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愿将吴石判死，刘咏尧遭蒋痛恨，家族蒙难，晚年幸亏有刘若英

1998年8月，刘咏尧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弥留之际，曾短暂醒来，要求家人将他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证书和吴石案审判侧记手稿放在枕边。当护士为他擦拭额头时，发现老将军眼角挂着泪珠，嘴唇翕动着重复“判死缓刑”四个字，直至停止呼吸。

刘咏尧保存几十年的吴石案审判侧记手稿，对老将军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份手稿的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悔”、“憾”、“辜”等字样，与正文的钢笔字迹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那钢笔字是严酷的，衬托出的是铅笔字的愤恨与痛苦。

刘咏尧对吴石案难以释怀，不是在弥留之际才泛起的，他的孙女刘若英后来在采访中透露——爷爷晚年常对着泛黄的照片发呆，照片里，吴石将军正指着地图讲解，爷爷站在旁边记笔记。他们之间仿佛有着跨越生死的精神共鸣，爷爷的发呆，既是一种凭吊，也是对那一段历史无言的、饱含遗憾的凝视。

1950年3月，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因传递《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核心情报被捕。蒋介石亲批“从严、速审”，并指定二级上将蒋鼎文任审判长，刘咏尧与韩德勤为审判官 。此时的刘咏尧已官至国防部次长，是黄埔一期最年轻的学生，素以“儒将”著称。

面对这起被定性为“叛乱”的铁案，刘咏尧并未急于定罪。他耗时一个多月，逐条核查保密局提供的证据链，发现吴石虽传递情报，但未直接导致军事失利，且其清廉程度令人动容，被捕时家中仅搜出10两黄金，而且一部分已寄给阵亡将士家属，远低于同期国民党高官贪腐水平。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吴石在酷刑下左眼失明仍坚贞不屈，审讯中只字不提组织成员，只反复强调“问心无愧”四个字。

出于良知与对军人信念的尊重，在评议此案时，刘咏尧明确提出，“吴石所为出于信念，非为私利”，主张“可杀其志，不必夺其命。”他的这一提法，后来被称为“台湾白色恐怖”下一道散发人性的微光。

1950年4月，在吴石案的初审中，刘咏尧联合蒋鼎文、韩德勤提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建议。在当时，刘咏尧给出了三点理由：其一，吴石曾参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抗日战役，战功卓著；其二，其传递的情报多为战略部署，旨在减少平民伤亡，未造成即时危害；其三，保留活口，可为未来两岸和谈预留空间。

这是公开的说法，私下里，刘咏尧在审判侧记中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今日笔下有千秋史笔，亦有人命关天，吾人宁负上意，不负天理。”

然而，由刘咏尧主导的这一判决建议却彻底触怒了蒋介石。1950年6月7日，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审判不公，蒋刘韩为罪犯说情，应即革职”，并绕过正常司法程序，直接签发了“立即执行死刑”的密令。

在蒋介石的粗暴干涉下，1950年6月10日的再审现场，彻底沦为政治表演。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法庭仅用十分钟便完成审讯，草草宣判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四人死刑。据当时在场的书记员回忆，刘咏尧在宣读死刑判决时“声音颤抖，钢笔数次划破纸面”，而在吴石被押离法庭的瞬间，刘咏尧突然起身整理军帽，这个本应庄重的动作却因过于用力导致帽徽歪斜。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刘咏尧在签署死刑执行令时，特意用红笔在“立即执行”四字下方画了三道着重线——这与他在初审报告中“死缓两年”的蓝笔批注形成刺目对比。事后，刘咏尧的副官发现其办公桌上留有指甲掐出的痕迹，而他当天的日记仅写着吴石的绝笔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字迹疑似被泪水晕染而难以辨认。

吴石就义后，很多人后来知道，陈诚暗中对吴石的妻儿伸出了援手，但是几乎无人知道，刘咏尧暗中也在用他的方式来救济吴石的妻儿。

1950年7月，他利用国防部次长的职权，特批吴石小儿子吴健成进入台北建国中学就读，并通过军需署以“阵亡将士遗孤”的名义每月发放150元补助——这一金额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月薪的三分之二。更鲜为人知的是，他曾托人将吴石珍藏的《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内藏吴石2000字遗书）辗转交给其夫人王碧奎，而画册封面的“不负家国”题字正是刘咏尧的笔迹 。王碧奎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到，她出狱时收到一个匿名包裹，内有吴石生前未完成的《兵学辞典粹编》手稿和一张写着“善存之”的纸条，笔迹与刘咏尧的审判侧记完全一致。

陈诚对吴石妻儿施以援手，更多的是因为旧谊；刘咏尧则不同，严格地讲，他与吴石之间只是泛泛之交，吴石就义，他向其妻儿伸出援手，更多的是出于正义，以及对吴石的钦佩。

1924年5月，15岁的湖南醴陵少年刘咏尧虚报年龄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成为同期最小的学员。此时的吴石虽未直接就读黄埔，但作为福建北伐学生军的骨干，正活跃于护法运动前线。两人的命运在1926年北伐途中首次交汇，刘咏尧随东路军攻打福建时，结识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参谋长的吴石。在漳州战役的间隙，吴石手把手教刘咏尧绘制军用地图，而刘咏尧则将自己的黄埔马术训练心得倾囊相授。这种战场上的互助情谊，为两人日后的交集埋下了伏笔。

全面抗战爆发后，两人在重庆再次共事。吴石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负责对日情报研判；刘咏尧则任军政部人事司司长，主管军官铨叙。1939年冬季攻势期间，吴石在作战会议上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策略，刘咏尧在会后主动找到他，表示“此计虽缓，却能破敌锐气”。两人随后联名向蒋介石提交《关于建立战区兵站体系的建议》，推动了战时后勤网络的完善。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1943年开罗会议筹备期间，吴石作为军事顾问团成员参与文件起草，刘咏尧则负责协调盟军将领的接待工作。在重庆黄山官邸的一次夜谈中，吴石指着军用地图对刘咏尧说：“战后若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我愿解甲归田，去福建种树。”这句不经意的感慨，成为两人理想主义情怀的真实写照。

但现实很残酷。

随着国共内战爆发，两人的政治立场逐渐分化。吴石在1947年逐渐转向，开始利用国防部史料局局长的职务之便，向中共传递《全国军事部署图》等核心情报；刘咏尧则升任国防部次长，负责军队整编与后勤补给。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刘咏尧在南京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吴石作为参会代表，表面上汇报战情，实则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计划通过秘密渠道传给华东野战军。这种“同堂异梦”的场景，成为两人关系最具戏剧性的注脚。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刘咏尧奉命将故宫文物与黄金储备运往台湾。在上海码头，他与负责押运的吴石相遇。刘咏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吴石）穿着破旧的中山装，眼神里既有对故土的眷恋，又有赴死的决绝。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除了这个难忘的身影，刘咏尧还记得，在一次机密会议上，吴石当面质问奉命调查“赤色渗透”的刘咏尧：“你我都清楚，真正的敌人不是共产党，是这个腐烂的政权！”

这样的质问，让刘咏尧的内心深受震撼，所以，当吴石案爆发后，在内心深处，他很难将吴石认定为“叛逆”，因为他能深切地体会到，吴石反国民党，不是狭隘的党派之争，而是止损爱国，是为了国家统一，不负苍生。

据说，在审理吴石案的时候，刘咏尧私下里还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互残，明日何以面对黄河两岸的百姓！”

作为黄埔一期生，刘咏尧内心很清楚，在1950年这个异常敏感的历史时刻，公然违背蒋介石的意志，自己以及身后的家族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历史的残酷有时候就残酷在这里，一句公道话就能压死一个有良知的人。

蒋介石对刘咏尧在吴石案上的态度，不仅失望，而且愤怒，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这个黄埔一期生的忠诚。

蒋介石对刘咏尧下手极快，吴石案还未作最后的宣判，刘咏尧已被掳去实权，调任陆军中将战略顾问，就此成了冷板凳上的闲人。

办公室从国防部大楼迁至阳明山的闲置小楼后，刘咏尧每日只能通过读报了解时局，据那一时期的身边人说，他看过的报纸边边上经常写满了：“杀人者终被杀，救一人算一人”等小字。

面对黑暗政治、残酷现实，刘咏尧在做悲愤感慨的时候，大概没能意识到秋风瑟瑟之后就是残酷寒冬，继吴石案之后，他和他的家族还要承受更大的劫难。

刘咏尧二哥的儿子刘国毅是长期在香港活动的中共地下党。1950年代初，他以探亲为由申请赴台，并请求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的刘咏尧提供担保。刘咏尧出于亲情为其出具保证书，协助刘国毅顺利入台并安排在国防部下属部门任职。然而，刘国毅到台后因涉嫌传递情报被台湾情报机构监控，在吴石案审判后暴露身份，于1950年代中后期被处决。

刘国毅被处决后，台湾当局以“知情不报”和“庇护匪谍”为由对刘咏尧展开调查。尽管刘咏尧声称对侄子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但因其在国民党内的高级职务和直接担保行为，仍被追究责任。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由此，刘咏尧彻底被边缘化，被迫退出了国民党军政核心圈层。

1951年4月，刘咏尧到台湾大学做兼职教授，教授军事理论，其课程内容从过去的《国防战略》逐渐转变为《战争与和平》。台大的学生们回忆，他常在课堂上突然停顿下来，指着窗外的椰树说：“吴将军当年在南京，也爱种这样的树。”

1968年，刘咏尧因公开反对“反攻大陆”军事演习，再遭打击，从此淡出人们视野。此后二十年，他深居简出，唯一坚持的是每月前往台北市立图书馆抄写《四库全书》，尤其专注于文天祥《正气歌》的不同版本校勘，这种近乎苦行的行为，被其长子刘纬武解读为“用文字赎罪。”

1993年，84岁的刘咏尧不顾台湾当局阻挠，以“和平统一协进会名誉团长”身份访问北京。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罕见地谈及吴石案，说了这样的话：“审判不是司法，是政治。我们三个审判官，其实都是被告。”

当记者问他，对于吴石案，当年为何坚持死缓时，他只说了一句：“军人可以服从命令，但不能失去良心。”

这段采访录像被台湾情报部门列为“禁片”，但录音稿被其孙女刘若英收录在后来出版的家族口述史《我爷爷》中。

刘咏尧的晚年，虽然落寞，但在精神上却是有慰藉的。

他的慰藉，就是他的孙女刘若英。

刘咏尧的长子刘纬文，毕业于厦门海军官校，曾任海军舰长，随父赴台，退役后投身影视业，创办公司并撰写剧本。他与韩国华侨张树兰结婚，生下刘若英姐妹，但因感情破裂在刘若英两岁时离婚。

刘若英的父母离婚后，她便被祖父刘咏尧接到台北厦门街的将军府抚养。刘咏尧虽为黄埔一期名将，却对这个孙女展现出铁汉柔情。他常穿着旧军装，手把手教小刘若英写毛笔字，一撇一捺间融入《正气歌》的家国大义。每到周末，刘咏尧会带着孙女到淡水河畔散步，指着对岸的观音山说：“那里就是大陆，爷爷的老家在湖南醴陵，有漫山的油菜花。”这种潜移默化的故土教育，让刘若英从小就对海峡彼岸充满向往。

刘咏尧身边的副官们戏称刘若英为“将军的将军”，因为她总能让这位严肃的老人露出笑容。有一次，刘若英偷偷穿上祖父的上将制服，腰间别着木制手枪，在院子里模仿阅兵式。刘咏尧撞见后非但没有责备，反而立正行了个军礼，逗得全家哈哈大笑。这种亦师亦友的相处模式，成为刘若英童年最珍贵的记忆。

刘咏尧虽出身军旅，却十分注重文化修养。他的书房里，《孙子兵法》与《昭明文选》并列摆放，墙上挂着自书的“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受此熏陶，刘若英从小就对文学艺术产生兴趣。刘咏尧会在饭后给她朗诵《赤壁赋》，并讲解其中的军事谋略；也会带她去听昆曲，教她辨别“水磨调”的抑扬顿挫。这种跨领域的启蒙，为刘若英日后的艺术创作埋下伏笔。

1988年，刘若英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刘咏尧特意送她一套《资治通鉴》，扉页上题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当刘若英决定投身演艺事业时，刘咏尧虽有些意外，但仍尊重她的选择。他对孙女说：“艺术和军事一样，都需要勇气和坚持。”这种开明态度，让刘若英在滚石唱片做助理时，始终保持对音乐的热爱。

后来，刘若英常到大陆拍戏，刘咏尧总是对孙女说："你去大陆拍戏，是身负两岸和平的重任。"

1998年，刘咏尧因肾衰竭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刘若英推掉所有工作，日夜守护在病床前。她发现，祖父床头总放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几十套邮票，每套都标注着年份和纪念意义。原来，刘咏尧从刘若英出生起，每年都会为她收集一套邮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孙女了解世界。在最后的时光里，刘咏尧总是用颤抖的手指着窗外的明月，对刘若英说：“记住，我们的根在醴陵……”

祖父陷入弥留之际，祖母让刘若英给祖父唱歌，刘若英唱了祖父最喜欢听的《绿岛小夜曲》，在后来的采访中，刘若英说，听到她唱《绿岛小夜曲》，祖父的眼角流出泪来，然后就走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情郎哟你也在我的心坎里飘呀飘。”

刘咏尧去世后，长子刘纬武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父亲刘咏尧珍藏的吴石绝笔诗复印件以及当年为吴石求情的手稿。

这份泛黄的信笺上，“若必杀之，请先夺吾阶”的字迹，依然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