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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六六鳞

编辑 | 六六鳞

《——【·前言·】——》

1950年6月10日那天，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枪声格外刺耳。朱枫，这位大陆派往台湾的地下交通员，被宣布“共匪”，当场处决。可事情怪就怪在这里——她的继女阿菊有公文、有许可，却始终没去领回母亲的遗骸。几十年后，她的一句话让人愣住：“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

枪决、火化与“准予具领”的裂缝

1950年的台北阴云密布，街头巷尾都是军车、哨兵和通缉榜。就在6月10日上午，朱枫被押上刑场。她曾是中共地下交通员，负责传递机密文件，被捕后遭到严刑审讯。那一天，刑场旁站着不少看热闹的市民，没人知道这位“女共谍”其实只是个干干净净的联络员。

枪声响起的几分钟后，事情进入冷处理。官方文件显示，她的遗体由台北市卫生部门接管，交火葬场处理。按规定，政治犯的遗体多由当局统一处置，家属一般不被通知。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朱枫的“存在”几乎被从社会记忆中抹去。

三个多月后，事情忽然有了转机。朱枫的继女陈莲芳，也就是阿菊，写信给军法局，请求领取母亲的遗骸和遗物。她在信里写得郑重，说要让母亲“入土为安”。那封信居然得到了批复，当局回函“准予具领”，同意她带证件前往办理。按理说，事情应该到这里就结束。可奇怪的是，档案里并没有找到她去领取的任何记录。

历史学者查遍档案，发现这个案子像被挖去一页。政府批准了领回，家属却没去；公函存在，签收单却空白。档案馆后来解释，说可能家属没去，也可能当局根本没让她去。没人能确定。

当时的台北正陷入对“地下党”的大清查。军警到处抓人、问话、传唤。阿菊的丈夫王朴据说在政府部门工作，她自己也在机关单位挂职。有人传出消息说，她担心去领遗体会惹来政治麻烦。那个年代，一个签名就可能被扣上“共匪同党”的帽子。她的犹豫，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既荒诞又合理。

更尴尬的是，台北火葬管理处后来解散，档案早被清空。没人知道朱枫的骨灰究竟埋在何处。几位学者曾试图寻找火化登记簿，却发现那一年的档案神秘缺页。于是“有准予具领，无人领取”的档案裂缝，就成了悬在史料上的一道谜。

那是一种令人无力的局面——手续全办齐了，却谁也走不动那最后一步。朱枫的名字渐渐从官方档案中消失，只在几位研究者的口述中零星出现。她的尸骨，也随着那页“空白领据”，彻底沉入历史灰尘。

身份撇清、政治压力与“怕连累家人”的壳

阿菊没有去收尸，外人骂她无情。可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她的选择多少带着生存的逻辑。多年后，记者在养老院找到她。面对提问，她表情平淡，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这一句话让人震惊，也让人无言。

那可不是一句简单的撇清，而是一种自我保护。1950年代的台湾，对“共产党”三个字的恐惧几乎到了本能反应。任何被指为“共谍”的人，都可能被关、被问、被判。她若公开承认朱枫是母亲，再去收尸，无异于在自家门口挂一块招牌：我和共匪有关。那样做，不仅可能断了她的工作，也可能把整个家庭拖进牢里。

她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早在朱枫被捕前，台湾地下党系统就已被破坏。蔡孝乾叛变后，大批地下成员遭清查。朱枫的行动路线、联络网络、甚至她在台北住过的房间，都成了警总重点排查的对象。阿菊与她生活多年，自然被关注。她若前往领取遗体，必然会被传唤、调查，甚至长期监控。

有学者指出，阿菊和丈夫在那几年几乎“消失”在户籍档案里。她可能改了姓名，换了住址，只为让自己脱离那段身份的阴影。台湾社会当时的氛围，政治立场比亲情更沉重。一个身份不对的人，可能连邻居都要避着走。

于是她做了一个极端的选择——彻底与过去割裂。口头上否认母女关系，行为上保持距离。她拒绝收尸，不是因为心狠，而是怕活人跟着死。那是一种带着苦涩的理智。

当记者再次问她是否后悔，她沉默了很久，只说了句：“那时候不敢。”这一句，不带感情，却道尽一代人的恐惧。她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只是一个夹在风口浪尖、被迫压低声音的普通人。

从人性的角度看，阿菊的选择残忍，却也真实。她把情感压成一团哑火，藏在一生的缄默里。历史没有给她温柔的空间，她只能在现实的夹缝里，保住自己和家人。

有人说，她那句“没关系”其实是一种保护伞。没有那句话，可能就没有她的余生。政治风暴之下，亲情往往成了最奢侈的东西。朱枫死得惨烈，阿菊活得小心，这对母女隔着制度和恐惧，彼此消失在对方的世界里。

骨灰六十年后“回家”，尘埃并未真正落地

时间转眼过了半个多世纪。2005年，有台湾记者偶然在养老院找到高龄的陈莲芳。她已白发苍苍，神情平静，几乎不愿再提当年的事。记者拿出母亲的旧照，她只是扫了一眼，说：“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语气轻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多年研究朱枫案件的学者，曾尝试重建那段尘封的档案。几番查证后发现，朱枫的遗体当年确实被火化，但骨灰去向成谜。有人说被集中埋葬在台北近郊的无名坑，有人说被火化后混入他人骨灰中。几十年来，无论两岸民间组织还是研究者，都没能找到确切位置。

直到2010年前后，海峡两岸在历史交流项目中重启调查。相关部门终于在台北旧档案里找到一份记载，确认朱枫的骨灰由民间人士保管，后来辗转存放于寺庙。经过协商，骨灰得以移送回大陆安葬，安放于烈士陵园。新闻发布那天，几十位当年知情的老人流泪称：“她终于回家了。”

但“回家”这个词，对阿菊而言已经没有意义。那一年，她已经在台湾病重，无法出席骨灰交接仪式。亲属透露，她知道母亲骨灰要回大陆时，只是叹了口气，没再说话。有人猜，她心里可能有愧，也可能只是疲惫。经历太久的逃避与防备，连情感都成了负担。

朱枫烈士纪念馆后来展出一张当年的批准文书，上面写着“准予具领”四个字。那四个字像一把迟来的刀，提醒人们：她原本有机会被亲人领回，结果却被时代锁死在灰烬里。历史有时候并不会给人第二次机会。那张纸还在，母女的缘分却早被烧成灰。

回望这一切，不免让人心生荒诞。一个烈士的遗骸漂泊了六十年，一个女儿的恐惧延续了一辈子。两代人的命运，被历史那只无形的手一推，各自走上了无法回头的路。烈士的骨灰终于回家，但亲情的裂口，却再也无法缝合。

一个时代的隐痛，不止母女一对

朱枫和阿菊的故事，其实只是那个年代无数家庭的缩影。政治风暴席卷的年代，很多人被迫割裂血缘、否认亲情，只为活下去。那并非冷血，而是一种生存策略。历史书上写的“立场”，往往压过了人心。

同样在1950年前后，台湾还有几位大陆派来的地下党员遭枪决，他们的家属也面临同样的抉择。有人冒死去认尸，被逮捕；有人索性躲起来，从此不再提起“那个人”。那种恐惧，不是道德能评判的。人在高压环境下活着，首先想到的是别让自己也死。

阿菊的一生，几乎被这场“政治与亲情的拔河”撕裂。她曾努力生活，做过教师、当过职员，也抚养孩子长大。可无论外人怎么看，她都背着“叛母”的标签。晚年她的朋友提起朱枫，她只淡淡一句：“那是我以前的监护人。”这句话像一面盾牌，挡下所有探问。

历史的悲哀就在这里——烈士的荣光被铭记，幸存者的痛苦却常被忽视。对朱枫，人们用“英勇”“忠诚”来纪念；对阿菊，后人多是指责与不解。可换个角度想，她或许也只是个普通女人，被时代推着往前走，不敢回头。

2010年朱枫骨灰安葬仪式上，一位老记者感叹：“她活得太久，也太孤单。”这句话听来刺心。母女俩一个留在烈士碑下，一个困在记忆里，两人都没有真正解脱。

有人说历史会原谅那些被逼无奈的人。可事实是，历史从不道歉，只是往前滚。朱枫的事迹被写进教材，阿菊的名字却淡出了所有记录。对后人而言，这段故事更像是一面镜子——有信仰的代价，也有生存的底线。

如今，当人们再提起那句“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也许不该只看到冷漠。那是一种被时代压迫到极致后的自我防卫，一种无声的求生本能。母女之间的裂痕，既是悲剧，也是时代的注脚。

参考信源：
新华社《朱枫烈士档案公开整理项目》报道；
中新社《台湾地下党人物群像》；
《北京日报》专题《她的骨灰漂泊六十年》；
《澎湃新闻》口述档案《朱枫案遗骨追寻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