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生态政治”或重塑亚洲

刘迪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东京代代木一隅的小编辑部办过一本医学杂志，常替亚洲各国的医生和护士牵线搭桥。那段岁月让我确信：凡关乎生死，人类最容易放下成见。

21世纪，人类的处境愈发脆弱：疫情频仍，气候反常，供应链一再崩断，社会也时常失衡。人们发现，危机早已不再孤立降临，而是以多重风险叠加的方式逼近。生命质量遂从部门事务，上升为社会稳定与区域秩序的战略问题。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也从“维持秩序”扩展为“护生命、保福祉”。

传统政治学关心的是“谁统治谁”，而今日的政治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如何共同活下去”。治理的成败，不再只看效率和权力分配，而是还需要看能否守护人的呼吸、尊严与未来。

在大流行病、气候危机与资源紧张的压力下，政治正转向生命与生态的双重治理。“生命—生态政治”成为理解当下与未来的钥匙：它既关切人口健康、老龄化、公共卫生等“如何活”的问题，也关注气候、资源、环境等“能否长久”的问题，把“人能活得好、环境能支撑久”确立为政治首要任务。

亚洲正是这一命题的试金石。超强台风、跨境疫情、巴基斯坦洪水、曼谷雾霾都提醒我们，风险已成日常。可惜许多国家的健康与福祉仍在政策清单末尾，跨部门协同缺位、数据标准各行其是，长期问题往往以“紧急状态”处理，最终让弱势群体承担最大代价。

我旅居东京30余年，亲历酷暑年年逼近。2025年东京首次录得连续10日高温超过35℃，创下1875年以来新纪录。各种异常气候与疫情叠加，深感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态”的日常。

未来30年，亚洲将面对人口结构变化、气候与生态危机以及公共卫生系统韧性的挑战。
其一，人口结构急转直下。东亚和东南亚多国将在2030年代步入超级老龄社会，财政与劳动力同时承压。如何既托住老年福祉，又释放年轻人的创造力，决定了能否避免“老龄化陷阱”。慢性病与心理困境日益堆积，使生命政治不得不超越“救命”，转向“活得好”。

其二，气候与生态危机。 洪水、干旱、台风、热浪已成常态，水源、土地、冰川在悄然流失。空气和河流的污染跨境流动，单一国家无力阻拦。亚洲必须将气候、空气、水、土壤纳入安全定义，建立超越国界的治理机制。

其三，公共卫生韧性。 新冠疫情暴露应急体系碎片化：协同不足、数据不互通，反应迟缓且代价高昂。未来威胁可能更复杂：耐药菌、气候病、下一轮大流行随时到来。数字治理虽提高效率，却引发隐私与权利争论。如何在效率与公正之间取舍，如何从“战时动员”过渡到“常态防护”，都是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

生命—生态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学有三处不同：它关心的不是权力归属，而是生存条件；它的治理对象不是单一国家，而是“人＋环境”的整体系统；它的成败不以制度效率论，而看能否延续共同体的生命。由此也可提出三条基本原则，即生命优先、生态正义、协同治理。 其意义不仅在于提升治理韧性，更在于确立以生命与生态为核心的新政治范式，为人类社会的持续繁荣奠基。

亚洲是世界人口与经济的重心，任何生命与生态危机，一旦失控，必然外溢全球。所幸亚洲区域合作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如“东盟+3”的传染病信息共享、中国的“健康丝绸之路”等。下一步，亚洲可以设立区域卫生应急基金、共同气候数据中心，推动跨国疫苗研发与储备，形成应对气候灾害的联合预警平台。这些低敏感度的公共品合作，不仅能降低各国单独应对的成本，还能在实践中积累互信，培育共同体意识。

在数字化浪潮之下，亚洲也应把人工智能（AI）纳入生命—生态共同体的议程。AI 已在疾病预测、远程诊疗、药物研发和应急调度中展现潜力，但缺乏统一的伦理与技术标准。若能推动区域层面的AI与医学教育、医疗应用标准的研究和互认，不仅可降低技术碎片化的风险，也能确保算法透明、公正，避免加剧健康不平等。这将使“共同生存”从数据层面落地，并为全球AI治理贡献亚洲方案。

与地缘政治议题相比，生命—生态议题敏感度低、共识度高、外溢效应强，是推动区域合作最现实的突破口。若能率先建设“亚洲生命—生态共同体”，就能把“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落到实处。先从健康、生态这些低敏感度领域起步，用可衡量、可扩展的合作机制积累信任，再引导区域一体化迈向更高层次。（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