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战略智慧与人类情怀的壮丽史诗——全国知名专家共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重庆谈判（上）

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哪些伟大胜利？作出了哪些历史贡献？对当代有何启示？重庆谈判为巩固抗战胜利果实、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作出了哪些历史贡献？

2025年8月26日，“宣传出去 争取过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

8月26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委党史研究室、渝中区委、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西南大学联合承办，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西南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执行的“宣传出去 争取过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在渝举行。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与重庆谈判”两大议题，进行了分享。

李忠杰：

南方局作出重要历史贡献

李忠杰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和意图，既坚决维护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为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表示。

他将这些贡献按其发展过程和内在逻辑，梳理为八个方面：按照“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打开了连接外部世界的窗口；依托八路军办事处，在团结海外侨胞和加强国际交往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开展对外宣传和国际交往，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审时度势，促进和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营救滞港文化人和国际友人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特殊贡献；促成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参与制定“半独立性的外交”方针，拉开了中国共产党走上国际舞台的帷幕；争取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联合国，对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杨明伟：

开创对外工作崭新阶段

杨明伟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恩来等人开创性的工作思路下，以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重要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作为外事工作的总方针，广泛开展国际交往，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一个崭新阶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原局长杨明伟称。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对外工作：

开创了党对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工作体制。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下，无论在组织上、指导思想上还是方针政策上，与党中央高度一致，完全体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完全能够代表党中央的声音。

创立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的外交哲学。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在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寸步不让、寸土不让；在灵活性问题上，又极其灵活机动，不拘一格。

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工作的人才基础和人脉基础。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了广泛的国内国际人脉基础，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工作的人才基础。

宋月红：

为中国提供了重要政治基础

宋月红

“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成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供了重要政治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宋月红称。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南方局针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斗争维护统一战线，并重视争取代表地方实力派和民族工商界的中间势力；在摩擦与反摩擦中，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等，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斗争维护了全民族团结抗战。

中共中央南方局还贯彻党的“联合政府”主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党专政”，发展民主政治运动，力争建立“联合政府”，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重庆工委从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出发，面对内战的严峻危险，积极配合党中央进行国共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的召开；反对内战独裁，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推进了民主政治运动发展。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革命斗争，深刻体现了为全民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主动，彰显了决定中国光明前途的历史主动。”宋月红说。

侯中军：

为世界树立了东方样板

侯中军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都先行一步，走在引领之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部分的建立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侯中军表示。

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对日宣战，呼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东方战线。而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建立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视为一个必然选项，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而且以其抗日反帝的彻底性引领了统一战线的建立。

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为世界人民团结抵抗法西斯树立了东方样板。

“在走向世界人民结盟抵抗法西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了东方民族的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完成了东方部分。”他说。

张皓：

提出、发展和发动民族革命战争

张皓

“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和发动了民族革命战争。”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皓称。

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出、发展和发动，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走向民族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12月，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出和发展阶段；1935年12月至1937年2月，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准备阶段；1937年2月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动阶段。

“从1935年华北危机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口号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推动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民族革命战争发动起来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

吴兵：

奠定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基础

吴兵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战时大变局背景下创造性开展外事工作，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培养了优秀人才，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的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思想的重要来源。”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吴兵称。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南方局统筹国内国际统一战线两个大局，与各国驻华机构人员交往，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垄断，促成了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特别是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登上国际舞台。

“深入研究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历史，总结南方局外事工作的历史经验，服务于当前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说。

来源：新重庆—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