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的恒大帝国崩塌，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有人追债，有人维权，也有人在回忆他的黄金时代。但在这座曾经庞大到能左右一座城市楼市的帝国背后，有两个关键人物始终绕不开：一个是郑裕彤，一个是刘銮雄。

一个在恒大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赚得盆满钵满后抽身而退；另一个陪跑多年，最终深陷其中，损失惨重。风光时是贵人，落难时是镜子。从这两个“靠山”的不同结局，也能看出恒大模式的致命问题。

关键时刻出手，郑裕彤救下恒大一命

时间回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现金流吃紧的恒大集团也陷入生死时刻。那时的许家印急需一笔资金来撑过难关，而真正愿意在这个当口出手的，并不多。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认识了郑裕彤。

许家印之所以能拿到郑裕彤的5亿美元投资，靠的并不是一场路演或者一份财务报表。据当事人回忆，是在澳门的一桌麻将上，许家印陪打了几个通宵，才“打”出一份信任。

郑裕彤看中了许家印的进取劲，也看中了恒大尚未爆发的潜力，果断投下5亿美元。那笔钱几乎就是恒大的救命钱，不仅帮恒大顶住了债务压力，也为后续的上市铺平了道路。

2010年恒大在香港上市，郑裕彤通过旗下公司持有恒大股份，并在几年后陆续减持套现，最终全身而退。据公开资料估算，这笔投资让郑裕彤家族获利数倍，不仅收回本金，还轻松赚了几十亿港元。

2016年郑裕彤病逝时，恒大已是中国地产界的明星企业，而他的“战绩”也成为投资界的经典案例：低点下注，高点撤退，不贪不恋，进退有据。

郑裕彤的结局，不能说完全是运气。他下注的时机精准，撤退的动作果断，背后是一套成熟的投资逻辑。而这种逻辑，恰好是恒大后期最缺乏的。

跟得太久，刘銮雄最终“一同沉船”

相比郑裕彤“来得快、退得早”，刘銮雄与恒大的关系则深得多、也沉得重。从2012年开始，刘銮雄通过旗下公司不断增持恒大股份，曾一度是恒大的第二大股东。除了金钱上的投入，刘銮雄还在资源、人脉、业务拓展上给予许家印强力支持。

两人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坊间一直流传，许家印在香港的多个项目，包括恒大中心的收购、恒大健康的布局，背后都有刘銮雄的影子。恒大进军足球、进军新能源汽车，也都离不开刘銮雄牵线搭桥。在资本市场上，两人常常联手出击，互为盟友，彼此捧场。

但正因为“跟得太久”，刘銮雄的退出窗口早已错过。2021年恒大爆雷，债务危机全面爆发，股票暴跌，债券违约，投资者恐慌性出逃。

此时的刘銮雄已深度绑定恒大，所持股份价值大幅缩水。据公开数据显示，刘銮雄旗下公司在恒大暴雷后，账面损失超过百亿港元，且难以追回。

对刘銮雄来说，这是一场典型的“深套”。他不是没看到风险，而是不舍得放手。曾经的伙伴关系、长期的投入、庞大的持股比例，让他无法像郑裕彤那样“果断抽身”。

而这恰恰揭示了另一种风险：在过去那个靠人脉撬动资本的年代，感情容易掺进生意，而一旦情感绑架了理性，投资就变成了投机。

恒大崩塌的背后，其实是“人脉经济”的失控

许家印的崛起路径，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传奇模板”：草根逆袭、资本助推、高杠杆扩张、多元化布局。这套打法在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确实奏效。但问题在于，它对“关系网络”的依赖过重，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持续的风控机制。

郑裕彤和刘銮雄的出现，表面上是“贵人相助”，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信用背书”。许家印靠他们打开金融圈、资本圈的大门，获得银行授信、投资人追捧、媒体造势。但这种模式无法抵御系统性风险。一旦宏观环境变化，比如房地产调控、信贷收紧，“人脉经济”就变成了“纸片信任”。

更关键的是，恒大在渡过2008年危机之后，并没有转向稳健发展，而是选择更激进的扩张。拿地、造城、搞足球、建医院、投新能源，几乎每个风口都要插一脚。

这种“全能企业”的野心，本质上靠的是不断滚动的资金链。而资金链之所以能滚动，是因为外部资本愿意接力。而资本之所以愿意接力，是因为看到了“靠山”的影子。

当这个循环因2021年的危机被戳破，恒大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许家印掉下神坛，恒大走入破产程序。贵人扶持带来的红利期结束后，留下的是庞大的债务窟窿和成千上万的购房者维权。

结语

靠人脉起家不是罪，靠贵人翻身也不稀奇。但当企业的命运过度依赖于几个关键人物，而不是自身的产品、财务、治理和透明度时，它就已经埋下了雷。

恒大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资金断裂那么简单，它暴露的是一种难以持续的商业文化。靠山可以救一时，不能保一世，企业终究要靠自己的基本面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