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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尔》中的一个场景。

《星球大战》系列，尤其是其衍生剧集《安德尔》，再次证明了自身作为一部关于起义的丰富文本。该剧集深入探讨了叛乱的复杂性，为我们提供了一堂生动的课程。

在叙利亚内战初期，一位记者朋友报道了霍姆斯附近一起明显由政府军制造的大屠杀。然而，出版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该媒体的一位亲政府叙利亚同事坚持认为，这起屠杀是反对派的伪旗行动。面对相互矛盾的报道，编辑们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最终发表的报道对凶手和伤亡人数均未明确指认。现场画面最终提供了更多证据，证明屠杀系政权所为。

在托尼·吉尔罗伊执导的《安德尔》中，这部极受欢迎的《星球大战》衍生剧集最近结束了第二季（也是最后一季），剧中角色蒙·莫思玛站在银河参议院前庄严宣称：“真相的死亡是邪恶的最终胜利。”她所指的是戈尔曼大屠杀，期间帝国在制造的骚乱中杀害了数千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参议员将此称为“无端种族灭绝”。伤亡人数和责任方当然遭到帝国的否认。

在之前的剧集中，观众看到记者们复述经过编排的亲帝国宣传，将戈尔人描绘成不合作、不服从、傲慢的群体。在参议院中，蒙·莫思玛的同僚们利用媒体报道作为武器，对帝国“烈士”大加赞扬，随后在她演讲的过程中不断打断她。

政权对叙事和信息（如伤亡人数）的控制力并非《安德尔》对叛乱过程的唯一精准刻画。该剧跟随主角卡西安·安多，从一个边远星球的走私者成长为反抗军联盟中最顶尖的情报人员。但更重要的是，它追踪了多个角色——银河参议员、帝国官僚、地下派系领袖——在联盟与法西斯帝国内部的复杂轨迹，展现了最初支离破碎的起义如何演变为一场席卷银河的叛乱。

吉尔罗伊在多次采访中明确表示，他并未以任何特定冲突作为创作素材；对他而言，这部剧集探讨的是存在数千年的政治动态。他完全说对了。作为一名研究和教授政治暴力与内战近20年的社会科学家，《安德尔》对叛乱核心动态的处理，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嵌入在深刻人性化故事中的教科书式范例。通过此，它揭示了叛乱背后的幕后运作，这对理解起义为何会遵循特定轨迹至关重要。

撇开兰多·卡里森的著名背叛不谈，原版《星球大战》三部曲并未过多关注情报机构、监视和线人在叛乱及占领期间的作用。相比之下，《安德尔》从一开始就将这些因素置于核心，以嫉妒的男友蒂姆·卡洛的形式出现，他向帝国合作的企业安全机构告发了其搭档（比克斯·卡琳）的前男友卡西安·安德尔。这就是历史、社会科学与《安德尔》完美契合之处；研究表明，许多我们视为“政治暴力”的行为，源于个人利用政治裂痕谋取私利，而非出于意识形态立场。

叛乱的复杂性与多派系动态

《安德尔》随后在24集中毫不掩饰地粉碎了观众对建立和管理多群体反抗运动的幻想。在此过程中，它突显了政治暴力研究学者中日益流行的“组织视角”。任何对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阿富汗反苏圣战者起义或萨尔瓦多内战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叛乱往往由多个松散联合的派系组成，这些派系在某种协商联盟下行动。这些联盟因“承诺问题”“竞相出价”和“破坏行为”而臭名昭著。

在《安德尔》中，观众得以近距离观察学者们所关联的“阵营内部动态”——例如选择暴力与非暴力战术的决策，或战斗人员虐待平民的可能性。《安德尔》至少引入了七个派系：卢森的雷尔派（帝国称其为“轴心”）、萨·杰拉的游击队、玛雅·佩伊旅、安托·克里格的“新分离主义者”、戈尔曼阵线、马萨西集团（金中队所属）以及贝尔·奥加纳的网络。它描绘了一个多元且地理上分散的叛乱势力，正开始应对多集团叛乱前线带来的巨大协调问题。

相比之下，原三部曲将这些挑战视为已解决，并立即聚焦于奥加纳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他的养女、参议员莱娅·奥加纳（原名天行者）。在原三部曲中，该网络与马萨西集团几乎被视为同盟的同义词，但在《安德尔》中两者始终明确区分。通过聚焦于常起源于其他《星球大战》媒体的组织，《安德尔》（以及紧随其后的《侠盗一号》）强调了在达到《第四集》《第五集》和《第六集》中所描绘的指挥控制、团结一致及相对资源充裕的水平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组织挑战与损失。

该系列通过展现这些团体之间的多重互动，深入探讨了叛乱内部的核心结构性与社会性因素。第一季后期，派系领袖雷尔与杰拉拉做出艰难抉择，允许克里格的部队飞入陷阱，以保护雷尔在帝国安全局（ISB）的线人；他们保护的是一名可能无法替代的情报来源，但同时也在权衡保护一名对手对各自派系的长期价值，以及在制定应对帝国可能反应的共同策略时需考虑的因素。

剧中还真实地展现了同盟各派系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分歧，以及组织能力、文化和社交方式的差异。在第二季初期，卡西安遇到了玛雅·佩伊旅的残余势力。这些武装分子因争夺已故领导人的继任者而发生内讧，导致致命冲突并破坏了一次关键的突击任务——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也提醒我们许多武装组织在起义初期往往难以存活。杰拉拉对克里格的鄙视——这位“分裂分子”反对被帝国取代的共和国——若将部分词汇替换为马克思主义指挥官谈论民族主义领袖，听起来并不荒谬，尽管武装组织成员的意识形态承诺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多元。此外，在叛乱升级的背景下，建立并整合一个代表不同派系并与同情民众互动的政治机构，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联盟中许多新兴领导人和成员是叛逃者或逃兵，这一设定也与叛乱的现实相呼应。雷尔、戴维斯·德拉文和简·多多娜（虽被提及但未在屏幕上出现）都曾效力于共和国或帝国武装力量，阿尔达尼集团的塔拉敏·巴科纳也是如此。他们的背景部分解释了对纪律、礼仪和社会化日益重视的现象，尤其是在雅文4号星球上。该剧巧妙地探索了这种转变及其伴随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马萨西集团势力日益壮大的背景下。

观众可能会对剧中英雄们面临的日益严格的限制感到不满，这些限制以飞行计划、许可和禁止传输的形式出现。然而，他们也会逐渐认识到，角色们基于原则的抗命行为所伴随的集体风险。

戈尔曼阵线与情报战

戈尔曼阵线本身的演变，是对非暴力战术的有效性、暴力手段的种类以及自主行动的愉悦感这一议题的集中研究。正如卡西安所指出的，早期显而易见的挑战在于，这个初生的阵线成员缺乏秘密活动或暴力对抗的经验。用政治学术语来说，他们缺乏“活动家工具箱”。换句话说，他们手里的绳子刚好够自己上绞刑架，而观众知道这是一个帝国的陷阱。

我们看到戈尔人从情报收集和非暴力抗议开始。尽管他们足够聪明，能够窃听帝国总部，但他们轻易被翻转帝国官僚西里尔·卡恩的想法所诱惑，未能充分预料到潜伏者、间谍和双重间谍的潜在威胁。

正如卡西安所指出的，他们虽然充满动力，但“对战斗一无所知”；他们过于轻易地信任他人，吸引过多注意力，且安全措施过于松懈。他们的纪律性缺失导致一名主要角色丧生。考虑到他们所处的环境，许多研究秘密行动的学者会预测戈尔曼阵线的失败。

《安德尔》呈现的是一场靠长远策略而非炫目战斗英雄主义生存下来的叛乱。其核心特征包括：通过精明系统的情报收集、信息部署与保护、多元资金来源以及计算风险的决策，展开一场持久战。第二季对克莱亚·马基角色的聚焦令人欣慰。此前她被设定为雷尔的助手，负责维护安全通信渠道、筛选信息、执行安全协议并管理轴心网络。这一设定是对许多叛乱中女性所扮演的常被忽视、高风险、高技能角色的肯定。

这同时也凸显了知识的价值，以及反抗运动为获取和保护知识所不惜付出的代价。剧中最发人深省的场景之一，便是马克伊潜入ISB囚禁雷尔的医院后，悄然拔掉其生命维持装置的瞬间。这虽是仁慈的杀戮，但其核心目的是保护雷尔掌握的关于轴心组织附属机构的信息，进而保护联盟的利益。马基的行动与雷尔最初试图自杀的举动，都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战士的自杀行为，例如《阴影军队》（Army of Shadows）中描绘的。

情报工作的核心作用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蒙·莫思玛在系列早期就指出，她感到自己正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原因包括监视的加剧，以及她的司机克洛里斯实际上是ISB特工。然而，这种情况也为误导和操纵提供了机会。正如我在黎巴嫩采访的一位受访者曾向我解释的，当你处于结构性劣势时，知道谁在告密能让你占据优势地位——莫斯玛在与丈夫发生争执时就运用了这一战术，她指责丈夫挥霍她实际送给叛军的资金，并故意误导她的ISB监视者。

日常的叛乱与道德困境

然而，真正令人震撼的是《安德尔》中那些深刻真实地反映日常、往往极其琐碎的叛乱与内战细节的元素。尽管我们在其他特工的生活中偶尔能看到片刻的放松，但我们从未真正看到雷尔或马基放松；当马基从在停车场清理传输频率的一天，转而坚定地在一场社会名流婚礼上畅饮高档鸡尾酒时，雷尔则在人群中穿梭，这种转变带有一丝阴郁的基调。自我牺牲几乎贯穿每个角色的成长弧线，有时以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有时则直接被言语表达。

然后是酒店。当戈尔曼大屠杀通过帕尔莫广场酒店优雅的窗框爆发，门童朝外面的冲锋队扔出手榴弹时，人们不禁想起这些建筑本身就是城市战争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第一季中里克斯酒店转变为ISB指挥中心和监狱，与贝鲁特贝鲁瓦日酒店的龌龊历史遥相呼应，后者曾是情报机构的酷刑中心。在第二季中，帕尔莫广场酒店以其整洁的门童和时尚的酒吧，向那些在战争史中被记载为间谍、记者、人道主义者和外交官聚会和下榻场所的中高端场所致敬，无论是萨拉热窝的假日酒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拉基夫湖度假村、巴格达的巴比伦酒店，还是喀布尔的塞雷娜酒店。

《安德尔》坚持展现叛乱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承诺、挫败感、道德风险和次优选择。与此同时，该剧致力于生动刻画即使在绝望时刻也存在的团结、幽默和浪漫。在媒体疲劳的时代，《安德尔》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载体，让人认真思考挑战权力意味着什么，并提出现实情境来探讨其中涉及的道德困境。

作者：萨拉·E·帕金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阿隆森讲席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