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炮火点燃了沈阳的夜空。

张学良的东北军撤了，成为后世千夫所指。可天天拿着放大镜数落东北军的人，想过没有——那天夜里，别的军阀又在干什么？

南京政府喊着“共赴国难”，却私底下忙着内斗安内；西南的军阀们表面高唱抗日，背地递着亲日密约；山西的阎锡山嘴上叫抗战，脚下却在白纸黑字里签着投降协定。

东北军跑了，但这块土地，从中央到地方，早已千疮百孔。九一八不过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真正的溃败，是整个中国早已裂开的防线。

今天，不妨把目光从张学良身上挪开，看看那个时代，到底是谁在奔逃，谁在取暖，谁又在暗地里递刀子。

东北军跑了？可别人也在“跑票”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柳条湖。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自导自演挑起事端，旋即炮轰北大营，拉开九一八事变序幕。

当天夜里，赵镇藩作为北大营守军指挥官，紧急向上级报告局势。但等待他的不是增援指令，是时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荣臻传达的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北大营的官兵们端着枪、咬着牙，眼睁睁看着敌人压境。赵镇藩的原话是：“我们只能放枪挺死。”

不是不想打，是不让打。蒋介石中央政府当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对内清剿视作第一要务，把对日妥协当作默认策略。

在这种背景下，张学良选择“不抵抗”，成了千古罪人。可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在干嘛？蒋介石9月20日在南京主持会议，提出口号：“团结国内，共赴国难。”但底下的小算盘也摆得明明白白：内部统一优先，打日本排第二。

同时间段，蒋介石正在费尽心力平衡粤系、西南派。南方的广州政府，粤系军阀李宗仁、陈济棠等人，正在和日本驻广东领事密谋，希望借助日本力量反蒋，暗中提出承认日本满洲权益的交换条件。

1931年7月，陈友仁秘密赴日，以“外山友三郎”的化名拜访日本军政高层，提出只要日本支持两广反蒋，便可在条约中确认日本在满洲的地位。这笔交易虽未最终签成，但一锤敲醒了日本——中国南方也是可以撬动的。

九一八爆发后，广东派还在紧咬蒋介石下野，推翻中央政府。粤方代表公开通电，要求蒋氏48小时内辞职，否则另立中央政府。而这一切，正好给日本南下侵略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东北的张学良手握十几万兵力，却接到中央“不抵抗”死命令。西南的军阀们则在唱“抗日大戏”，背后递着亲日情书。

一个国家在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内斗比炮弹还狠。东北军的“溃败”，不过是全局崩坏的第一块倒下的骨牌。

而更大的溃败，还在后头。

阎锡山：嘴上抗日，脚下通敌

翻开1939年到1945年的历史账本，山西的阎锡山，绝对是一位奇才。嘴里高喊抗日，心里算盘打得啪啪响，腿脚下，一直暗中与日军密谈。

1939年，日本华北派遣军把诱降阎锡山的计划列为“伯工作”，直接上报天皇，天皇亲自批准。任务是：策反阎锡山，让他在华北搞个独立政权，削弱中央政府力量。

阎锡山是什么反应？一边开着抗日大会，一边在山西孝义县白壁关村秘密会见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
白纸黑字记载：1940年11月，第一次白壁关密谈达成初步意向；1941年3月，二次密谈签署撤兵协议，孝义县交给阎军接管。

这不光是地方互换，背后隐藏着完整的“四句话计划”：“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
前三条听着像歌唱祖国，最后一条“内政自理”，是阎锡山死命争取的底线——要命可以，山西地盘不能丢。

到了1941年8月，双方又在汾阳召开会议，签署了更详细的《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

文件里写得清清楚楚：

晋绥军兵力扩充到30万，日本提供武器装备。

晋绥军肃清山西八路军之后，向整个华北扩展。

阎锡山预备接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国防军总司令。

为了达到目的，阎锡山甚至提出，“只要能存在，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哪怕暂借日本人的力量。

从1940年到1945年，阎锡山与日军有确切记录的秘密接触高达六次。明面上打抗日旗帜，背地里联日反共，企图借助日军力量消灭八路军，保住自己的“华北王”地位。

在华北这片被炮火洗劫过的土地上，阎锡山的脚步声格外刺耳。他不是抗战英雄，他是抗战大潮中逆流而上的孤舟，载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可惜，他这一划桨，劈开的不仅是水浪，还有一地的血和骨头。

两广军阀：喊抗日，手递刀

如果说阎锡山是山西的墙头草，那么两广军阀，就是岭南的大风筝。线在手里，心在天上。

九一八事变前后，两广军阀（以李宗仁、陈济棠为代表）一面高喊抗日，一面加紧与日本联络。
1931年6月，陈友仁以假名赴日本求援，提出“承认满洲权益”换取日本承认两广政府合法地位。

这笔交易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详细备案。日本的算盘打得响：西南派反蒋成功，中央政府分裂，日本就能稳占东北，坐看中国四分五裂。

到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广东政府内部仍在要求蒋介石下野，以便成立“国民统一政府”。通电全文要求蒋氏48小时内辞职，否则另立中央。

蒋介石屡次释放胡汉民、调兵减压，想促成内部统一。可是西南派根本不接招，继续借“抗日”口号打内斗牌。

到了1932年1月1日，粤方终于在广州成立“西南执行部”，把蒋介石彻底边缘化。

期间，西南派代表不断和日本驻广东总领事联系。内部文件明确显示：西南派准备在适当时机脱离国民政府，单独成国，与日本保持默契。

在一二八事变期间，蒋介石曾准备亲率国防军北上，号召统一抗战。可两广军阀以种种借口敷衍，甚至策划借助日本力量以图自保。

表面上，“抗日”喊得震天响；暗地里，刀已经递到日本人手上。

到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中国失去了华北大片主权区。西南派趁势更积极推动分裂计划。

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多次评估，西南独立，一旦达成，日本可以通过“华北自治”和“华南独立”，彻底肢解中国。

战火在北方燃烧，刀剑在南方挥舞。口号里喊着家国，袖子底下藏着卖国的契约。

九一八那天夜里，东北军撤退了。可全中国，早已没有一块完整的防线。

参考资料：

重读抗战之十四：七七事变前两广军阀北上抗日真相.抗日战争纪念网.2021-02-28.

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央广网.2015-07-12.

《塘沽协定》延伸“华北事变”.抗日战争纪念网.2017-05-09.

从“塘沽停战协定”到“何梅协定”.抗日战争纪念网.2022-06-18.

阎锡山与日军六次洽降密谈.抗日战争纪念网.2015-11-09.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沦陷：蒋介石张学良的历史责任.党史博采.2021-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