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美国人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内，享受巨大的特权，哪怕是将军，也不敢轻易招惹一个美国少尉！

这种纵容，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但对蒋介石而言，只要不影响美国给装备，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盛筵背后的陷阱

1948年，汉口的鄱阳街披上一层夜色中特有的浮华，空气里弥漫着混杂着香水与汽油的气味。景明大楼的门前，豪车云集，光影在柏油路面上斑驳交错，仿佛预示着这一晚注定不同寻常。

一场以“欢送美军军官”为名的舞会在这里筹备。

舞会由驻汉美军组织承办，中美双方高层均有出席，一张张华丽请柬传递至上流社会，引来不小关注。

景明楼位于当时汉口租界腹地，是一栋中西合璧、金碧辉煌的舞厅建筑，曾为军政要人聚会之所。

受邀嘉宾多为军政高官子女、名门之后以及歌舞界知名女性，均是社会名流中的翘楚。

音乐奏响的那一刻，舞池立刻热闹起来。男男女女在音符间缠绵起舞，香槟轻碰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切看起来都如旧时上海的歌舞升平。

舞会开始后的一个小时内，一切都还保持在“风雅”的边缘。

美国士兵们彬彬有礼，跳舞时动作得体，交谈中不断称赞中国女性的东方美。酒精渐渐让气氛松弛，一些女士也卸下戒备，开始与美军笑谈甚欢。

“咔哒”一声，一道突如其来的黑暗压了下来，舞厅顿时陷入漆黑。

原本彬彬有礼的美国士兵们变了模样，手脚粗暴地揽住身边的女性，开始动手撕扯衣物。

反抗、尖叫、推搡、挣扎，一瞬间，优雅的舞厅变成了人间炼狱。

有人被拖进角落，有人被撕扯摔倒，有人在黑暗中哭喊求救。大楼内外没有一点援手，连那唯一通向外界的电梯都早早上锁。

那些试图逃跑的女人，在踉跄奔跑中才意识到，她们早已被困在了这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中。

据后来的受害者证词与目击者描述，美军士兵肆意将女宾拖入各个房间实施性暴力。

女性受害者多达三十余人，其中不少为未婚少女，最小的15岁，有人甚至在强暴过程中昏迷、受伤，身心皆遭重创。

报警的歌女与迟来的警察

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位年轻的歌女，趁着角落里一丝松动，赤着脚跌跌撞撞地冲出人群，跑到了警察局。

“救……救救她们……景明楼，舞会，女人们……全是美国兵……快去救人！”

她的声音嘶哑，眼神惊恐到无法聚焦。

她的呼救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换来迅速的出警，而是先被带进值班室反复询问。

一个穿着制服、满脸油光的警察抬起眼皮问她：“你确定是美国人？景明楼？你……有没有看清？”

面对她连珠炮似的描述，警员们神情不安，却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最终，按照国民党体制下的“标准流程”——先请示上级。

巡逻分队先打电话给分局，分局又转报总局。上层官员一个比一个小心，一个比一个怯懦，生怕处理不当惹出外交风波。

对方是“美国友军”，是“同盟国士兵”，是在中国驻守的“帮忙力量。

所有人都在“确认情况”“评估风险”“等待命令”，出警行动，被这场官僚迷雾拖延了两个多小时。

待到数辆警车赶至景明楼外时，夜色已近黎明，而现场的景象早已发生微妙变化。原本喧哗的楼宇沉寂如死，门口站岗的美军士兵神情冷漠、武器上肩。

中方警员试图说明来意，却被美方以“正在执行内部军事例会”为由拒之门外，双方一度僵持。

几番周折后，才在凌晨四点左右被允许进入大楼——但这已是事件发生近六个小时之后。

推开五楼舞厅的大门，扑面而来的不是欢笑，不是灯光，而是一股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浓烈的酒精、呛人的烟雾、腥咸的汗液，夹杂着香水与呕吐物。

警察们虽然看出了现场异常，却不敢擅自采取行动，只是象征性地查看了几个角落，便草草离去。

在警方抵达前的短短几个小时内，所有被侵犯的女性都已被安排“悄悄送走”。那些美军士兵，早已洗净身上的痕迹，宛如参加完普通舞会的绅士。

国民政府的冷漠处置

纸包不住火，事件真相在目击者与知情者之间口耳相传。

《中国晚报》率先刊登了关于“景明楼疑似美军聚会失控”的报道。

学生团体、妇女组织、市民联盟纷纷致信要求彻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越是民愤汹涌，国民政府越是谨慎回避。他们不是没有知情，而是深知一旦事件坐实，将引发不可控的政治风暴。

政令部门统一口径，命令各地媒体“不得擅自报道未经批准的外国军队相关事务”，并紧急召集新闻主管机关开会，布置“降温”方案。

原本打算继续深挖真相的几家小报被临时查封，编辑记者被约谈警告，印刷厂则收到“暂缓刊发”令。

汉口市警局在案发五日后终于发布所谓“初步通报”，其中通篇不见“强奸”“性侵”等字眼，取而代之的是“部分宾客行为失当，引发冲突”“场地管理混乱，致女性嘉宾情绪波动”等荒谬措辞。

数日后，几名负责联络宾客的中方事务员被以“违规组织非法聚会”“道德败坏”罪名拘留；几位受害女性，在未获任何心理或法律援助的情况下，反被控以“妨害风化”“影响社会秩序”之由，在警署接受长时间讯问，甚至遭羞辱性检查。

至于真正的施暴者，则在事件曝光前夕被美军方以“人身安全考虑”理由紧急转移。国民政府对此竟未作任何反对，甚至未提出司法引渡请求，放任一切“悄无声息”地结束。

外交部在记者会上面对质询，仅以一句“案件尚在调查，不宜妄下结论”搪塞过关，旋即宣布会议结束，拒绝再答。

这一切并非偶然。

1948年的国民政府早已摇摇欲坠，内外交困。与美方的军事援助、物资供应已成其延命稻草，对美国的依赖之深，早已超越了对本国人民利益的基本忠诚。

在这种背景下，一群中国女性的遭遇，便被毫不犹豫地列入“可牺牲”名单。她们不再是国家需要守护的子民，而只是政权为求自保所丢弃的筹码。

这种冷漠，比暴行本身更令人痛心。

媒体的噤声、司法的懦弱、官员的掩饰，无不在强化一种荒唐叙事：景明楼之耻，不是美军的罪，而是中国女性的“过”。

正义缺席的终局

面对国民政府的不作为，全国上下开始自发声援，报刊、文人、学生、妇女团体纷纷发出声明，要求彻查舞会真相，惩处施暴者。

武汉、重庆、北平、上海，甚至香港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集会和抗议。

一张由武汉大学学生会起草的请愿信，签名者达数千人，上书国民政府，强烈谴责“纵容外国人在我国土地为非作歹”。

有人甚至在街头高喊：“若连一个少女都保不住，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脸谈主权！”

就在愤怒如浪潮般扑向政权中心时，国民政府终于不得不做出姿态。

他们宣布“案件已立案侦查，相关人员正接受讯问”，还摆出姿态要“依法公正处理此案，不偏不倚”。

可所谓的“依法”，终究只是遮羞布。

然而，这起案件并非孤例：

1946年，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被两名美军士兵轮奸，案件轰动全国，最终却也不了了之；

在上海，舞女唐巧珍被美兵抛下行驶中的军车，尸骨无存；

自抗战胜利至1946年底，中国五大城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达三千八百多起，每天都有中国人死于美国人之手。

这些血淋淋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破碎，是无数女性终身的梦魇，更是国民政府在所谓“国际友谊”与“现实利益”面前一次又一次的卑躬屈膝。

在历史档案中，景明楼事件被归为“风化案”，没有编号，也没有结案通知。

几十名女性的名字没有被记录，她们的遭遇被埋进文件柜，被掩盖在外交辞令背后，被吞没于战火之下。

她们不曾被道歉，不曾被伸冤，甚至连“被相信”这件事都未曾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