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父辈长征的战斗踪迹之五：红旗漫卷西风

五、红旗漫卷西风

作者 思目

笔者乘坐的面包车离开延安后很快上了高速路，共约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跑了差不多两个来小时。途中，笔者与同车的几个年轻人攀谈，瞬间感受到老区人民的热情与淳朴。据他们介绍，笔者入住的“吴起国际酒店”，恰好位于英雄山东侧的山脚下。进入吴起县城地界时夜幕早已降临，宽敞明亮的街道两旁，看到的几乎都是整洁的楼房。

那天晚上站在房间的窗前向外凝视，对面布满星星点点灯光英雄山的轮廓，在夜空中呈现得一清二楚！一丝疑问不由得在心中升起，难道这就是当年毛主席指挥红军陕甘支队，痛宰追踪而来的国民党军骑兵那座山吗？！

灯光闪烁的英雄山

（图片取自网络）

（一）梦萦魂牵吴起镇

吴起镇，一直是笔者梦萦魂牵的地方！既是ZY红军打骑兵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之地，亦是笔者先父刻骨铭心的之处——直到晚年，依然对“割尾巴”战斗念念不忘。

坐落在洛河两岸的吴起镇，很长时期内只是个与其名气不相符的破落小镇——历史上，曾经是两个镇：一为户岔镇，后更名为张千户岔（即今吴起后街），属定边县管辖。与“户岔镇”隔河相望的，才是“吴起镇”，其时归靖边县管辖。后因洪水暴涨，前后街镇被冲刷殆尽，几经风霜演变成为靖边县下属的一个镇。后因兵匪糟践、掠夺民财、鱼肉百姓，更是风光不再。红军陕甘支队到来时，已变成仅存十一户人家的贫困山村集镇，周围的山上还散住着些零零星星的人家。

吴起镇旧貌（图片取自网络）

今日之吴起县，早已是旧貌换新颜！在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当地老百姓多年来的辛勤努力，尤其是近些年来响应政府号召退耕还林，原本光秃秃的山塬和崾崄，早已变成树木林立郁郁葱葱的青山！放眼望去，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今日之吴起（图片取自网络）

第二天一早刚吃过早饭，吴起县委党校的王老师就匆匆来到酒店，一边问候一边埋怨为何到后才通知她，随后边陪同我和老伴来到英雄山。王老师原欲安排乘车上山，但笔者坚持要徒步，以便切身体验当年主席他们上山的感觉。英雄山原名“胜利山”，从山下一起步就是两千五百级台阶——其寓意毋庸笔者赘述。经多年修缮的盘山小道虽然较为陡峭但并不难走，只是一路上岔路较多，好在有王老师引路。

一路上，一边观看路旁的雕塑，一边同王老师交流。来到主席当年在山上小憩的杜梨树下，禁不住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当年他老人家面对强敌从容不迫，告诉警卫人员他要睡一小会儿，待战斗打响后再叫醒他。来到彭总横刀跃马的塑像处脱帽肃立，向先父的老首长低头默哀，然后来到英雄山的最高处眺望。

由于远近山头树木的无情遮挡，已无复如同主席他们当年那样，清晰地看到山两侧的头道川与二道川。笔者站在那里，不无遗憾地注视着隐约可见的二道川，耳边似乎响起父辈们英勇作战的军号声与呐喊声！

笔者此行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到红军“切尾巴”战斗主要遗址头道川战场，进行凭吊和实地考察——笔者的父亲是此战的亲历者，所在的近一百人连队，经过三天的作战仅剩下二十一、二个人。之所以要实地考察，是因为长期以来有关此战的记载，非但含混不清而且存在许多谬误，有必要进行详实的考证。

第二天在王老师陪同下，搭乘一部出租车，前往“切尾巴战斗”始发地铁边城。司机是一位六十五、六岁的老汉，十分熟悉这一带的地理及人情世故。不巧的是，头道川恰好在修路，原本能并排行使两辆卡车的公路，很多地方须一侧让行才能过往。来到当年主席他们临时居住的张湾子，笔者决定不再继续往前走了，因为红军打骑兵的设伏地域的起点，就在东边不远处的梁石湾、庙咀子。

在往回走的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实地考察印象中一些重要的地点——第一站便是由南进入头道川的一条大沟，依据笔者的父亲回忆：当年他们第二纵队（原红三军团）就是顺着这条沟，进入头道川设伏地域的。笔者在地图上查证，这里似乎应为老虎沟口，但司机老汉却说这叫后沟，并说听老辈讲红军就是从这儿进入头道沟的。

令笔者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多年的建设，头道沟的地貌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据司机老汉讲，这条路原本只能走开架子车，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才拓宽为能跑汽车的公路。加上前些年的退耕还林，原本植被很少光秃秃的“塬”和“崾崄”，已被郁郁葱葱的林木连接在一起，可以说当年那种荒芜的风貌早已不复存在。

当年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

（图片取自网络）

笔者观望着头道川两侧的山粱，不由得回想起老父亲生前的讲述。

……

对于红军陕甘支队如此顺利地翻越六盘山，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大为恼火！命令下辖之第八师及第二十四师等部，连夜追击已翻越六盘山西麓的红军。无奈之下，第八师向超中部一路北上，绕道固原向青石嘴进击；而第二十四师李瑛部则南返至隆德，沿红军陕甘支队行进的路线，向青石嘴一带追击前进。8日上午10时许，国民党军第八师向超中部及第二十四师李瑛部，前后脚来到了青石嘴，但红军陕甘支队早已远去。

大概感到难以向上峰交差，毛炳文下达新的部署——据向超中回忆：“这时接到军长毛炳文的电令，略称：第二十四师为追击部队，跟踪追击红军；第八师第二十二旅（欠四十三团，加四十七团）沿第二十四师进路相机截击。”（注1）毛炳文之所以如此部署，大概是因为第二十四师的表现不佳——之前仗没打好，又被红军从眼皮底下溜了过去。但实际在前面追击红军的并非第二十四师所部，而是6日方抵达隆德的王骑兵团。

按照国民党军方面的战史记载，“十月九日，我八师主力到达古城、打石沟附近。我二十四师主力及王骑团，到达白杨城、成子、杨家之线。探悉匪昨（八）日晚，向白杨城分为两股，一向草店子，一向顺源窜去。惟其主力究窜何方，尚待侦察。……，乃饬王骑团多派骑探，分途侦察匪之主力及逃窜方向。”（注2）

实际敌第二十四师李瑛所部，8日只向前行进了不远——大约停留在古城子附近。而其主力第八师，则还在青石嘴一带徘徊。据时任马鸿宾骑兵团团长马培清回忆：“红军经过固原后，……。我团奉命尾追，于同年10月上旬从固原出发。到达七营后，借口集结部队，停留了一天。”（注3）“七营”位于固原城北约一百余里处，以此推断，国民党军追击部队接到命令后于9日方开始出发。

红军陕甘支队是于8日凌晨3时，离开青石嘴一带，踏上翻越六盘山东麓的征途。毛泽东之所以下令部队夤夜出发，当然是虑及天亮之后，国民党军阻击部队会从南北一齐向青石嘴压过来！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被动局面，毛泽东只好命令稍事休整的陕甘支队，立刻开始翻越六盘山东麓山脉向陕北方向挺进。

根据史料记载，前锋第一纵队越过三岔路口行至迺家河后，红军陕甘支队分成两路向东行进：前卫第一纵队为右路先行出发，一路经砂河、羊房、大石沟的小道，向白杨城（今彭阳县城）挺进。左路第三和二纵队则经石家沟口、翁家沟，一路沿大道向目的地白杨城行进。为掩护大部队的行进，担任后卫的第二纵队所部在青石嘴的路口附近构筑临时防御阵地，天亮之后才撤出阵地尾随第三纵队而去。

没想到开门见喜——早上天刚蒙蒙亮，前卫第四大队刚行至古城温沟村附近，行进在前边的便衣侦查员就跑回来报告：前面发现敌人一支部队，正迎头向我们这边走来，其先头部队离我们只有三四里路！由于红军在高处，敌军尚未发现。眼看越来越近，已来不及向后面的大部队报告和请示，大队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立刻展开部队：将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占领右侧高地，另一个步兵连占据道路左侧的高地（北面地势较高），集中另外两个步兵连及侦察连，准备从正面发起冲锋。

走过来的这股敌军，是国民党新编第一军邓宝珊的队伍——这个新一军，是根据国民党“西北‘剿总’”1933年下达的命令，由甘肃的保安团等地方部队拼凑起来的。由于始终只辖有新十旅和新十一旅两个旅的建制，被人讥讽为“新半军”。之前被调到静宁的新十一旅就遭到过红军陕甘支队的痛殴，此次新十旅又接到命令去加强骑兵第七师的，故从原来的驻地庆阳一路匆匆赶来。仅一个照面，其先头团就被红四大队干脆利索地拿下！而行进在后面那个团，听到前边枪一响，直接掉头挠丫子跑路了。

依据此阶段红军陕甘支队内部往来电文推断，军委二局对国民党军各部往来电报的破译工作相当成功，基本掌握了国民党军在这一带的行踪。9日入夜后，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先头第四大队，趁夜色迅速向三岔镇挺进。10日拂晓，第四大队悄无声息地来到三岔镇外的敌军据点南山湾堡子——这个堡子一面靠山，三面临沟，地势十分险要。堡子里驻有国民党军一个约三十来人的保安队。大概尚不晓得红军陕甘支队抵近的消息，驻在堡子里的敌保安队营长白家惠及其部属一枪未放，就被红四大队一个不落地俘虏了。

这天发生的另一件喜事，则是红二十六军派出接应中央红军的五个骑兵，在三岔镇附近与红军陕甘支队接上了头。按照《毛泽东大传》中的说法，这封信是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团长康建民、政委高锦纯和参谋长刘约三等“听到这一消息，便在一起商量，决定以刘志丹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欢迎红军和毛主席进入陕北。”（注4）另据时任毛泽东警卫员陈昌奉回忆：“前来的五位同志，变成了我们的向导。他们领我们到了一个名叫三岔镇的村子。当晚，主席和这几位同志谈了很长时间，又给他们写了信，连饭都没顾上吃。”（注5）

三岔乡位于镇原县北部——距离县城约五十公里，之所以被称之为三岔，是因北面有马家河、西面有米家川河，两河在此交汇后改称蒲河流向东南。小镇虽然不算大，却有二十几家私人杂货店，其中两家经营洋杂货，镇内还有一座不大的天主教堂。当天下午，红军陕甘支队主力陆续到达三岔镇。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红军陕甘支队原来的计划，是准备在这里休整一天再继续上路。

据红军亲历者回忆，由于陇东地区严重缺水，红军陕甘支队不要说洗漱，起初连做饭的水都保证不了。后来在当地老百姓的指点下，才勉强解决了吃饭、喝水的问题。可部队自过渭河以来，始终没有机会洗澡，而三岔镇恰好水源较为丰富。所以红军陕甘支队司令部决定：各部轮流洗澡、洗衣。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尾随在红军后面的国民党军毛炳文部追了上来，其先头第二十四师李瑛所部在第二天（11日）上午，即开始发动攻势。

几乎与此同时——上午8时30分左右，在三岔乡东南约二十里处警戒的红军陕甘支队第五大队，发现约一个骑兵团的国民党军正在向北推进——这是由庆阳开上来的国民党军骑兵第六师的前卫部队。面对两个方向压过来的国民党军，红军陕甘支队不得不临时改变继续休整的计划，于下午15时许分成左右两路，匆忙向三岔乡北面的山里进发。红军陕甘支队之所以要分为两路，首先是因为这一带都山路狭窄，挤在一条路上不利于队伍的快速行进和机动。此外也可能出于迷惑敌人，使其摸不清虚实，分散敌军追击的兵力。

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随左路第一纵队，从三岔乡西侧的道路沿河北上，经白家川过殷家城，行进五十余里后，便在苏家湾一带驻足。毛泽东此举是要密切注视敌情变化，防止国民党军追击部队追上另一路——第二、三纵队。毛泽东之所以担心，应该是右路的行进路线，以及因队伍中老弱病残导致无法高速行进。

其时右路第三纵队在第二纵队所部及第五大队的掩护下，出三岔乡向东行进约二十里，抵达石嘴子后转道向北，经演武、寡妇川向半个城、贾驿一带前进。虽然右路走的这条北上之路是内线，较左路要直且近一些，但毕竟要先向东行二十里。如果右路甩不开敌军的追击，毛泽东等可指挥左路第一纵队所部，迅速插到演武一带进行支援。但不知是何原因，毛泽东担心的情况没有出现，国民党军两路追击部队进入三岔乡后都没有继续尾追。

红军陕甘支队从11日下午15时至13日晚19时这四十来个小时里，行进距离最短的部队也走了二百二十余里路——抛去中间必要的休息和吃饭时间，第二纵队留在后面阻击的部队，则从11日二十三时至13日晚19时这二十个小时里，整整行进了二百四十余里！如此紧张的急行军，致使许多伤病员和疲饿交加的战士难以跟上大部队的行进！彭德怀当晚（13日）20时电告毛泽东：“（六）二、三纵队近日逃亡严重。”（注6）

那么，所谓的逃亡究竟有多严重呢？

先来阅读一下国民党军方面的相关记载——依据其时尾追红军陕甘支队国民党第三十七军相关史料记载：12日在三岔附近“……，生擒二十余名”；“十月十三日，……，匪迭经重挫，沿途冻毙饿毙者甚多。”（注7）在15日的行动报告中记叙：“本团（指王骑兵团，笔者注）到达时，仅与匪后尾掩护队接触，毙匪十余名，……，俘匪三十余名。且匪被我穷追，极形狼狈，沿途散匪颇甚多。”（注8）

由此可知，经过将近四十天的艰苦行军及作战，红军陕甘支队已呈现出强弩之末的颓势——据黄克诚后来回忆：“随后，我们翻过六盘山，继续前进。这次行军，走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宿营。我虽然疲劳已极，但硬是就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直到夜里11点钟赶到宿营地才安下心来。我当时年龄其实并不算大，刚三十出头，在窑洞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能随队行军了。”（注9）作为无伤病困扰的师级干部的黄克诚尚且如此，那些在后面一路阻击、随后还要强行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们艰难困苦的程度不言而喻！

实际上不仅是那些行动不便的伤病员们，就连作战部队的一些身体较弱的战士们，也因体力不支而不断掉队。但令人遗憾的是，政治保卫人员却不这样看待——“那时保卫局把跟不上队或讲几句怪话，说成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除了强调整顿纪律和审干以外，采取惩罚以至处死的办法处理。这就使第二纵队的干部们一度引起恐慌情绪。”（注10）其实不仅是一般干部，就连黄克诚等相当一级的干部当时都感到了恐慌：“……，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注11）

对于保卫局的整肃，老红军陈目海多年后依然忿忿不平，他说来自闽赣的红军战士基本都没有文化，已经走了两万多里路，能跑到哪里去！？尤其那些负伤的同志宁愿死也要跟着队伍，怎么会逃亡呢！？如果要逃亡当初就不可能跟着走！结果，有些负伤同志好不容易赶上了队伍，却莫名其妙地遭到整肃！真正逃亡的只是极少数人。

严格说来，掉队并不等于“逃亡”！根据国民党军方面的史料记载，除了俘获少量掉队人员外，大部分都饿毙在路旁。此外，还有不少掉队人员被当地老百姓收留——其中有些后来自动归队，有些则留在了当地。此时前来进行肃反的，主要为新组建的保卫局直属保卫大队，对掉队人员的处置可以说是“毫不留情”！所以，尽管第二纵队的一些领导作了努力，但收效甚微——“黄克诚那时是第二纵队政治部裁判所所长，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处决人他拒绝签发布告。”（注12）“这样一来，我这个裁判所长自然就不起作用了，以后有关审判处刑的事情就不找我了。”（注13）

注释：

注1：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第52页。

注2：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下）》，第410、411页。

注3：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第68页。

注4：见《毛泽东大传》，第653页。

注5：见陈昌浩著《跟随随毛主席长征》，第80页。

注6：见《红军长征•文献》，第721页。

注7：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下）》，第411、412页。

注8：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下）》，第413页。

注9：见《黄克诚自述》，第145页。

注10：见《王平回忆录》，第124页。

注11：见《黄克诚自述》，第144、145页。

注12：见《王平回忆录》，第125页。

注13：见《黄克诚自述》，第144页。

（二）设伏未果及阻击

1935年10月15日上午11时许，红军陕甘支队第三纵队（中央纵队）在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的掩护下，经过一天一夜不停顿地的艰苦行军，终于顺利跨过国民党军预设的“悦乐镇、洪德城之线”！随即红军陕甘支队分为左右（南北）两路，很快便消失在洪德城以东的茫茫大山之中。“关于陕甘支队通过洪德城的情况，毛泽东在十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洪德城是最危险的一关。……我们通过洪德城后，敌人两点半即到，如不早通过，要受阻碍。”（注1）

毛泽东于16日晚19时电告彭德怀：“一纵队……，明（十七日）拟进至铁边城、吊儿庄、田背后之线约五六十里，后日则向吴起镇进。”；“二、三纵队明日应向金汤镇进，在敌情许可下每日行五十至六十里，准备以三天至四天行程到达金汤镇。”；“四、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一两天，……。”（注2）可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去一天，态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7日下午，国民党军骑兵部队不仅追上了行进途中的红军陕甘支队，而且一直追打至子午岭山下。

针对敌情发生的变化，毛泽东于当晚改变了先前的部署：“如该敌续追，拟于后日在铁边城以东地区回击消灭之。”“为准备后日作战，一纵队明（十八）日拟进至铁边城以东之张家湾、杨家庙台之线宿营，后卫则在铁边城。”“二三纵队明日务相当靠近一纵队宿营（史家河、严家要险之线），以便后日协同消灭该敌。”（注3）

关于红军陕甘支队进入铁边城的活动情况，党史中只有18日晚在张湾子召开“铁边城会议”的记载，而战史中的相关记载则只有一句话——“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注4）至于是否“在铁边城以东地区”设伏等，则语焉不详。依据正常的逻辑推断，既然毛泽东与彭德怀事先已有伏击国民党军骑兵追击部队的打算，如无特殊情况断无不设伏的道理。笔者依据后来的结果推断，之所以没留下明确记载，主要是因为当日红军陕甘支队的伏击未能达成。

据时任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马培清回忆：他率领的第三十五师骑兵团于18日傍晚赶到阎王砭附近，发现通往铁边城隘路已被红军破坏没有继续前进，而是退回到后面的油寺一带。直到当晚，国民党军追击红军陕甘支队的骑兵大部队靠近后才开始部署兵力，修复通往铁边城的隘路，为第二天的进攻做准备。依据史料记载，尾追红军陕甘支队的国民党骑兵部队共有六个团——骑三师两个团、骑六师三个团以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共约八千多兵力，统归骑六师师长白凤翔指挥。

据马培清回忆：“第二天与白凤翔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联系，决定大部队（指白部两个骑兵师）由正面推进，要我到侧翼夹攻。我正怕在正面容易遭受袭击，乃欣然同意，拟即让开正面。”（注5）但由于铁边城一带道路狭窄，“无如两边山路陡峭，攀登困难，只好继续沿川道前进，并注意找路，直到接近沟口时，才在右侧找到了一片勉强可以通行的草坡。我们遂都下马山坡，越岭进入二道川。”（注6）

头道川路况。图中行走者为延安大学高凤林教授。（图片截取自电视片《1935长征在陕北》，“落脚吴起镇 发起‘割尾巴’战斗”）

据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先头（第一）营营长卡得云回忆：“何连湾战斗后第三天，我们到达陕北吴起县境内。马培清命我从头道川前进（均在吴起镇西洛河上游）。”（注7）没想到该营斥候分队刚过“沟口”，即遭到红军袭击——“我营进入头道川口时，派出的20名骑兵被红军伏击部队击溃，二人死亡，其余飞马跑回。我不敢继续前进，将部队撤到二道川与头道川之间的山梁上。”（注8）

据老红军陈目海回忆：“我们第二纵队埋伏在沟口东面，分布在川道两边的山梁上。第一纵队是此战的主力，他们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进入阵地，埋伏在我们后面。我们第二纵队的任务是待国民党军骑兵前卫部队进入设伏区域后，立刻封锁道路，阻击国民党军的后续部队。第一纵队消灭被包围的敌军后，再来协助我们。”（注9）实际打击敌斥候分队的是诱敌的小部队，没想到敌军不进反退。

卡得云之所以将其所部撤到右侧山上，主要是给后面白凤翔率领大部队让路，但他的这一举动却意外发现红军的埋伏——“我在梁上用望远镜瞭望时，发现头道川的山林中到处是红军的伏击部队。”（注10）紧接着，行进在后边的本队也发现了红军的埋伏：“当我团进入二道川后，即发现红军伏兵。因地形对我不利，我团乃向左侧，即头道川与二道川之间的山梁靠近，并迅速登上山梁。这时，我们才看清楚头道川和二道川两边的山岭上，都有红军的伏兵。”（注11）

眼见埋伏的部队被发现，红军陕甘支队总部只好当机立断，命令第二纵队留下——准备阻击随后赶来的国民党军大部队，以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第一纵队所部立刻撤出阵地，以急行军向吴起镇进发，抢占并控制该镇。如前所述，由于川道十分狭窄，总部命令第三纵队下到二道川向吴起镇行进，将头道川的道路让给第一纵队所部。为掩护第三纵队的行进，彭德怀命令第十一大队在前面开路，干部团（营）担负后卫掩护任务。如此一来，第二纵队留在头道川负责阻击的部队，仅剩下第十和第十二等两个大队。

依据此战亲历者老红军陈目海回忆：按照上级部署，首先在前边进行阻击的是我们第十大队，第十二大队位于后面——由八个步兵连组成八道阻击阵地。我所在的第四连是第十大队的最后一道防线，连长将三个排沿道路两侧的山梁错开布阵：第一排阵地设在川道左侧的一个山丘上，第二排阵地设在右后侧几十米远的一个小山包上，第三排的阵地则设在后面转弯处正对着公路的山梁上。如此是为了充分发挥侧射火力，掩护前面部队的后撤。

骑兵最怕的是排字枪及机枪扫射，马的目标大极易被射中！而骑兵一旦失去马也就失去优势，所以前面的敌骑兵只好下马徒步发动进攻。大概是长期骑在马上的缘故，骑兵很多都是罗圈腿，跑起来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由于我们的部署得当，敌骑兵采取正面佯攻，从外侧的山梁进行迂回的战术。而这一带的山梁都是光秃秃的，敌军迂回部队上梁下沟的行踪，被我们的监视哨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一看到敌军迂回到我们据守的山梁左近，我们便立即撤出阵地沿公路往回跑！

当然敌人也不是傻子，他们在徒步进攻的部队后面部署一支骑兵部队，发现红军开始后撤立刻驱马进行掩杀！当我连第一排开始快速后撤时，敌骑兵立即驱马向前冲击，但遭到我连第二道防线的排子枪及轻机枪扫射——七、八匹马应声倒地！敌军只好停止前进，下马组织徒步进攻。可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连全体向后撤时，却因第十二大队的阵地设置得过远，遭受了巨大损失！

按照其时的战术原则，分段阻击两道阵地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二百来米，最远不能超过三百米。可能是事起仓促，第十二大队的阵地设的过远，又在一个拐弯的后面。当我们跑到转弯处没有得到火力掩护，连长马上意识到坏了！第二排刚跑到转角处，后边的第三排就被敌骑兵追上了！听到后面同志被敌骑兵砍杀的惨叫声，连长急忙抢过一挺轻机枪向后射击，在连里几挺轻机枪的轮番射击掩护下，第三排剩下的同志才陆续勉强跑了过来。

撤离到安全地带清点人数，三排差不多损失了一半——记不清牺牲了十五还是十六个同志。我们四连有一半是由四方面军补充过来，一排主要由原一方面军同志组成，二排是原四方面军的，三排是由两个方面军的同志混而组成。连长铁青着脸，一见到团长（大队长）黄珍就嘶声喊道“这仗没法打了”！大概有口难言，黄珍举起手中拄的拐棍作势要打，我们连长低头梗着脖子拱上去说“你打！你打！”在政委杨勇的劝阻下，两人才分开。

不巧的是，傍晚敌军骑兵停止进攻时，我们连成为位于最后的部队。记得刚布置好警戒哨及防御阵地，政保局的人就来肃反了！他们是来调查下午阻击遭国民党军骑兵掩杀时，有个战士喊“投降”的事。本来因十几个战友惨遭杀害大家都很难过，看到连长和我被分开受到严厉诘问，全连同志深受刺激！还好，大概我俩的说法相同，保卫人员问完后没说什么就离开了。当晚我们全连在黑暗中默默放连哨，夜风中隐约听到敌军换岗时的口令声，以及不时响起的壮胆枪声。

第二天一早，国民党军骑兵追击部队继续兵分两路，向吴起镇发起猛攻！沿头道川发起进攻的东北军骑兵，大概与红军交手不多尚未吃到大的苦头，所以出奇的积极——由其第十七团打先锋，一上来就向红军发动猛攻！企图一举打垮红军并趁势冲进吴起镇。但在红军第二纵队三个大队的顽强阻击下，打了一天仅向前推进了数公里。

据老红军陈目海回忆：那天早上，前边传来警戒哨告警的枪声，接着大批国民党军骑兵气势汹汹开了过来。我们连打到差不多的时候开始后撤，汲取头一天的教训，连长带着我掩护队伍的后撤。我和连长一边向敌人开枪射击，一边不断观察队伍的撤退的情况，突然发现几个敌兵从侧面爬了上来！连长急忙将手中的手榴弹往外一丢，大喊一声“快跑”！我俩顺着塬上的小路向沟底跑去。

这一带的地形很特殊，梁（塬）与梁（塬）之间的沟很深，得下到沟底才能再沿小路攀到对面梁（塬）上。贴着山坡的小路盘旋而下，每到转弯的地方，连长的速度就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如此，后边的敌人越追越近，离我最近的那个敌人，一边“咿咿呀呀”地怪叫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马刀乱砍。当我的脖子感到了马刀激起的凉风时，顾不得山坡的高矮，一咬牙就跳了下去！

由于跳之前就想好了，身体紧贴着山坡，并将左胳膊拖在身后延缓下降的速度。快滑到坡底的时候，巨大的惯性把我翻转过来，连滚了两个跟头才停了下来。我被摔得晕晕乎乎的，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才坐起来，伸了伸腰和手腿，还好没有摔断。我站起来定了定神，然后就沿着小路向垭口跑去，梁上下来两个同志用力把我拉了上去。回头望去，连长刚跑到沟底，后面有几个敌人紧追不舍。直到追在前面那家伙被枪撂倒，其余才伏在地上不敢再追。

这一天，国民党军头道川的进攻虽然很猛，但在红军的顽强阻击下，还是只向前推进了不到十华里——在杨城子西边，一个叫做水井子沟的地方停了下来。相对而言，敌马培清部二道川的进攻，则打得十分滑头——

“次日晨，我们几个营长向马培清请示怎么办。马说，人家要打（指白凤翔），我们也得打。遂命我营为骑兵团前卫，顺着中间梁前进，第二营马振川部和四营周满祥部进入二道川。马培清则率团直属队同第三营马文祥部在中间梁上指挥。”（注12）“约在上午八时，头、二道川与中间梁上的部队先后与红军接触，红军边打边撤。……。战斗紧一阵松一阵，断断续续，直到天黑，双方均无大的伤亡，我们奉马培清之命开始撤退。”（注13）

国民党军追击部队20日的攻势使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不能给予国民党骑兵追击部队以重挫，很难摆脱这股敌人——甚至会跟随红军陕甘支队进入陕北苏区！于是，毛泽东下决心伏击这股敌军！当日下午便吩咐聂荣臻等，到前方进行侦察——据聂荣臻多年后回忆：“……，傍晚回来，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我说，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注14）

实际毛泽东20日上午，就已经萌生“切尾巴”的念头——头天晚上，吴起周边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就积极踊跃地为红军筹集粮食。据当地统计，宁塞川共动员了七百多群众和游击队、赤卫军，赶着四百多条牲口送回来两万多斤粮食。据时任赤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回忆：“二十日上午，我正在李家洼（杨青川）和ZY红军开联欢会，突然接到我们游击支队的秘密联络员刘兴汉的鸡毛信。信中说：毛主席在吴起镇，要我火速赶到吴起镇，千万勿误。”（注15）毛泽东紧急将张明科找来谈话，当然是要进一步了解陕北根据地的有关情况。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和商讨如何对付身后这股国民党军骑兵。据时任毛泽东警卫员陈昌奉等人的回忆：部分同志不主张打，认为红军长途行军十分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但毛泽东等坚持要打——“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么一大堆人跑来，如果不把跟来的敌人打退，让他们也进入陕甘苏区，使苏区人民遭殃，我们就对不住苏区的人民。所以，一定要下决心在这里打一个胜仗，最少是把敌人打退，不让他们跟着进苏区。”（注16）

部分同志之所以不主张打，是因为红军陕甘支队经过一路征战，实在是太困难了！战士们不仅衣着褴褛，穿什么衣服的都有——甚至有的将喇嘛庙的布幔缠绕在身上；战士们脚上穿的是草鞋，还有不少打着“赤脚”；战士们各个都是面黄肌瘦、蓬头垢面！若不是扛着枪排着整齐的队伍，而且纪律严明，简直就是一群“叫花子”。

多年后，韩义周老人回忆起当年红军陕甘支队进入吴起镇的情形，依然禁不住潸然泪下！（图片截取自电视片《1935长征在陕北》，“落脚吴起镇 发起‘割尾巴’战斗”）

尽管表面上看红军陕甘支队已是强弩之末，但毛泽东、彭德怀等坚信这是一支经过千锤百炼，意志坚如钢的革命队伍！据“洋顾问”李德回忆：“毛泽东决定发起进攻。战前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毛泽东向集合起来的红军战士讲了这次战斗的意义。他说，这次战斗将打开新苏区的大门，胜利结束伟大的长征。”（注17）

注释：

注1：见《毛泽东年谱（上）》，第521页注1。

注2：见《红军长征•文献》，第723页。

注3：见《红军长征•文献》，第724页。

注4：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1993年10月第1版，第575页。

注5：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一版，第68、69页。

注6、11：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一版，第69页。

注7、8、10：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一版，第76页。

注9：见《百年潮》2017年第12期，第66页。

注12、13：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一版，第77页。

注14：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92、293页。

注15：见《吴起县志》附：中央红军长征到吴起重要文献辑存，张明科《在吴起镇见到毛主席》一文，网址：
http://www.wqx.gov.cn/dsj/zdzl/tqxz/tqxz/20572.htm。

注16：见《杨尚昆回忆录》，第151页。

注17：见李德著《中国记事》，第195、196页。

（三）痛宰敌骑兵

关于红军陕甘支队21日“切尾巴”战斗的具体作战部署，《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军史》中的相关记叙是：“这时，敌骑兵三个团追上来来，其1个团向吴起镇以北迂回，主力在二道川的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21日早晨，陕甘支队利用吴起镇一带的有利地形，在塬上深沟设伏，并以第2纵队在左翼，第一纵队在正面，向迂回吴起镇西北之敌骑兵团发起进攻。经数小时激战，将敌击溃，随后又在杨城子以西的齐桥、李新庄之间，分别击溃敌另2个骑兵团，从而迫使国民党‘追剿’部队停止追击。”（注1）

但《红军长征到吴起志》中的记叙却是：“7时左右，一纵队二大队在二道川塔儿湾首先对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发起攻击，敌军大乱，……。这时战斗全面打响，红军左右两翼配合作战，截住白凤翔第六师的一个骑兵团，将其全部缴械，其余被我击溃。白率残部调头逃命，红军追击50余里。敌马培清的骑兵团亦被红军在山梁上打得七零八落，即率残部向元城子方向逃窜。在齐桥，又遭埋伏在三道川的一纵二大队的伏击，经过激战歼敌50余人，缴获战马20余匹。”（注2）。

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呢？请先参阅笔者制作的简图：

从参考图可以看出，头道川在吴起镇西北，二道川冲着镇的南部。杨城子位于头道川，齐桥和李新庄位于三道川的西南面——空中直线距离为十四公里。

依据史料记载，其时红军陕甘支队能够投入的作战兵力共约七千多人：其中第一纵队五个大队加直属部队共约五千多人；第二纵队三个大队加直属部队共约二千五百来人。而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共约八千多兵力：其中骑三师两个团两千多人；骑六师三个团加师直四千三百多人；马培清骑兵团（四个营）约一千六七百人。由此可见，红军陕甘支队力有未逮，不可能同时围歼两路向吴起镇进攻的敌军。

综合文献及史料记载，毛泽东与彭德怀采取的战术，依然是先打弱敌：集中第一纵队全部兵力，全力围歼位于二道川刘家湾左近的敌马培清部——第四、第十三大队潜入二道川北侧山梁，第二大队潜入二道川南侧的山梁，林彪、聂荣臻则率领第一大队及直属部队经三道川迂回至二道川的唐儿湾（塔尔湾）截断敌退路，第五大队由正面迎击敌军。第二纵队部署第十一和第十二大队在头道川杨城子与杨洼沟门之间设伏，第十大队将敌前卫部队诱进后围而不歼，吸引（牵制）敌白凤翔部使其不能支援二道川之敌。第一纵队歼灭二道川敌马培清后后，再会合第二纵队共同围歼头道川之敌主力。

依据童小鹏日记中的记载：林聂率领的第一纵队穿插部队（第一大队及直属部队），“晨二时部队已出发。”（注3）离开吴起镇后，经三道川的林家导（蔺新庄）向二道川的唐儿湾（塔尔湾）迂回，全程四十华里。（注4）几乎与此同时，第一纵队其他各部开始隐蔽进入各自阵地：第十三大队与第四大队潜入二道川北侧山粱，第二大队悄悄进入二道川南侧山粱，顶在敌军正面的则是第五大队。

童小鹏（图片取自网络）

大概是吴起镇已近在咫尺，21日早八点敌酋白凤翔以其起家部队骑十八团为前卫，企图一举攻入吴起镇！

据杨定华回忆：“第三天敌骑兵一团，单独向吴起镇侦察前进。该骑兵团是属于东北之骑兵白风翔师所辖的。该团不自量力，竟敢深入吴起镇地区。”（注7）

另据老红军陈目海回忆：敌骑兵先头团攻过来时我们佯装不敌，顶了不长时间便开始后撤，国民党军先头团快速通过隘口，进入了第十一和第十二大队的伏击圈！我们第十大队则抢在敌后续部队赶来之前重新占领阵地，成功将后面的敌军封锁在隘口之外。

为了配合第一纵队的行动，第二纵队没有立马展开攻击，而是用三面火力将敌前卫团连人带马，死死压制在沟底。为了救助被围困的前卫部队，国民党军跟在后边的骑兵团赶到后，立刻向守在山口的第十大队展开猛攻。这里不仅是个隘口，而且因山势的关系，川道在这儿又转了个大弯，兵力无法展开。红军占据两侧的山梁，居高临下，敌军很难攻上来。时间一长，被压在川道里的那个团吃不消了，不断用号音向山口外面的敌军求救。

相较于第二纵队打得顺风顺水，第一纵队在二道川围歼敌马培清部的计划，却节外生枝！据其时跟随毛泽东等到山上观战的杨尚昆回忆：“到了山上只听到稀稀拉拉有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当时大家很着急，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注5）林聂指挥的第一纵队之所以未能截住二道川的敌军，是因为老奸巨猾的敌团长马培清提前撤离——

“到了当晚黄昏，我发现前面沟口有人影活动，估计情况会有变化，便令伤兵先行撤退。……。入夜，我留下约一排人交一个连长带领，在荞麦地防守，其余全部撤退到二道川。”（注6）另据卡得云回忆：“当天傍晚，马培清率全团后撤十几华里，在一个村庄里宿营。”（注7）由于马培清部主力是入夜后悄悄撤离的，所以红军没有也不可能发现。而且侥幸的是，敌马培清部临时选定的宿营地，恰好在红军迂回的塔尔湾包围圈之外。

敌酋马培清之所以后退，当然是惧怕遭到红军的围歼——“稍事休整之后，与诸营长计议，决定次日拂晓撤离战场，如上级追问，就以子弹用尽为借口，谁也不准走漏消息。”“第二天拂晓，我团即开始撤退，当我刚登上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山梁时，就看到在我团二道川原来的驻地右侧，即二道川和三道川之间的山梁上忽然有一个人影闪动了一下，接着就有一支红军向我团在二道川原来的驻地冲去。当发现我团已撤离该地时，又向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山梁猛冲，我团一个排被冲散，……。”（注8）

冲杀过来的红军，当然是由三道川迂回而来的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第一大队等部，翻过山梁恰好发现正在后撤的马培清部后卫营——卡得云回忆：“就在我们宿营的时侯，红军趁天黑从远距离迂回，对我们实行大包围，发动突然袭击。在红军强大的火力下，马部大乱，有的骑马逃跑；有的因马卸了鞍子，只有撒腿逃跑；卸了鞍子的马，这时也被惊跑。好在马向枪响处的反面跑来，大部分在以后仍收容回来。突围之后，马培清命令部队分别占领了三个山头。”（注9）

由于敌马培清部逃得过快，“一纵队本日十时在唐儿湾与敌接触（接触前只知敌在吴起镇附近，不知唐儿湾有敌），敌当即向二道沟与头道沟之山逃去，头道沟以北，吴起镇西北敌骑主力亦迅向吴起镇以西逃窜。本日战斗经过甚短，伤亡缴获均甚少，……。”（注10）此时战场形势发生微妙变化：位于头道川国民党军的整个侧面暴露无遗，可叹的是敌酋白凤翔等尚懵懂不知。此时，摆在林彪、聂荣臻面前，主要有三个选择：

一是集结全部兵力，继续围歼逃到中间梁上的马培清部；二是原地待命，等候上级指示；三是转向头道川，配合第二纵队，袭击头道川的敌军主力。在这三个选择当中，第一个很难达成。不但调集部队需要时间，而且占有地利的马培清部还有可能得到头道川敌军的快速援助。比较稳妥的是第二个，但很可能会丧失歼敌良机。第三个显然要冒一定风险。依据林彪等在当日下午发给“彭毛”的电文推断，他俩做出的是第三个选择——“这时，红军将我们丢开，转向头道川，协同与东北军郭师激战的另一支红军作战。”（注11）

根据其时的战场态势及之后与敌对峙地点等推测，打扫完战场后林彪命令第二大队留在原地，负责警戒监视逃到中间梁几个山头上的马培清部，第五大队由吴起镇赶过来协助。他与聂荣臻指挥第一大队等部迅速经马片沟的岔路翻越中间梁，杀向头道川的沙洼子——截断白凤翔部前后的联系。在指挥部队开始向头道川翻越的同时，林彪等派遣通讯兵立刻向临时指挥所报告！

此刻位于头道川的敌酋白凤翔，正如热锅上的蚂蚁般团团转！被围困杨城子东面沟里的敌骑十八团，是由原骑六师改编——系白凤翔的起家部队。由于谷底缺乏可资掩蔽的地形地物，不断遭到红军火力压制的敌骑十八团，一遍遍用军号向隘口外的敌军求援！白凤翔顾不上骑兵山地作战的大忌，强令预备队第十六团登上川道右侧的中间梁，向据守隘口红军的侧后背迂回攻击！同时，又命令骑兵通讯员通知位于后方的骑三师副师长张诚德，立刻带领所部两个团赶上来增援。

依据时空及头道川这一带的地形等推测，敌骑十六团大约是从王台附近，攀登上头道川右（南）侧山梁的。吴起镇周边的山塬和峁梁，大都是北南走向，山梁及塬与塬之间，隔着深达数十米的深沟。所以，敌骑兵只能排成一路纵队，牵着马徒步前进。彭德怀带领精干指挥人员赶到前边，发现正在梁上翻上翻下的敌军后，当即命令原埋伏在中间梁靠近二道川一侧的第四、第十三大队立刻转移过来来，准备伏击正沿中间梁北侧排成一字长蛇阵行进的敌骑十六团。

据杨尚昆回忆：“后来知道，彭德怀是乘敌军下了马，从深沟中牵着马艰难地往塬上走的时候，用伏兵突然压下去，一下子就把敌军压垮了。”（注12）不难想象，正在中间梁上排成一路行进的敌骑十六团遭到红军猛烈地火力打击后，必定会陷入首尾难以相顾、队伍难以收拢的境地——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敌骑十六团立时就垮了，溃散的士兵漫山遍野到处乱窜。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响起，第四大队的红军战士如下山猛虎，雷霆万钧般杀向纷纷往头道川抱头鼠窜的国民党军。

多年后，此战亲历者老红军陈目海回忆时依然兴奋异常，挥舞着拳头比划着说：一军团从侧面插下来，一家伙就将梁上的敌军打垮了！敌酋白凤翔听到激烈的枪炮声，立刻就意识到其第十六团中了埋伏！此时，白凤翔手中只剩下师部及少量直属部队，如果张成德率领骑三师那两个团能迅速赶来，鹿死谁手恐怕还尚未可知——至少不至于一败涂地。可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敌酋白凤翔眼巴巴地等待骑三师所部时，身后突然又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打击敌骑三师的红军部队，当然是由二道川翻山越岭赶过来的林聂所部——刚攀上最后一道山梁的红军发现敌骑兵正沿川道向前增援，没等下梁就立刻展开火力急袭！敌骑三师副师长张诚德大概以为中了红军的埋伏，立刻指挥部队后队变前队，掉转头就往铁边城方向飞驰而去！当红军战士冲到公路上时，敌骑兵早已逃之夭夭！

听到身后的枪声骤停，敌酋白凤翔立刻明白，援军已不可能再来了！此时，留给白凤翔及其所部只剩华山一条路——那就是从刘台与白坡之间的一条小路，逃往北边的大山里！当白凤翔带领师部及直属部队打马快速向前（东）奔驰而来时，位于杨城子隘口西侧的敌十七团起初还以为是前来增援的，当看到他们突然左转——拐进向北的路口，这才如梦初醒！立刻纷纷上马，也向那条小路死命奔去，而从中间梁逃下来的敌骑十六团溃兵，也潮水般往这个小路口涌来，为了逃命你争我抢，很快挤成了一个疙瘩！

据陈目海回忆：眼见敌军开始逃窜，第十大队的战士们没等听到号令，就冲下山梁！莫休在其“吴起镇打骑兵”一文中记叙：“中路钳制队的红色英雄们，清楚的看到枪被别人肩起，马被别人骑上，眼珠凸出了，不能再忍耐下去。失去了统率，失去了指挥，失去了队形，从山顶、从山腹、从断绝地，从一切的地面上扑下去。”（注13）“敌人此时，当然是‘急不择路’了，快，取直线，不管什么峻坡斜坡，水坑，断绝地，冲下去，人仰马翻，……跑……跑……跑，一口气跑了五十里，……。”（注14）这段栩栩如生的描述，极其生动地刻画出当时的战斗场面。

老红军陈目海的回忆则是：“我们追的那一路敌军，不少是骑马的，他们看到前面的路口被塞住后，就下到路旁的沟里，顺着沟底向前跑一段，绕过挤在一起的人，再驱马冲到路上逃跑。”；“我们一看就急了，如果他们冲上路就追不上了！……，我们集中火力先向前面往坡上冲的马匹射击，好几匹马被射中。纷纷从坡上滚下，又将后面的马撞到沟底。这样一来，沟里的骑兵人仰马翻，被毙伤、摔伤的马有近百匹。……。我们喊着‘缴枪不杀’，冲到沟里。……。我们一口气追出十几里地，直到骑马的敌人跑远了才停下。”（注15）

至此，虽然骑三师那两个团成功脱逃，但白凤翔的骑六师所部却遭到前所未有沉重打击——其下属三个建制团，伤亡极其惨重：骑十八团缴械投降；骑十六团约半数，不是被毙伤、就是被俘虏；骑十七团在逃跑途中，被歼灭近三百人！据马培清回忆：“事后，据白凤翔谈，该部所有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都在这次战役中丢弃，另外还损失驮马、战马各八百余匹，最后还在那座大山上被围困了三天，直到红军撤离吴起镇后才得下山。”（注16）

此战最为郁闷的当属林彪和聂荣臻，既未消灭几个敌军亦无什么缴获。听到前方枪声渐希，林彪迅速调集第十三大队等部，准备合围躲在梁上的敌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可“马培清一看东北军惨败，立即率领骑兵团向元城子方向撤退。……。但后退不到十华里，另一批红军又从三道川扑来，截断了我们的退路，与周满祥营接触。枪声一响，只见满山遍野都是红军。……。我营阵亡7人，负伤13人，死马十多匹；团部和第三营略有伤亡；第二、第四营损失很大。”（注17）

此役，红军陕甘支队大获全胜！但自身的伤亡也不小：据吴起党史记载，“牺牲200余人”。笔者据此推测，此役红军陕甘支队伤亡人数应在六百人左右。有五名团级干部牺牲：“其中有军团政治部秘书长李鸣铁、红三军团卫生部政委胡定国、一纵队二大队大队长李英华、二纵队十大队大队长黄珍、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方镇钧。”（注18）损失最大的当属第二纵队——尤其是第十大队。

1935年10月22日，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在“庆祝我们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大胜利”（连队讲话材料）中郑重指出：“这次战斗，我们全支队的指战员都表示出无上的英勇气概，为苏维埃的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特别值得表扬的是我们光荣的十大队。十大队全体指战员，在这次战斗中，表现了无上的坚决顽强，无论如何要完成上级命令的决心；他们在最艰难的环境之下，作最残酷的斗争，使我们整个的支队能够顺利击溃敌人。”（注51）

注释：

注1：见《一方面军军史》，第575页。

注2：见《陕西地情网》，
http://sxsdq.cn/dqzlk/dfz_sxz/wqxz/。

注3：见《老爸童小鹏的长征情怀》第五章一九三五年。

注4：参阅刘统《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第497页。

注5：见《杨尚昆回忆录》，第151、152页。

注6、8：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第70页。

注7、9、11、16、17：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第78页。

注10：见《红军长征•文献》，第727页。

注12：见《杨尚昆回忆录》，第152页。

注13、14：见刘统《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第439页。

注15：见《百年潮》2017年第12期，第71页。

注18：见《中国共产党吴起历史》，第56页。

此战后，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后退五十公里，很长时间未敢靠近吴起镇。红军陕甘支队在吴起镇继续休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