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江户时代（1603—1868）的日本统治阶层以及知识分子们，一直对中华文化怀有崇敬之情。

比如幕府尊儒学为“官学”，武士阶层将之视为“基本修养”，很多日本学者一直将中国视为“文化发达、物质丰富”的强大国家。

不过话说回来，清军在鸦片战争的惨痛失利，使得一些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微妙变化。

可即便如此，西方国家大多视这个疆域辽阔的“天朝上国”为实力不容小觑的“睡着的狮子”。直到清军在甲午战争的惨败，这种敬畏感才被彻底粉碎。

于是，列强纷纷卸下了对华戒心，妄图肢解和瓜分中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带有“蔑华”色彩的中国观，也成为了日本各界的广泛共识。

晚清时局图

那么问题来了，在近代日本的学者笔下，中国人的形象都是什么样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1）唯利是图

很多明治中国游记中，都写到了中国人存在“唯利是图”的特质。其中，作为贵族院议员与《国民新闻》创始人的德富苏峰可谓“不惜笔墨”。

他在著作《七十八日游记》中指出，“中国人之利己近乎病态”，所有的生活与思想，皆可以用“利”字来解释：

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个做事不够积极主动的群体。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似乎习惯于被动应付，对待事物往往缺乏全情投入的认真态度。

然而，一旦触及利益问题，这群平时看似冷淡的人，却仿佛瞬间被点燃了热情；原本散漫懈怠的状态，也会在转眼之间消失无踪。

利益，似乎真的成了不少中国人心中近似信仰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是他们行动的根本动力。而对于利益无关的事情，他们大多显得漠不关心，也难以提起真正的兴趣。即便是偶尔对某些事物产生热情，只要发现它与自身利益相冲突，那份热情也会迅速冷却。

在利益面前，中国人往往不再顾及亲情伦理，甚至连父子兄弟之情也可能被搁置一旁，更不必说对国家、对社会的大义了。

总而言之，一个“利”字，几乎可以成为解读中国人行为逻辑与思维模式的关键密码——甚至可以说，它是理解中国人处世哲学的一把几乎唯一的钥匙。

人在韩国庆州的德富苏峰

在得知有中国人到（日俄战争）战场上从死尸身上捡东西，因不知道手榴弹为何物，打开后被炸死一事后，污蔑中国人“为了利益可以不惜一切”：

中国人往往不以是非对错为准则，而以利害得失为行事依据。他们精于算计，内心常怀一种顾虑：唯恐因不作为而蒙受损失。正如有人所言，中国社会的诸多现象，几乎都可以用一个“利”字来解释。

人的种种行为，皆因利而起、依利而行、向利而动。如果说中国人也愿意拼命去做某件事，那往往不是出于君命父志，也不是为了国家大义或宗教信仰，而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

在利益驱动下，平时懦弱的人可以变成勇者；一向怠惰的人也会勤勉起来；甚至有人甘愿为利赌上性命。

另外，他还提出了“逆读《论语》是了解中国人状态的好办法”：

将《论语》中的每一句教诲都逆向解读，恰恰能揭示出中国人的深层特质。孔子之所以倡导仁、义、礼、智，正是因为社会缺失这些品德。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所针砭的这些“病症”，至今仍未有丝毫改变。

鉴于此，《论语》中之所以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就是因为“中国人为利舍义之人比比皆是”。其结果就是：

这样的便宜主义除了造成理论与实际上的落差外，更造成中国人只会言论打高空、不切实际的现象。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文字之国、言论之国，露骨一点就是言论打高空大国。

日俄战争时期的德富苏峰与同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身上存在这种弊病呢？对此，学者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做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宇野哲人注意到，“中国国民在注重家族主义的同时，个人主义以及利己主义都极其发达，此令人不可思议”。

原因很简单，“严格的家族主义，必然要求个人做出牺牲；极端的个人主义，往往会忽略甚至损害整个家族的利益。”

而中国人之所以“既主张家族主义，又主张个人主义”，其关键在于，“家族是由个人团结结合而成的，个人的发展与成功，反过来也就是整个家族的繁荣与壮大”。

简言之，家族与个人更像是一种独特的共生关系。

2）气质文弱

对于中国人的文弱气质，历史学家桑原骘藏在《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一文中，首先提到了中国人“爱争吵但轻易不动手”的特质：

总的来说，中国人很少通过暴力来处理事情，整体也不热衷于战争；至于所谓的吵架，也只是口头的争吵。从这种口头的吵架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有名的爱吵架的民族。比如在中国的学堂和官府等地，人群密集的地方，一定会有禁止喧哗的告示。

但是，中国人只是在口头上说，绝不会动手。我在中国各地尤其是中国的北方地区，几乎没有看到过中国人打在一起的情况，即使吵得很厉害也没有动手，哪怕偶尔有打在一起的，但从我们日本人的角度看，也是极为冷静的，令旁观者看着非常着急。

桑原骘藏，长期任教于京都大学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人不爱动手打架？

对此，他将之归咎于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而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尚武”精神，主要是因为自古代中国的军人，自古以来地位低下导致的。

对于中国人的文弱气质，他最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当然，我们不应该完全看不起中国人的文弱。毕竟，比起轻率的好战，文弱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但是，现在是民族竞争的时代，是武力的时代。受到列强压迫的中国人，依然没有改掉文弱气质的话，我只会深深为他们的前途感到痛心。像这种含有怯弱特质的文弱特质，对于中国的将来而言，会是一个很大的祸根。

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的文弱造成了“尚文轻武、专于防守但拙于进攻”的弊病。对于这种“文弱”，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从历史记载来看，中国自然不乏勇武的个人，例如关羽、樊哙，或是鲁智深、武松这样侠义的好汉。即便从地域上观察，也有“楚人轻慓，秦人沉勇”的说法，可见其局部民风并非一概怯懦。因此，若仅凭个例或局部就妄下断语，确实有失偏颇。

然而，若从整体性格与历史表现来论断，中国的国家本质可定性为“文弱之国”，其国民性格的底色亦是“文弱之人”。这种文弱特质，甚至体现在中国人的容貌与气质上，他们普遍缺乏阳刚雄健之风，显得阴柔有余。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行为层面，中国人普遍不倾向于通过武力或强硬手段来贯彻自己的主张。这种倾向于妥协、回避直接冲突的特性，在个人交往中如此，在国家层面的对外行为中，亦是如此。

德富苏峰与同僚，老者是他的父德富一敬

德富苏峰进一步指出，“大到中国全土，小到一房一室，皆为防备不被侵掠”，即便是迫不得已的防御战争，也多是虚张声势，在乎形式：

中国式战争的核心，并非追求实战效能，而在于“虚张声势”，企图以浩大的场面和恐怖的声势从心理上压倒对手。因此，士兵们常常穿着模仿猛兽的装束，手持象征道义的“堂堂正正”的旗帜，摆开看似威严的阵势，更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威慑表演。

因此，中国的战争常被形容为如同中国戏剧一般，注重表面的喧闹与形式的壮观，而非真实的对抗。在所谓的百万大军当中，真正能作战的兵士可能仅占十分之一，其余绝大多数人不过是负责举旗、擂鼓、呐喊以壮声威的辅助角色。

对于“防御之事也不无法看出倾尽全力”的状态，德富苏峰认为，这是“中国人表面和平实则文弱”所导致的：

尽管中国人常被称为热爱和平的民族，然而无论再怎么热爱和平，拥有并展现必要的武力来进行自我防御也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中国的防御准备，却常常只停留在表面形式，敷衍了事，完全看不出有任何要倾尽全力击退来犯之敌的决心和实质部署。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其应对冲突的根本心态：即便自身具备可战之力，其首要反应也不是积极备战，而是急于议论“和解”之道。

这听起来似乎是秉持道义的“堂堂之举”，但实际动机不过是一种“无论付出多高代价，只求能买到眼前和平”的投机思想。这种回避实质对抗、一味寻求妥协的特性美其名曰“和平”，不如更准确地称之为“文弱”所致。

《国民新闻》时代的德富苏峰

3）善于虚言

“中国人社交辞令十分巧妙但多虚言”，这是很多近代日本学者的共同观点。

德富苏峰认为，“巧于辞令”的中国人，可以“将不礼貌之事用高雅语言来表达”，着实令人佩服。比如将“禁止小便”润色为“君子自重”，将“无事之人不可入”用“闲人免进”一词取而代之。

更令他称奇的是，连浴室的招牌也能写得极具诗意——“金鸡报晓汤先热，红日未升客满堂”——这种文采和巧思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

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刻意为之的技巧，而是一种深植于文化中的、自然而然的“外交”本能，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总能委婉得体，不露锋芒。

老照片中的上海租界

曾在1906年赴成都担任中学教职的学者中野孤山，在游记《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坦言：

自己曾听闻中国人普遍擅长交际，而实地接触后证实此言不虚，甚至让自己这样一个自认为顽固的日本人也忍不住要啧啧称奇，由衷赞叹。

值得一提的是，他尤其佩服中国人交谈时的艺术：

他们的辞令格外巧妙，谈吐十分优雅，应对又极其自然得体，整个过程总能做到不伤及对方丝毫颜面。他们的话语圆润不露棱角，却往往内含深意；表达方式含蓄委婉，但用意清晰，令人回味。与他们聊天，总是气氛热烈、妙语连珠，其高超的技巧令人敬佩。

值得一提的是，中野分享了一个具体例子：

即使面对他这样完全不懂中文的人，中国人也会立刻拿出纸笔进行“笔谈”。而开场白一定是“久仰大名”或尊称对方为“贵教习”、“大教习”等恭维之词，以此迅速打开交际的局面。

20世纪初的成都街道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人“善于虚言辞令”？对此，宇野哲人给出了两点原因予以解释。

首先，这与汉语本身的特性密不可分。

汉语的一个根本特色就是具有极强的“音乐性”，这超越了其他任何国家的语言。这种音乐性主要源于汉语独特的声调系统，字词本身音调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就如同音符一般，构成了天然的旋律感。

正因如此，汉语既能完美地吟咏出悠远、宁静的和平之情，也足以酣畅淋漓地抒发出激烈、豪迈的慷慨激昂之气。

其次，中国社会注重形式化的礼仪与客套话，即“好空文虚礼”。

中国人所擅长的“社交”，其核心要义并非真诚的情感交流，而更侧重于表面上的巧妙应对与礼节周全。至于这礼节背后是否有真心实意，则是另一回事。单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人堪称“天生的社交家”。

初次见面，中国人会恭敬地说“久仰大名”；即便请教一点小事，也会谦称“请教”。

然而，不谙此道、性格又较为直率认真的日本人，很容易被这种过度的谦辞和甜言蜜语所迷惑，误以为对方真心推崇自己，于是便轻易地抛出长篇大论，还自以为是地在“教导”对方而沾沾自喜。

结果，中国人表面看上去和和气气，背后却可能掩口嘲笑日本人的天真幼稚，将之视为不懂人情世故的蠢人。

晚年的宇野哲人（1875—1974）

4）民风败坏

基于实地考察中法战争的需要，媒体人小室信介于1884年8月离开东京，在中国逗留了两个多月。在回到日本后，他将所见所闻整理成册，以《第一游清记》之名公开发表。

他在游记中指出，中国已经沦为了一个“风气败坏”的失败国家。原因很简单：

中国或许有那么一两个忧国忧民的人，也可能存在一些忠于君主和心系百姓的人。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都是贪求钱财的小人，这些人“不知廉耻、断无忠义、只营私利之人耳，俛焉营营汲汲而不顾其他。

鉴于此，他不仅将晚清中国人见利忘义、不知耻的行为放置到了历史传统之上，还将中国人的“卖国”行为视为“自古有之的事情”：

中国人见利忘义而不知耻，自古以来多有此类。历史可见，与外国开战之时，是有充当向导者，或任斥候、间谍者，皆为中国人也。卖其父母之国，仇其国王，而不知耻者比比皆是。

小室信介画像

几乎与小室信介同时来到中国的军官高桥谦，在谈论长江一带各省风俗时，几乎无一例外地用到了“狡猾”一词。

比如江苏“文学盛行，自具奢侈之风，锐敏而狡猾，然概乏勇敢之气力”；安徽以及江西等地“稍有素朴之风，概最狡猾且往往可见敢为之风”。

湖北与湖南“概狡猾顽固，有锐敏之精神与勇敢之气力，就中湖南人最为勇敢顽固，视外国人殆为仇敌”。

四川“古来风俗自异于他省，男女之间隔非那般严重，适龄男女一室相谈而无愧色，且颇狡猾勇敢者如斯”。

值得一提的是，在记述广东风气时，他还特别提及“淫风颇盛”：

广东地方淫风颇盛。贫民子女大抵以卖淫为生，或嫁往他省，或为外国人之妾，此种人甚多，且恬然安之而不知羞愧。殆如以此为通常之职业也。

1902年，广州珠江边的繁忙景象

德富苏峰认为，鸦片、赌博和肉欲是“中国人喜好之物”。尤其是赌博，令他感到“痛心疾首”：

赌博之风气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便已普遍存在，甚至在《论语》《孟子》等经典中亦可见到相关记载。

其流毒贯穿社会上下所有阶层，各色人等的沉迷程度已难以用言语形容。

更让人感到侧目的是，许多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赌博，毫无羞耻之心：

社会的腐败，同样体现在鸦片的肆虐上。我曾访问一家中国报馆，竟亲眼看到记者先生在下午三点多就横卧在编辑室内吸食鸦片。此类现象如此普遍，使得“鸦片亡国”的论调在当时已显得苍白无力。

赌博与鸦片相互交织，使本就趋于“文弱”的中国人更加萎靡不振，使已然“腐败”的社会风气更加堕落。至于普遍存在的肉欲放纵等问题，就不必在这里进行一一赘述了。

拍摄于1951年，时年89岁的德富苏峰

5）尾声

伴随着近代中日两国国力的激荡变化，带有“蔑华”色彩的中国观，逐渐成为了日本各界的广泛共识。

这不仅助长了日本民众支持政府侵华的政策以及行动，还麻痹了后来日本士兵杀害中国俘虏与平民的抵抗心理与理性，结果导致日本军人在中国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

实际上，直到二战后期，这种“蔑视中国”心态依然有增无减。

比如已经从陆军退役的佐佐木到一，在发表于1941年的《我这样看中国》一文中依然认为，“中国和军阀时代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中国的本质能改造成什么样子，是很大的疑问。至少我们不能认为，十年前为各国半殖民地的中国，现在已有了显著的改变。中国现在还是十年前的中国，国民党也回到了十年前的国民党了，极端地说是崩溃。

在他看来，中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更不可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

退出现役的佐佐木到一

但是，梦终究是梦，醒来只有一场空。现如今，日本早已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更不是当年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