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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1950年，上海刚解放没多久，一艘渔船在吴淞口失踪。

船上没尸体，只留下半截电台、几袋大米、和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头。

特务，是回来了？还是从没离开？

渔船出事

1950年2月，一封内部情报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有人举报：吴淞口，一艘渔船被人劫了。

这艘船原本是从崇明岛出来的，装着咸鱼、大米和盐。

傍晚六点离港，按理三个小时内能靠岸，可第二天中午还没影儿。

船主的家属急疯了，公安派出水上巡查，只在江边打捞到几样东西：半截电台、一条破毯子，还有一个火柴盒。

那电台是重点——短波制式，美制，电池新换过。

火柴盒里头装着密封纸条，写着几个字母和数字，像密码，像指令。

事不对劲，调查开始。

水上分局联合特行科调出沿江旅社入住记录，追踪发现：案发前，有两拨外地人同天登记入住，地址空白，证件编号一样。

两组人马，一组潜伏在邑庙区，另一组去了闸北附近的棚户区。

住三天，买了不少物资，大米、香烟、军毯、盐，报关单也打好了，像是在为一支队伍做出海准备。

线头牵到这儿，肖阳出场，三十出头，上海市公安局特别行动组组长，行动风格简单粗暴，能打就别磨叽。

肖阳三小时内定下方案：“海上截、陆上围、全线压。”

炮艇调走两艘，在吴淞口设伏，陆地三路出击，直插邑庙和闸北。

晚上九点半，第一个点位失手。

公安冲进邑庙区旅社，嫌疑人居然提前半小时跑路，床上留下个烟头和一根竹签，窗外棚子上踩出泥脚印，有人通风报信了。

十分钟后，闸北得手。

三人窝在出租屋内，一人还在拆包装箱，箱里全是罐头、药品和硬币。没带武器，没反抗。

随身带的笔记本记着一串代号，“金六、寒鹰、白鹤”，这是特务在干战时情报补给。

凌晨一点，炮艇拦下一艘即将出港的渔船，抓获两名看守者，船舱底部藏着一部，备用电台和五套民兵制服。

再回收陆地线时，有人终于咬住了关键名字——“瞿金卫”，老上海人，真名许经纬。

曾是保密局江浙行动组成员，逃亡两年未归，公安锁定目标，凌晨五点，突袭第三处藏身地——东余区一处废弃仓库。

许经纬被当场压制，没带枪，但身上缝着一张藏匿点手绘地图。

案子炸了。

寡妇、商人和一栋楼

人带回来后，肖阳没多话，直接把许经纬关进老特工改造室。

第三天下午，许经纬开口，第一句话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名字：“王阿伯。”

“他还在……在闸北，白胡子，晚上才出门。”

王阿伯，本地谁都知道这号人，天天背着个箩筐捡瓶子，住在棚户区破铁皮屋。

但情报科一查，他跟1950年前离沪的保密局海务组有联系。

蹲点开始，连续五夜，公安蹲在棚户区附近，第四夜，王阿伯深夜离家，沿弄堂一路东行，进了邑庙区——一户寡妇家。

寡妇名叫吴秀娟，丈夫战乱中阵亡，靠帮人缝衣服养活自己。

她家有两道门，后门通小巷，没人注意过，次日中午，她拎着一只热水瓶出了门，半小时后出现在新成区的一栋洋楼前。

洋楼是典型民国建筑，登记房主叫刘斌，五金商，调档一查，刘斌曾在南京活动多年，1949年突然迁居上海。

商号没交易记录，但有大量货物流动，进的是电台零件、干粮、皮带和火药。

吴秀娟进去半小时才出，再出来时，水瓶空了，纸袋鼓了。

肖阳派人悄悄查洋楼内部，一楼做铺面，楼上有暗道通屋顶，墙里掏空成暗室，刘斌不是老板，是上海站的外围联络员。

三人线终于对上：

许经纬——行动组头目，王阿伯——旧线身份伪装者，刘斌——补给和资金线持有人。

行动计划定下，约定的接头日，就是抓人日。

刘葆珊——就是王阿伯——通知刘斌“周五晚有货装船”，照旧走寡妇家，肖阳调集30余人布控三处。

当晚，刘葆珊果然来敲寡妇家的门。

后门刚一推开，两人被制住，刘斌在洋楼三楼看风，没来得及跑，前后楼梯早有人堵死。

三人全落网，许经纬在局里看到刘葆珊，愣了半天没说话，刘葆珊咬牙，只吐一句：“我不怕。”

“你怕不怕不重要，你的‘三线计划’，我们已经知道了。”

刘葆珊脸色顿时变了。

三线渗透

许经纬被反复审问，情绪崩溃得很快。

那张地图没白画，上面清楚地标了四个点，舟山、大陈岛、上海、苏北。

公安对着这些点一一核查，线头越抽越多，海上、农村、城市三条路线，不是随口编的，而是实打实部署出来的计划。

这不是单人作战，是系统运作。

刘葆珊是总负责，1948年开始就在舟山训练小队。

表面是在“自保”，实则利用渔船、货船伪装，从福建偷运物资过来，再从吴淞口转发。

1949年舟山解放前，这支队伍劫过3艘船、偷渡过14人、带回7部电台。

舟山一丢，刘葆珊没走，没去台湾，也没投靠大陈岛，潜回来，直接钻回上海。

原计划是“冬藏夏动”——冬天藏人，夏天动货。

每一线都设固定联络点，一层套一层，没人能知道全貌，除非抓住总调度——许经纬，或者刘葆珊。

问题是，就算人抓住了，这种网络不能靠供词，还得靠证据。

肖阳做了一个决定：顺线往苏北查。

三天后，张家港渔民报案，说有两人持假证登船，被他们识破后跳水逃跑。

公安调集巡逻艇，在河湾捞起一人，送回上海，名字叫陶培春，曾是海上游击队的联络员，身上有一块嵌着芯片的怀表，能转频段。

人带回来没撑过两天，全招了。

他负责“江口联络点”，每次接货都记代号，公安调出所有江口附近船只，逐一过筛，发现六艘渔船的船主登记信息，与真实身份不符。

全是伪装，渔船就是运货专用，吃水深、船尾藏舱、电台藏在舱板下，船工三人一组，每人报酬二十块黄金。

这一套下来，连夜抓人，拆船，封港，一共查封船只18艘，起出电台5部、子弹700多发、干粮一吨、成箱的地图资料。

“保密局的上海站，不是残兵败将，是活着的地下司令部。”

那句话从杨帆口中说出，没人敢接。

全线崩塌

刘葆珊被捕后，抵死不认，三天不说话，只喝水不吃饭，可不是装样子，是有准备的。

他嘴里那块假牙，其实是小胶囊，里头藏着烈性药，差点就吞了。

不过有人比他先倒了。

刘斌一开始咬牙不语，可仓库被搜出两本账本，封皮藏在地板夹层里。

账本写得密密麻麻，收支明细标注“Y”“M”“Z”等字母，交叉对比，正是三条线路的经费代号。

账簿一出，刘斌心态崩了。

他交代了部分“外围名单”，三十多人，在上海各处活动，有人开商店，有人做拉货生意，有的在剧院当舞台工，还有人混进码头装卸队。

名字一一落实，连续抓捕半月，全线共计捕获嫌疑人97名，其中确认核心骨干18人。

这些人，分属“前哨、回音、代号、风眼”四组，任务不是打枪，不是破坏，而是日常打入、供给物资、传递情报。

他们活在人群中，比战时特务更难辨认。

刘葆珊终于开口，在一个没有照明的审讯室，他低声说：“你们能抓住我，说明保密局已经完了。”

说完这句，刘葆珊咳了两声，闭口不语。

可这句就够了，公安早已布控全国，将他供出的所有路线，同步发往各地，舟山、大陈岛、南京、福州、台州等地全线封查。

那年六月，上海市公安局发布通报：保密局上海站正式瓦解。

从刘葆珊被捕到最后一人落网，一共116天。

从三条线索——渔船、寡妇、账簿，抽丝剥茧，直到行动网络全面击碎，前后动用警力超过六百人次，船只四十余艘，监听设备十一组。

这场战斗，没有子弹乱飞，却比正面战场更险，每一处慢半步，就可能全盘皆输。

1950年这场隐蔽较量，让我们看到了公安部门缜密、果敢的实战智慧，也警示后人：保卫国家安全，必须时刻警觉、寸步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