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内娱最大的瓜，还没扒完

“墨镜王”翻车了，可翻车现场没有碎玻璃，只有一地写满名字的剧本——那些名字被胶带贴住，撕下来时连痕迹都不留。

最先绷不住的是离职场记：凌晨三点，他在微博甩出一句“录音像他平时骂人，连停顿节奏都对”，配图是《繁花》通告单，单日22小时那一栏被红笔圈到纸都快破。网友才意识到，原来“慢工出细活”的另一面，是别人连慢病都没空去治。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隔天就开了调研会。一位刚毕业的签约编剧溜出来抽烟，抖着手说，自己给王导写过三版大纲，最后只换来一句“感觉不对”，署名权自然也没有。他掐了烟苦笑：“感觉不对，但我的房租很对。”

金靖那边的声明来得晚，却精准——“拒绝body shaming”。没点名，可人人都懂：那句“再胖一点就别来了”在录音里飘过去，像一把软刀子，割的是演员，也是所有曾被甲方挑过身材的普通打工者。

好莱坞报道者去年做过一张表，给全球导演按“作者型”“商人类”分栏，前者37%被剧组告过或骂过，后者12%。戈达尔晚年自己也承认“压榨是必要之恶”，说这话时他85岁，镜头里依旧潇洒，可灯光外的助理在片场晕倒两次。诺兰被拿来当正面典型：每天拍完十小时准时放人，食堂还标卡路里，像极了一家德国工厂。观众以为这是常识，圈里却视其为“神话”——原来按时下班也能被夸，可见基准线早已沉到地下三层。

北电的周新霞把话挑明：观众需要神，才合力把导演抬上供桌；供桌高了，自然看不见下面垫着的人。一句话，把“造神”拆成供需关系，谁也别想撇清。

法律层面更黑色。香港与内地一河之隔，录音能否当证据、性骚扰追诉期是两年还是十年、编剧署名到底看合同还是看人情，三句话能问倒一排律师。张星炎把条文摊开，才发现灰色比黑字多。

资方动作最快。《重庆森林2020》的投资人连夜把预算表锁进抽屉，钥匙扔进行李箱，准备先去北海道滑个雪冷静一下。上影节那边本来做好的主席致辞PPT，如今躺在回收站里，文件名后面被工作人员默默加了个“（待定）”。

票务平台做的万人投票像一面镜子：42%的人说“他再拍我也不看”，28%坚持“作品归作品”，剩下30%点完“观望”就去抢五一档早鸟券了——互联网嘴炮从未耽误真正掏钱。

变化也在暗处发生。几个90后副导演拉了个“反PUA剧组公约”，核心条款只有两条：超时必付三倍工资，骂人不带人身攻击。流媒体平台更干脆，把“职业道德”写进合约，违约直接停付尾款，比任何道德喊话都管用。

倒是观众最先被上了一课：原来天才的豁免权不是无限期，胶片再唯美，也遮不住打卡机上的红字。下一次灯光亮起，有人或许先问一句：今天几点收工？饭盒里有没有给编剧留名？

王家卫的神话破了个口子，风灌进去，吹疼的不仅是他，还有所有把“灵感”当免死金牌的人。艺术需要代价，可代价不该永远由最弱的人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