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答应去重庆谈判这件事，在国民党内部造成很大的轰动。

蒋介石扪心自问，换做是他，绝不可能到延安谈判，西安事变决不允许发生第二次。

绝妙的政治算计

1945年秋，全球战局发生了剧变，二战的硝烟逐渐消散，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盟国一方倾斜。

其他国家虽然和平了，但中国的内政问题还是一团乱麻。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想通过外交手段来达成他的战略目标，以特定的方式削弱共产党在中国的影响力，达成“统一中国”的梦想。

蒋介石以“全国和平、国家统一”为名义，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对话，为其巩固权力、遏制中共发展争取时间与空间。

表面看，这一举动是蒋介石展现“民主风度”的策略；实则是一场经过精心谋划的政治布局。

在战争结束后的权力真空中，美国成为左右中国局势的最主要外部力量。蒋介石主动迎合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平统一”的期待，频繁释放和平谈判的信号，成功地争取了以杜鲁门政府为代表的美国高层对国民党的继续支持。

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在中国积极调停国共矛盾，成为蒋介石“和平外交”伪装的重要工具。

表面功夫做到位，背地里的黑手也得进行。

他着手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接收敌占区，在军事上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在各大防线加派人手，增强军事部署，一旦时机成熟，便可大举进攻，彻底解决“共党问题”。

蒋介石的策略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通过外交谈判的形式争取时间，延缓国内冲突升级；

二是在舆论层面塑造“和平缔造者”的形象，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

三是在军事上加紧部署，以图在政治谈判失败后立即动武，占据先机。

重庆谈判并非一场坦诚的政治协商，而是一幕权力之间的试探与较量。

在蒋介石看来，和平，只是一种策略；胜利，才是目的。

毛主席的决断

在蒋介石发出邀请的数日内，延安窑洞灯火通明，讨论声彻夜未歇。对于是否应邀前往重庆，与国民党展开面对面的政治谈判，党内众说纷纭：

赴谈有可能为中国争取和平契机，展现中共维护国家团结的政治胸怀；

蒋介石的动机耐人寻味，重庆之行可能隐藏着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乃至生命危险。

抗战胜利后，中共已经不再是边缘化的地方武装，必须登上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向全国和世界展示政党的责任感与正当性。

蒋介石虽然高举“和平”大旗，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中共若因怀疑对方动机而拒绝谈判，便可能被扣上“破坏和平”“图谋内战”的帽子，为国民党制造政治舆论优势。

毛主席最终决定亲赴重庆，以实际行动瓦解蒋氏的政治陷阱，转守为攻，夺取战略主动。

出发前，毛主席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各项预案，指派刘少奇留守延安，全面负责日常工作，并拟定谈判失败后的应急军事准备。

为确保党的组织体系不受冲击，还指示加紧与各解放区的联系，在最坏情况下能够迅速转入战略反攻。

登上飞赴重庆的飞机，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即将迈向全国性政治博弈的顶层舞台。

此行，不只是对蒋介石的回应，更是对全国人民的宣誓——共产党不惧对话，也绝不退让。

抵达重庆后，双方展开了一系列高密度的政治会谈。

在谈判桌上，毛主席言辞犀利而不失礼节，始终坚持三个基本立场：坚持多党合作和民主政体，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在面对蒋介石以“和平整军”“合法统一”为名行排斥异己之实的提案时，毛主席明确指出问题本质，反复强调中共在抗战中所做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警惕国民党通过“整编”手段解除共产党武装的图谋。

在会议期间，毛主席与民主人士频繁往来，以开放的姿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赢得了广大民主党派与社会各界的支持。

蒋介石：你当省长吧

四十三天的对峙与周旋，宛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战争。

在这座山城的会议厅里，毛主席与蒋介石面对面，围绕国家体制、军队整编、政治协商等核心议题展开拉锯式谈判。

表面上，两人谈笑风生，合影留念，似乎代表着战后中国迎来合作共处的新纪元；但在这伪善的和谐氛围之下，实则是两种意识形态、两股历史力量的深度碰撞，是一场关系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博弈。

谈判中最为典型的一招，便是蒋介石提出让毛主席“出任新疆省省长”的建议。

表面上看，这是对毛泽东个人地位的高度肯定，是“开疆拓土”的重任；实则意在将毛远调西北边陲，使其远离中共中央核心地区和政治中心，从而削弱中共在全国政局中的主导作用。

按蒋介石的说法：“新疆地广人稀，亟需有人治理，毛主席若能亲往，不仅是边疆之幸，亦是国家之福。”

这一诱饵，在政治包装之下，极具迷惑性，若是应允，便等于自断臂膀，自废权柄。

毛主席并没有正面拒绝，而是在一次宴席中即席赋诗，题写那首后来广为流传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字里行间，高远气魄昭然若揭，不仅是对历史英雄的评点，更是对蒋介石暗藏心机的有力回应。

毛主席日后谈起这件事，语气淡定地指出：

“他这是想把我请出中原，把中共中央的权力从我手里抽走。这种‘好官’我若当了，党可就危险了。”

蒋介石坚持“中央军一元化领导”，要求中共将八路军、新四军纳入国民政府体系，由其统一整编指挥，实则剥夺中共独立武装能力。

毛主席则主张“和平建国，军队民主”，主张在多党合作的前提下保留自己的军队，保障根据地的政治独立性。

双方在此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退让，谈判陷入僵局。

在保证原则不让步的前提下，毛主席提出多个妥协方案，力求以对话避免战争。例如：同意缩减部队规模，商讨军队改编方式，表现出极强的和平诚意。

蒋介石却始终在关键节点“口惠而实不至”，对中共的让步不置可否，实质内容拖延不决。

随着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悄然加快军事部署，调集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挺进，意图在未来战场上抢占先机。

毛主对此早有察觉，却始终未轻言破局。

双十协定的签署与背后的隐忧

1945年10月10日，双方在重庆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中外舆论纷纷以此为“国共和解的里程碑”加以赞誉，媒体头版赫然刊登毛泽东与蒋介石握手言笑的合影，象征着中国迈向和平宪政的希望。

双十协定可谓“诚意十足”：

国共双方一致承认和平建国的必要性，主张以政治协商方式解决分歧；

中共表示接受“统一建国”，承认国民政府为合法政府；

国民党也承诺容许各党各派参与政治，保障人民民主自由。

蒋介石为何愿意签下这份协定？

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他清楚，抗战胜利后，国共已势成水火，八路军实力膨胀迅速，各地根据地政权相继建立，正迅速改变全国政治格局。

蒋介石需要足够的时间，等待美军继续运送国军进入东北与华北，占据战略要地，他需要这个协定向华盛顿表明：国民党并非战争挑起者，而是“民主宪政”的倡导者。

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之所以签订这份协议，并非对蒋氏政权存有幻想，而是将其视作一次战略斗争的延伸，是争取舆论、凝聚力量、稳固群众的一步“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妙招。

真正的和平不会从一纸协定中来，它必须建立在力量对比的现实基础上。

回到延安后，中央领导人第一时间召开会议，总结谈判经验，指示各解放区加强整军备战，扩大根据地建设，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协议签署后，国统区的政治现实迅速暴露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大批民主人士受到迫害，出版自由不断收紧，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人民的“和平宪政”期待瞬间破灭。

蒋介石以双十协定为掩护，大举调兵遣将，将主力部队空运至东北，企图通过武力全面控制东北三省。

重庆谈判终以一纸协定落幕，但它留下的，并非和平的果实，而是内战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