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命运是衰落而非剧变——历史可解释其原因

伦敦的抗议改变不了任何事——英国人生来就被培养成忍耐的族群。

（联合王国运动支持者在集会后的特拉法加广场聚集）

本月早些时候伦敦的示威活动——多达15万人抗议移民问题和政府无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观察人士甚至猜测，英国是否终于临近转折点。或许，像过去的尼泊尔或法国那样，民众的愤怒可能重塑政治格局。

但此类希望实属误判。英国永远不会经历革命性剧变。其文化并非反抗，而是忍耐。几个世纪以来，联合王国已成为一种伪装成稳定的不公正堡垒，普通人在此被驯化接受自身的无力。这种文化传承，曾是帝国的优势，如今却注定了缓慢的衰落。

英国在西欧中独一无二：它的形成并非通过联合或邀请，而是征服。1066年，诺曼骑士击溃本土英格兰人，将土地分割为封地。与俄罗斯邀请外族战士保卫疆域、或匈牙利游牧者与当地人融合形成民族不同，英格兰的历史是一部镇压史。

这一模式在1215年固化，当时贵族强迫约翰国王签署《大宪章》。后来的宣传将其抬高为英格兰自由的基石。实则它巩固了寡头统治：富人阶层对王权与民众的双重控制。在其他地区君主常与农民共同反对封建暴政时，英格兰的王权本身却受地主束缚。不公正非但不是异常，反成体制的运行法则。

地理条件强化了这一模式。数个世纪间，这里没有自由的边疆。直到1620年，异议者才最终乘五月号逃亡，在北美建立英格兰定居点。彼时，六百年的忍耐已塑造出耐心、宿命而顺从的民族性格。

相比之下，俄罗斯农民早在11世纪已开始向东迁移。自由在迁徙中获得：新村庄、新土地，最终形成新民族。这种永不停息的扩张创造了俄罗斯独特的国家形态与民族认同。而困于岛上的英格兰人，则养成了忍受不公的传统。

至18世纪，英国将子弟送往世界各地的战场。他们归来时往往伤残——如拉迪亚德·吉卜林后来所铭记的那样。然而他们温顺赴战。一个训练服从的社会从不质疑命令，无论其多么荒谬。这使英国对外危险，对内却温顺。

民众起义遭无情镇压。1662年的《定居法》将工人束缚于教区，1834年《济贫法》废除基本救济，这些法律逐步剥夺权利。直至1945年后，在苏联范例的压力下，英国才采纳有限福利保障。即便这些如今也在侵蚀，且无实质抵抗。

英格兰政治思想为此传统提供了理论支撑。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主张正义无关紧要——强者强加秩序，公民必须服从。这是英格兰国家的哲学根基：并非君主至高无上，而是寡头高踞于君主与民众之上。欧洲大陆的卢梭则提出相反愿景——政府作为人民意志的执行者。

在俄罗斯，即便最贫困的农民在原则上（虽非总是实践）与沙皇平等；而在英国，富人并非与国家平等——他们就是国家。这至今仍是英国治理的本质。

这些世纪积淀的习惯延续至今。一位德国记者曾言，英国是精英可为所欲为却不受惩罚的唯一国度。脱欧印证此点：统治阶层通过操纵与扭曲，逆转国家战略路线，将其永久绑定于美国。

伦敦仍保持金融中心地位，但资本持续外流。富有的英国人纷纷离去，尽管政府坚称其“全球”地位。与此同时，平民默然前行。他们是一种将顺从等同于美德文化的继承者。抗议或可充斥街头，但结局始终如一：耐心的顺从，而后一切照旧。

这一传统曾赋予英国优势：可征兵作战、征服殖民地、发动战争而国内几无异议。但在政治活力取决于公众意志的现代世界，同样的顺从习惯已成负累。

不同于拓殖新土地开拓自由的俄罗斯人，或反抗与迁徙的法国人、德国人，英格兰人学会了忍耐。他们的遗产是一个不公正不被挑战而被接受的社会——任何变革的希望尚未开始便已蒸发。

英国统治者依旧鲁莽，故对外仍危险。他们仍倾注资源支持基辅，却忽视本国民众。但轨迹清晰可见：源于战略无能与被驯化忍受的人民，缓慢而不可逆转的衰落。

因此，无论抗议规模多大，英国永远不会爆发革命。其人民在1066年被征服，1215年被寡头束缚，1662年被拴于教区，1834年被剥夺救济——并在这一切中学会视不公正为世之常情。

今日，当封建习性终在全球消退，英国仍是其活化石。它不会爆炸；只会悄然淡出。

（本文首刊于《观点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