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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拾月

图文|琉浔

大家好欢迎收看【点点史坛】

长安街的出租车里，老赵方向盘一打，突然扭头问我：“你说，中国还会不会出第二个毛泽东？”这问题像块砖头砸在我脑门上，愣了半天没说出话。

后来我发现，这问题不止老赵在想。

政治学系的王教授听完直摆手：“现在是制度化社会，早过了需要‘救世主’的年代。”

互联网公司的小李却笑：“造神容易啊，直播平台一推就能火，但守得住吗？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

韶山冲的讲解员大姐说得实在：“游客来这儿，看的不只是老照片，是那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气神。”

剑桥大学的汉学家詹森·布莱尔倒是说得中肯：“天才的出现从来都是偶然，历史不会简单复印。”

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为啥说中国难再出第二个毛泽东。

那些年的“时代裂缝”

1925年的广州，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当代理部长，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

那会儿他刚过三十，谁能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

毛泽东的成长路径，藏着几个“不可复制的裂缝”。

旧秩序塌了，新思潮像洪水一样涌进来，加上常年打仗，个人的选择被无限放大。

这三条裂缝，放今天看，早就堵上了。

先说信息差。

1920年的长沙，《大公报》的读者不到三万人，毛泽东却能在专栏里大谈“湖南共和国”。

那会儿大多数人连报纸都看不上，他先一步摸到了新思想的边。

现在呢？手机一刷，全世界的新闻都在眼前，谁还能靠“知道得多”拉开那么大差距？

再看组织差。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带着残部上井冈山。

国民党的势力没伸到那儿，成了权力真空。

他在那儿扎下根，慢慢搞出了根据地。

现在全国一张网，从部委到社区，组织密得像筛子，哪还有“权力洼地”给人钻？

最要命的是生死差。

长征路上，红军平均每天牺牲六百人。

湘江之战打完，三十万人只剩三万。

活下来的，都是从血里火里爬出来的，政治资本厚得没法比。

现在和平年代，哪还有这种“淘汰加速器”？如此看来，“毛泽东式崛起”的硬件条件，早就没了。

硬件没了但“势”还在

有人说，硬件没了，那“软件”呢？去年我去延安革命纪念馆，看到1938年的入党登记表，上面的动机写得直白：“为打日本”“为吃饱饭”。

这些朴素的诉求堆在一起，就成了“势”。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是把这些分散的“势”捏成了滚动的雪球。

他知道老百姓要啥，然后带着大家往前冲。

现在的中国，这种“势”也不少。

双碳目标一动，千亿资金跟着跑；乡村振兴一喊，百万青年往农村钻；人工智能一火，多少人熬夜搞研发。

哈佛费正清中心2022年的报告挺有意思，说“天才”的定义变了。

毛泽东那代，得会打仗还得会写诗，是“军事加诗歌”的全能选手。

现在呢？商业大佬、科技精英更受追捧。

过去十年，登上《自然》杂志封面的中国科学家，平均年龄才39岁，比1949年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小了17岁。

社会期待早就从“政治领袖”转向“科技人才”了。

从“枪杆子”到“芯片”

深圳南山区有个45岁的工程师老魏，搞无人机的。

前几年他带着团队，硬是把国产芯片塞进了消费级无人机，从美国巨头手里抢下三成全球市场。

我问他咋做到的，他说：“跟毛委员学的，先找对方看不上的小市场，慢慢蚕食。”

本来想，这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是一个路数吗？后来发现还真不一样。

毛泽东那会儿靠枪杆子打天下，老魏靠的是技术创新。

清华大学的刘晗副教授说得对，毛泽东是“高浓度时代”的产物高浓度的战争、贫困、文盲，个人容易成为焦点。

现在是“低浓度时代”，利益多元，诉求分层，谁也别想“一言兴邦”。

上海的美籍媒体人乔纳森·李给过组数据：截至2023年6月，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10.76亿，人均装68个App。

注意力都碎成渣了，谁还能长时间盯着一个“神”？

说到底，中国不会再出第二个毛泽东，不是说现在的人不如以前，是时代变了。

天才的定义迁了，集体化叙事成了主流。

你看现在，让疫苗早上市的科研组长，让沙漠变绿洲的治沙人，让乡村孩子看见银河的老师，无数人在自己的领域点着“星火”。

詹森·布莱尔那句话说得好：“偶然性的天才让历史惊心动魄，制度性的群才让文明生生不息。”

就像长安街的灯火，没有哪一盏自称太阳，却一起把夜空照得透亮。

这大概就是中国现在的样子不靠某一个人，靠一群人，慢慢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