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合政府正式决定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进行系统性审查，标志着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对华政策从经济优先转向安全主导的战略拐点。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政府动议文件，柏林将组建一个约12人的跨界专家委员会，每两年向议会提交评估报告，对能源进口、原材料供应链以及中国在德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三大领域展开常态化审查。这项制度化安排的背后，是德国政府对地缘政治环境剧变的回应，也折射出全球化退潮背景下西方国家经济安全化思维的深刻转变。

此次审查机制的设立时机耐人寻味。2025年前8个月，中国以1634亿欧元的进出口总额重新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然而在贸易数据持续攀升的同时，德国政界对华态度却日趋谨慎。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与钢铁行业高峰会上公开呼吁"欧洲爱国主义"，强调要优先购买欧洲产品，这一表态突破了德国长期秉持的自由贸易原则，将中国明确定位为需要战略防范的对象。

这种政策调整并非孤立现象。在梅尔茨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联合政府看来，"变化的贸易与地缘政治环境"使得重新评估对华依赖势在必行。动议文件显示，审查重点包括价值链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对外经济法》的潜在修订，以及德国在战略物资方面对单一来源的依赖程度。这套话语体系实际上是将经济议题安全化，把正常的贸易往来重新框定为需要国家干预的安全威胁。

供应链焦虑驱动政策重构

德国对华经济关系审查的核心驱动力是供应链安全焦虑。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乌克兰危机后能源供应中断的惨痛教训更强化了这种担忧。在关键原材料领域，德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确实较高。以稀土为例，中国控制着全球约70%的稀土生产和加工能力，而稀土元素对于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类似的结构性依赖还存在于锂电池、光伏组件和部分精细化工产品领域。

然而，供应链多元化的理想与经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德国企业在华投资不降反升，这表明商界对中国市场的判断与政界存在明显分歧。大众汽车、巴斯夫、西门子等德国工业巨头在中国拥有深度布局，这些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和供应链优势。强行脱钩或过度限制投资，可能损害德国企业自身利益，削弱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地位。

专家委员会的组建本身也反映了这种矛盾。成员构成包括学术界、行业协会、劳工代表和智库等多方力量，这种平衡设计意在整合不同视角，但也预示着评估过程可能面临内部分歧。劳工团体担心过度脱钩导致就业岗位流失，出口导向型企业警惕贸易壁垒带来的反噬效应，而安全导向的智库则强调战略自主性的重要性。如何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诉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将考验德国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德国政府动议强调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关键基础设施投资"。过去几年，欧洲国家对中国资本收购敏感资产的警惕性明显上升。2022年，德国政府曾考虑阻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收购汉堡港集装箱码头部分股权，最终在争议中放行了缩减版方案。今年，荷兰政府实际接管了中国闻泰科技持有的安世半导体，理由是国家安全考量。这些案例显示，即使是正常的商业投资，一旦涉及港口、能源、通信等领域，也可能被纳入安全审查范畴。

欧洲对华政策的联动效应

德国的政策转向可能引发欧洲其他国家的跟进效应。作为欧盟经济引擎和最大贸易国，德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对华政策具有风向标意义。欧盟委员会近年来推动的"去风险化"战略，实质上就是在经济依赖与战略自主之间寻找新平衡。如果德国通过专家委员会机制形成一套系统的风险评估方法，很可能被其他成员国借鉴，推动欧盟层面出台更严格的外资审查和供应链安全标准。

这种趋势已经初现端倪。法国近年来在外资审查方面立场强硬，意大利对5G网络建设中的中国企业参与设置严格限制，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在涉华议题上态度激进。德国的加入意味着欧盟内部对华强硬派力量增强，可能加速欧盟整体政策的保守化转向。这对中欧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然而，欧洲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匈牙利、塞尔维亚等中东欧国家在对华合作上保持积极态度，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在经济困境下更看重实际利益。德国国内商界的反对声音也不容忽视。德国工商总会主席曾公开警告，过度政治化的对华政策可能适得其反，削弱德国自身的经济竞争力。这些分歧意味着，即使审查机制启动，其最终落地的政策力度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德国的举措是全球经济秩序重构大背景的一部分。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和《芯片与科学法案》构建排他性产业联盟，试图重组全球供应链。欧盟推出"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力图减少对外依赖。中国则加速推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自主，提升供应链韧性。这些平行推进的战略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经济安全化和供应链区域化。德国专家委员会的设立，是这场全球供应链重组博弈中的最新棋子。

对中国而言，德国政策调整既是挑战也是警示。一方面，需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经济安全化思维的系统性和持久性，这不是短期政治波动，而是结构性趋势。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德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度使得完全脱钩不现实也不可行。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对话机制管理分歧，在互利共赢框架内解决具体关切，避免经济议题过度政治化导致双输局面。

这场审查最终会得出什么结论，可能取决于德国如何定义"安全"这个高度弹性的概念。如果将安全仅仅理解为供应链不受单一国家支配，那么推动多元化布局是合理诉求。但如果将安全泛化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用来正当化全面遏制政策，那就偏离了经济规律，最终损害的将是互利合作的基础本身。专家委员会每两年提交的报告，不仅将评估德中经济关系，也将测试德国能否在经济理性与安全焦虑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