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台湾籍著名导演洪维健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暗夜哭声》，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国民党当局统治下的台湾社会陷入白色恐怖的境地。

洪维健的父母当时也是受“于非”案牵连入狱，他们新婚仅四个月，而当时的洪维健尚在母亲肚子里，还没有出生。

这个于非案“中，于非其实只是一个化名，他的真名叫做，他的本名叫朱芳春，朱芳春是当时潜伏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因为暴露差一点被捕，

图|朱明华

后来在战友萧明华的掩护下，朱洪春最终得以躲过搜捕，并冒险从海峡游回，并将关键的情报送到了我华东前线指挥部。可惜的是，萧明华未能躲过搜捕，并牺牲在台湾。

根据洪维健导演回忆，“于非案”就是一个冤案，因为除了被捕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外，还有许多老百姓受牵连被捕，他的父母就是其中一员。

当年洪维健母亲就与萧明华一起被关押，后来萧明华被押赴刑场，洪维健母亲的母亲也受了极大的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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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朱洪春、萧明华的事迹，其实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为人所知的。

一直到21世纪以后，各方面有关资料在披露了许多当年的往事，这其中也包括了当年牺牲在台湾的吴石、朱枫、聂曦、王正均等烈士的情况。

之前我们聊过，吴石情报组的暴露是源于台工委负责人蔡孝乾叛变引起，从而也导致了整个台工委被敌人完全破坏。

事实上，当时在台从事情报工作的，并非只有台工委一家，这其中还包括隶属中央情报部的“台新盟”，后来更名为台湾情报工作小组，这其中主要成员就是朱洪春、萧明华。

朱洪春是萧明华的入党介绍人。

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嘉兴，她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萧明华祖籍是广东潮阳，因为早年间家庭贫苦的关系，她的父亲和叔叔为了给逝去的父母办丧事，不得不在外颠沛流离，萧明华的父亲后来落脚在浙江嘉兴，并在嘉兴娶妻生子。

尽管家庭贫苦，萧明华还是受到了家里人的宠爱，除了要照顾因幼年时脑膜炎留下后遗症的姐姐外，三个哥哥都给予了这个最小妹妹的关爱，并呢称“华宝”。

哪怕时隔多年，兄长回忆起来，仍然会感慨的说一句：

“她是我们全家的宝贝。”

图|萧明华、朱芳春、萧明柱一家合影

一直到后来上小学以后，老师按照当地的习俗以及她兄长的辈分，给她取名“萧明华”。

萧明华小学毕业后，立志从事教育工作，并考上了河南开封师范学院。

1939年，因抗战的关系，萧明华跟随父母兄长迁到了重庆，并考入了重庆师范学校，1943年秋又考上了位于四川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

也是在求学期间，萧明华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为她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四川学习期间，萧明华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等作品，并与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交好，谢冰莹后来曾盛赞萧明华：

“她是一个聪明而最富同情心的孩子，喜欢绿的颜色，这象征她是爱好和平的；有文学天才，又很用功，无疑地将来一定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也正因为在文学上有着独到的天赋，抗战胜利后，萧明华经老师台静农介绍，入北平师范大学，继续她的大学生涯。

在北平师范大学学习期间，萧明华结识了在该校任教的朱芳春。

朱芳春是萧明华的哥哥萧明柱的好友，他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的老师兼河北省北平高级中学校长，但实际上是受中共冀中军区敌工部委派，负责北平以及华北地区部分军事情报工作。

在朱芳春的教导下，萧明华看了不少有关进步书籍，这其中还包括了部分毛主席写的文章，内心深处更加渴望参加革命。

1947年9月下旬，朱芳春找到了萧明华，明确告诉她：

“根据你的多次表示要求参加革命工作的愿望，冀中军区敌工部决定吸收你到革命组织里来，从事军事情报工作。”

不难看出，当时萧明华还并不是中共党员，因此朱芳春在通知她参加革命工作时，还明确指出在白区工作可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希望她能考虑清除。

萧明华听了朱芳春的话，坚定的表示：

“还想什么？此事我已经想过多少遍了，请朱老师转告组织，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党。”

根据朱芳春的要求，萧明华写了一篇自传，经朱芳春转递给组织，又过了一段时间，朱芳春正式通知萧明华，组织上已经同意他参加革命，并成为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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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萧明华后来是如何到台湾的，这当中还有个经过。

原来就在1948年，萧明华收到了台静农（时任国立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的秘书廖蔚卿的信，邀请他到台湾任职。

萧明华考虑到，当时全国解放在即，届时出于解放台湾的考虑，组织上一定会派人到台湾去，扩大党在台湾的影响，不如自己趁着这个机会到台湾去工作

朱芳春很赞同萧明华的建议，在经过请示后，组织上同意了萧明华的请求。

1948年7月4月，萧明华从汕头乘船到了基隆，并与在台湾的老师台静农会面，在台静农的安排下，萧明华前往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担任助教，负责教授“国语拼音”以及“现代汉语”两门课，同时她还在《国语日报》做兼职。

萧明华在台湾站稳脚跟后，立即通知了朱芳春，朱芳春当时因在华北参与领导学生运动，引起了傅作义的注意，组织上考虑到朱芳春在华北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于是特批前往台湾，配合萧明华工作。

朱芳春化名于非，于1948年8月26日动身赴台，在萧明华安排下，朱芳春在《国语日报》担任副总编，负责国内要闻出版。

在与组织失联的情况下，朱芳春、萧明华决定通过发起学生运动、群众运动，来扩大党组织在台的影响，并通过开办“实用心理学讲座”的办法，吸收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当时，讲座中这批学生中，有一名受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委派到台的地下党员林军，在与朱芳春、萧明华接触以后，判定他们是自己人，当时林军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思考再三，他向朱芳春、萧明华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后来经三人商量后，他们决定组织“台湾新民主主义联盟”（简称台新盟）开展工作。

不过，因为朱芳春、萧明华两个青年男女经常出入，引起了广泛关注，时任《国语日报》的总编辑梁容若（非地下党员，但曾配合萧明华从事地下工作）建议两人“假结婚”。

朱芳春、萧明华两人最初一度很为难，原因在于朱芳春当时已经结婚，而妻子吴乃筠与萧明华也熟识、

在梁容若的劝说下，朱芳春、萧明华还是在台北举行了公开的婚礼，梁容若亲自作为主婚人，在他介绍下，朱芳春、萧明华广泛的接触了国民党当局党政军以及新闻界名流，为他们的潜伏工作提供了不少掩护。

根据资料记载，朱芳春、萧明华在台期间，除了领导当地学生运动外，还搜集了不少有关军事情报，这其中包括《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群岛防卫方案》、《台湾兵要地志图》等军事情报。

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兵要地志图》，据说此图是冈村宁次返回日本时，亲手交给蒋介石的一份礼物，这份兵要地志图是日治时期，日本人绘制的台湾的地图，是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尺绘制的，此图详细到一棵树、一栋屋子都标注十分详细。

这份图在国民党当局属绝对机密的存在，平常接触也只有少数人，还必须要获得参谋总长批准。

图|萧明华手迹（遗书）

1949年6月，朱芳春以探亲的名义从台湾返回大陆，他将情报先是交给了华东地区情报负责人吴克坚、何以瑞，又返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情报部秘书长邹大鹏以及罗青长汇报情况。

党组织肯定朱芳春、萧明华贡献外，还明确提出要求，要两人取消“台新盟”的组织，将“台新盟”改为“台湾情报工作组”（即台工组），取消公开的活动，全面转入地下，全力做好军事情报工作。

不久之后，朱芳春又返回了台湾。

从1949年12月到朱芳春、萧明华暴露，他们在情报工作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先后六次送出重要的军事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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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正是在此时，危险突然到来。

1949年5月19日，时任国民党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颁布了戒严令，标志着台湾正式进入戒严时期，此后出入都要受到严格管制，与此同时的是，国民党当局对当时潜伏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全面的搜捕与破坏。

朱芳春、萧明华的暴露，始于同小组成员郑臣严、王隆煜。

当时，台警察系统很早就注意到了“台工组”活动，因此在两人被捕后，迅速就扑向朱芳春、萧明华的住处。

1950年2月4日，是萧明华哥哥萧明柱33岁生日，那时候萧明柱一家也来到台湾，他们在生日当天，特意到了朱芳春、萧明华的住处庆祝。

就在朱芳春、萧明柱交谈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萧明华察觉不对劲，赶紧让朱芳春从后门溜走，并叮嘱他：

“没有我的亲笔信，不要随便回来，注意看着门外那根晾衣杆。”

朱芳春走后，萧明华果断开门，特务问：

“于非教授在家吗？我们省会处的鹿先生想请他恢复实用心理学的讲座。”

萧明华很冷静的应对：

“于教授不在家，到台湾大学访问另外一位老师去了。”

特务们没有抓住朱芳春，只能悻悻而去。

很明显，朱芳春暴露了，萧明华也很危险，当时就有人劝她，不如赶紧离开，但萧明华认为，自己如果贸贸然撤离，马上就可能暴露。

在被捕前，萧明华还做了最后一个安排，就是安顿好了哥哥萧明柱一家：

“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就坚持说我们是兄妹关系，只在经济上接济过我，没有其他牵连。”

两天后，即2月6日夜，萧明华在自己的住处被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在临走前，她说要带一件衣服去，从从容容的把晾在窗户外面的晾衣杆上的旧旗袍收了起来，这是他和朱芳春约定好的信号，代表着出事了，别回来。

萧明华在被捕后，随即受到酷刑，但她自始至终也没有交代什么。

曾在狱中做勤杂工的小刘回忆，他曾亲眼看到萧明华被吊在梁上，双手双臂多处骨折，昏死过去后醒来，却对敌人轻蔑一笑。

萧明华在狱中时，用学生练习本上的一页纸，记下了自己被反复提审的记录，每次提审回来，身上都是伤痕累累。

当时萧明华的哥哥萧明柱也同时被捕，但在萧明华反复说明萧明柱没有牵连的情况下，萧明柱在被捕后不久即被保释。

根据资料记载，萧明华在被捕后，仍然记挂着朱芳春的情况，她借探监之际，将一瓶仅剩下7颗鱼肝油丸的药品送了出去，因为萧明华是嘉兴人，兄妹都说嘉兴话，而在嘉兴话中，“七”与“去”的音十分相似，而“于”和“鱼”又是同音。

萧明华是在告诉朱芳春赶紧走。

1950年11月8日凌晨5时，台北青岛东路军法处宣布萧明华以及另外三位“台工组”成员死刑，并押赴刑场台北马场町执行，萧明华在临刑前，只是平静的拿过纸笔，给哥嫂写了封信。

据当时记载，萧明华在临刑前拒绝喝临刑酒，也拒绝下跪，还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令当时在场的宪兵为之惊愕不已。

萧明华牺牲以后，其遗骸由哥哥萧明柱收敛。

1982年9月16日，在萧明华牺牲32年后，她的骨灰由她的三个萧明柱护送回大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萧明华的大哥老态龙钟望着送回小妹的萧明柱，两个老人抱头痛哭。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调查部追认萧明华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并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其遗骸被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值得一提的是，萧明华墓碑的背面并未如其他人一样，写了她生平事迹，而是由老战友朱芳春亲笔题写的三个字——“归来兮”。

2002年，北师大百年校庆之际，特意编了一本《北师大英烈传》，其中就有萧明华烈士的事迹。

萧明华还有个侄子名叫萧穆，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给姑姑写过一篇传，并且多年保留着姑姑跟他们一家最后一次通信，当时姑姑在信中鼓励他参加革命。

据萧穆回忆，他们一家并不知道姑姑到台湾是从事地下工作，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有关部门追认姑姑为烈士，他们才真正知道姑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