外商以各种方式偷偷带走。

户部对此极为忧虑，但地方官如两广总督蒋攸铦却有不同看法。他上奏皇帝称，行商有官府监管，不敢擅自偷运银两，且洋商并无套利空间。他举了广州市面上银元兑换银锭的价格，说折合下来差距很小，不足构成严重危害。

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乐观低估了洋商走私能力，也高估了地方行商的规矩性。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不少牙行早已被洋人收买，暗中替其转运白银出洋。

鸦片战争爆发后，苏楞额的担忧变为现实。英国人用一船一船的鸦片换走成吨白银。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下《南京条约》，赔银2100万两。中国白银以“赔款”的方式，被正式送往西方。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老子这句话放在白银历史中，再适合不过。聚集白银的政权，往往伴随着对民间的盘剥与暴政。而白银流出的时代，则意味着国家被迫开放、屈辱签约、经济被掏空。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白银外流进入更激烈的阶段。到了《辛丑条约》，中国赔款数额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

每年单利4厘，换算起来，清朝一共要支付约9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十倍，甚至需要全国人民分摊。

在这种背景下，白银不仅从朝廷银库中流走，也从民间消失。民间用银锭、银元交易的习惯渐渐被打破，不是因为人民愿意，而是因为“银子变稀了”。

除了赔款，白银也因为币制改革逐渐退出流通领域。1935年，国民政府宣布施行“法币改革”，彻底废除银本位制度，发行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纸币。白银不再是通货，而成为国家储备资源。此时距离张献忠江口沉银，已过去近三百年。

这场改革由宋子文主导，是当时国民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急策。1930年代，因美国实施《白银采购法》，国际白银价格飞涨，中国白银不断被出口，国内银荒严重。

民众提银、惜银、囤银，纸币难以流通，经济几近停摆。宋子文便提出以法币代替银本位，禁止白银流通，强制征收民间银锭换纸币。

这场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云南、贵州等边疆省份反对激烈，因其仍习惯银元流通。地方金融混乱，反而让不少百姓吃亏——手中银锭被征收后，换来的法币在物价飞涨中快速贬值。而大城市中产家庭，原本用银锭压箱底做嫁妆或抵押，政策一来，直接被迫上交。

这一历史节点，成了中国白银退出市场的终点。从汉武帝时白银开始尝试成为货币，到张献忠铸银锭、再到鸦片战争赔款与法币改革，这条白银消失的轨迹，横跨两千年。

历史留下了痕迹，也留下了真金白银。张献忠的沉银，如今在四川彭山江口博物馆中陈列，静静躺着，不再流通，却讲述着它们曾经历的动荡与血雨腥风。

嘉庆年间的银两外流，被旧档案记录在奏折中，一字一句，带着焦虑与无奈。1935年的法币公告，如今在南京国民政府旧址还能看到，被贴在布告栏上，斑驳褪色。

考古学家挖出银锭的时候，也许没想到，它们沉没江底的那一刻，是一次王朝的终结，也是白银货币地位崩塌的伏笔。

中国那么多银子去了哪里？去了战争、去了赔款、去了制度崩溃之中。它们消失于市场，却不曾从历史中抹去。

白银不再是货币，却仍是研究中国社会、财政、战争、外交、经济的重要证据。它的消失，并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新的认知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