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家国同构的理念，家庭和顺与国家兴盛紧密相连，恰如“人和家兴百业昌，民富国强万物盛”所言。

在这一伦理体系中，女性始终是维系社会根基的关键纽带。《清史稿·列女传》就说“积家而成国，家恒男妇半”，光绪版《平定州志》更是以一个卷目、煌煌105页，为近千名妇女立传。这些载入史籍的节妇烈女、贤妻良母，或奉亲教子、操持家业，或守节持正、睦亲治家，以柔韧之躯撑起家族与社会的双重天空，成为社会稳定最坚实的微观支撑。

光绪《平定州志》书影

今天，让我们透过州志，走近平定晋商家庭中的这些女性，看她们如何以个体的坚韧，为晋商鼎盛时期的家业传承与社会运转注入温暖而持久的力量。

一

“有儿开商店，强如作知县”，这是清代山西各地广为流传的一则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山西人重商轻农、重商轻官的风气。

这种风气，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中。据《雍正朱批谕旨》（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影印本）记载，雍正皇帝在山西巡抚刘于义的奏折中这样批示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

晋商大院

山右，就是指山西。在山西，经商做买卖是人们的首选，这是众人眼中最有前途、最值得投身的事业；其次是种地务农，再次后是参军入伍，而让子弟读书，科举入仕，在当时山西人的观念里，竟成了最末等的选择。

山西商脉绵延千载，至明清两代终成浩瀚商海巨擘。他们凭借横贯欧亚九千里的商贸版图与称雄商海五百年的资本力量，织就了一张贯通南北、纵横四海的商业网络。然而，在这辉煌成就的背后，也有许多心酸与不得已的苦衷。

《平定州志》便以细腻笔触，记载了一段晋商家庭的婚姻故事。字里行间，既有市井烟火的质朴底色，又见商海波澜的惊心动魄，在礼法森严的冰冷枷锁下，烛影摇红的温热柔肠更显得动人。寥寥数语，写尽人间离合悲欢，道尽了岁月深处的世态炎凉与命运的种种况味。

光绪《平定州志》书影

话说有一个叫潘福寿的年轻人，从小没了父亲，家里给他聘娶陈氏为妻，还没等举行婚礼，福寿就外出做生意了，这一走便是杳无音讯很多年。

像潘福寿这样的情况，在晋商群体中颇具代表性。据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撰的《晋商研究早期论集》记载，晋商商号普遍实施“三年一班期”的探亲制度，派驻新疆、蒙古、东三省等边陲之地的分号人员更需五年方可返乡探亲，除父母丧葬大事外，不得轻易告假。

学徒更是要长时间待在商号里，从学习商品知识到当地语言，再到职业道德培训和实践锻炼，最长需培训15年才能出师，才有回家省亲的资格。

晋商票号

这种近乎苛刻的培养体系，直接导致学徒婚娶普遍滞后。加之晋商常因路途艰险，久客不归，或命丧他乡，甚至在外另娶的情况都较为普遍。

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

二

潘福寿无论是学徒，还是独立商人，生计压力使他一直无法返乡完成婚礼。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潘福寿的生死下落、是否另娶皆成谜团。眼看女儿逐渐年长，陈氏的母亲终于坐不住了，决意“别为择壻”，即让女儿改嫁另寻夫婿。

像陈女这种情况，即便毁弃婚约另嫁他人，于情于法皆无不可。《大清律例》明确规定：“期约已至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

晋商大院

于是，陈母就把这一想法说与女儿，女儿却说：“这事不太好办啊。聘礼都收了，庚帖也换了，八字也合了，虽然没拜堂，可名分早定了。要是现在悔婚，潘家肯定不会答应。”

顿了顿，陈女又说：“不如这般，明天我去他家要生活费，他家要是若推三阻四，咱再索回庚帖不迟。”陈母听后，觉得这是个好办法，点头道：“就按你说的办。”

于是，陈女精心梳妆，来到夫家拜见婆婆。婆婆见她登门，很是惊讶。又见她从袖中取出一个包裹，里面全是妇人用的首饰头面，更加不解，问道：“你这是何意啊？”

晋商妇形象

陈女答道：“虽然我跟福寿没有完婚，但自接过庚帖那日起，我就是潘家的媳妇了。从今天起，我要换上妇人妆扮，留在婆身边尽心侍奉。”

这番话让婆婆红了眼眶。自儿子多年未归，家中早已断了音讯，儿媳若此时改嫁，本是常理，不想她竟愿以未嫁之身行孝。

老人忙不迭唤来族中长辈，将此事说与众人。大家都说：“这是好事儿啊。”于是，陈女便盘发、佩簪，改换了妇人妆扮，这就算是过了门。

晋商妇形象

陈母见女儿一夜未归，很是放心不下，第二天一大早就前去接她。却见女儿已改作妇妆，俨然陈家主妇，大为惊异，便强行逼她返家。

但陈女“志终不移”，说“既入潘家门，便是潘家人”，任凭母亲如何劝说都不为所动。陈女这般“未嫁先孝”的贞淑贤德之名，很快传遍了四邻八乡。

过了一年多，在外经商的潘福寿听闻此事，感动于妻子的坚守，当即返乡与她补办了婚礼。

每当在泛黄的州志中翻阅这段往事，总忍不住赞叹，这个普通的女子，凭借非凡的智慧与过人的勇气，在封建礼教如磐石、现实困境似荆棘的逼仄夹缝中，硬生生闯出一条路，为自己，也为晋商妇女群体，奏响了一首动人心弦的贞烈之歌。

贞节牌坊

她的故事，乍看之下，不过是一对有情人在命运洪流中跌宕起伏、兜兜转转的悲欢离合，细细品味，却宛如一面澄澈的镜子，清晰映照出那个久远时代里，女性在商路茫茫、荆棘丛生的困境中，顽强展现出的生存智慧，以及矢志不渝的情感坚守，令人动容，令人肃然起敬。

三

由于山西人出外经商的普及化与职业化，使得绝大多数晋商家庭的婚姻生活长期处于聚少离多的特殊状态。无尽的相思、漫长的等待，独守空房的凄楚煎熬，这种异于常规家庭的情感生存状态，既是晋商妇女婚姻生活的底色，也是她们命运的注脚。

《平定州志》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庐朝阳妻时氏，年十五，于归之日夫外出，礼拜俗以雄鸡代之，而夫竟殁于外，其兄劝改适，氏誓死不变，卒代六十五岁。”

晋商妇形象

庐朝阳之妻时氏，婚期将至却因丈夫远商未归，不得已与一只雄鸡行拜堂之礼。谁料丈夫终究客死异乡，其兄长劝她改嫁，时氏却誓死不从，终身守节，直至六十五岁离世。

相较于潘福寿之妻陈氏，时氏的命运无比凄凉，她从新婚伊始便陷入永恒的守望，终其一生未能盼得良人归，又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与世俗目光的裹挟下，选择了从一而终的宿命，其隐忍与煎熬，其悲苦与辛酸，外人难以体会。

晋商妇形象

与时氏悲惨命运相似的晋商妇，在《平定州志》中俯首皆是：

“窦淇妻薛氏，年二十二，夫殁于山左，寄埋义冢。氏闻讣，痛不欲生，其兄劝止，率氏子寻至其地，荒榛莫辨，忽旋风绕墓，乃得之。负骸归葬，乾隆三十四年，旌表建坊。”

山左，就是山东。窦淇妻薛氏，二十二岁那一年，在山东经商的丈夫客死他乡，灵柩暂葬于义冢（公共墓地）。薛氏听闻噩耗，悲痛欲绝，不顾兄长劝阻，带着儿子寻至丈夫客死之地。当地荒野榛莽遍布，墓址难辨，忽然一阵旋风绕着一座坟墓盘旋不去，她这才找到丈夫的安葬之处。后来，薛氏背负丈夫骸骨归乡安葬。乾隆三十四年，朝廷表彰其节义之举，为她修建了贞节牌坊。

晋商妇形象

又，“史智妻戈氏，智兄弟贸易关东，遂家焉，智娶戈氏独奉父母，归故乡，氏勤苦善事翁姑，及夫亡翁姑俱殁，尽产殡葬，关东母家与夫兄闻其贤，寄书屡招，弗往，岁荒，苦守不变，时年六十余岁。”

这位戈氏，是平定人史智在关东做生意时娶的当地女子。婚后，戈氏就回到夫家侍奉公婆。后来，丈夫和公婆相继去世，为安葬亲人，她耗尽家中资产，日子过得很苦。远在关东的娘家和丈夫的兄长听闻她的贤德，多次寄信邀她前往，戈氏始终未曾动身。即便遭遇荒年，她仍坚守故土不改其志，六十多岁的时候，受到了朝廷旌表。

光绪《平定州志》书影

晋商妇女就是这样，即便别离之苦如影随形，即便独守空房熬尽青春，即便丈夫亡故的噩耗如雷轰顶，她们一如既往守住了婚姻的忠贞，也在动荡岁月里为家族支起避风港。这般牺牲，看似是个人命运的悲歌，实则是时代洪流中女性坚韧的映照。她们以一生的执着坚守，向后世展现：在那充满离别与苦难的往昔岁月，她们的脊梁从未弯折，心中的灯火始终明亮。

光绪《平定州志》书影

类似故事在州志中屡见不鲜：“阎作斌妻刘氏，娶甫数岁，而姑殁。遗二叔俱幼，一尚在孩提。时翁夫皆外出，氏承姑嘱抚养鞠育，俾至成立，当抚育时，相依为命，不知者，以为其子，不知其为叔也。后二叔长，亦事之如母，氏无出，又抚弟弱子为嗣，心力交瘁，亲族共贤之。”

“苗瑾妻刘氏，年十八，夫亡，无子，以侄为嗣，善事翁姑。翁殁于外，力营归葬。旌表建坊。”

“晋受封妻朱氏，年二十三，夫亡于外，闻讣几绝，无子女，继远支为嗣，家贫无藉，惟依母家抚嗣子成立，年六十八而终。”

光绪《平定州志》书影

不得不承认，在大多数出外谋生的山西商人背后，在大多数出外谋生的山西商人背后，几乎都有为他们苦苦守候的妻子。若说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石，那么正是这些女性用日复一日的守望，守住了“家”这个商业帝国最微小却最稳固的单元。

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史书上留名的“列女”，还是默默无闻的“商人妇”，她们的付出与牺牲，共同构成了社会稳定的隐性基石，也让“重商”之风在三晋大地扎根生长，成为跨越数百年的精神脉络。（张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