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梁思成的方案当年被采纳，北京会成为世界最宏伟的千年古都吗

在2004年，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工程宣告完工。工人们给嘉靖年间的老城砖刷上了新的油漆。要是梁思成看到这样的场景，大概会苦笑着摇头。他在1953年对吴晗说过以后后悔了也只能建造假古董相关的话语，没想到竟然变成了现实。

说来颇为奇怪，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原本存在着绝佳的机会。1948年的冬夜，有两个解放军干部敲响了清华园新林院8号的门，要求梁思成在军用地图上标注需要保护的建筑。那时候在炮口之下都能够得以保全的古城，却在建设的浪潮之中被拆除得比战争时期还要迅速。这样的反差具有历史的幽默感：最为危险的时候反倒最为安全。

我认为梁陈方案最为巧妙之处在于使时间成为了助力。他们建议将行政中心向西迁移到五棵松，把整个旧城当作博物馆，在城墙的顶部种植丁香和蔷薇，让它转变成为立体公园。这样的思路如同下围棋一般，为未来预留出充足的空间。但是在那个时候，更多的人更倾向于象棋那种直来直去的方式。

方案被拒绝不只是因为理念方面存在冲突。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北京的垃圾堆到了34万吨，粪便有61万吨。新的政府哪里会有多余的钱财去另外建设新的城市？黄艳后来进行反思的时候说，从农村过来的政权原本就不擅长对城市进行管理，更不要说从头开始规划新的城市蓝图了。这样的现实困境就好像一个饿汉面对着满汉全席，最终还是先去抓取窝头会更加实际。

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建议以天安门作为中心进行扩建，拆除城墙来修建大路，把城里填满工厂。这个思路是从莫斯科的经验而来的。可他忽略了北京并非是一张空白的纸张，而是一件已经绣了八百年的缂丝袍子。最为讽刺的是，他们一方面夸赞古代市政完备，另一方面又建议将其推倒重新来过，如同欣赏完古董瓷器之后，接着就说要把它熔化掉去打造锄头一般。

梁思成的预见性体现在许多细节之处。他曾经表示长安街拓宽120米是过宽的，还提及小脚老太婆过马路会有困难。当下观察早高峰东三环的车流状况，仿佛提前对如今的困境进行了推演。他对于城墙规划的39.75公里环城公园更为出色，其长度比纽约中央公园长四倍之多，在环城公园之上能够行驶自行车，在其下方可以通行地铁。这样的立体思维，放到现在来看仍然是非常新颖的。

但真正让方案消失的，或许是时代情绪。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急切地想要把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看到飞檐翘角就认为是封建的残余。有官员直接辱骂城墙是套在社会主义脖子上的锁链，还组织三轮车夫来控诉城门所欠下的血债。在这样的氛围之中，谈论文化遗产如同在饥荒的时候夸赞摆盘艺术。

后续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值得去进行琢磨的。1952年从长安左右门开始进行拆墙运动，一直到1965年修地铁把内城完全铲平。2015年北京市委搬迁到通州，如同用空间上的位移来承认核心区域已经处于超载的状态。这种迂回的印证，相较于直接认错，更能体现出历史辩证法所具有的那种狡黠。

这样一看，梁思成所说的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他是正确的这番话语，如同投入时间河流中的石子，直到现在才听到回声。在2024年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当年他竭力守护的脊梁，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珍宝。他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所书写的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内容，也变成了当下城市规划的黄金法则。

或许真正的遗憾并非在于没有采用方案本身，而是在于错失了另一种可能性。如同罗哲文所说，如果古城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那么它将会是世界上唯一完整保留、规模最为宏大、气势最为壮观的历史文化名城，即便是现在的巴黎、罗马与之相比都远远不及。

历史不存在假设。当我们在复建的永定门下等候车辆的时候，需要牢记：真正的智慧其一在于能够抬头了解星空的运行规律，其二在于能够低头避开前人所走过的坑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