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俄罗斯是一个“被谜团包裹着的谜题，而这个谜题的钥匙，或许就是俄罗斯的民族利益”，那么，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又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而这种恐惧，源于东欧大平原无险可守的地理宿命，也源于历史上无数次被外族铁蹄践踏的惨痛记忆。

为了生存，俄罗斯人学会了像野兽一样警觉，像寒冬一样冷酷，他们坚信，只有无限地扩张边界，才能换来核心的安全，也只有对权力的绝对集中，才能避免国家的崩溃。

这种基于“生存焦虑”演化而来的大国逻辑，帮助俄罗斯熬过了无数次亡国灭种的危机，却也如同一种无法摆脱的诅咒，将其推向了一个名为“霸权”的深渊……

丛林法则的驯化

如果要说有什么事件，是俄罗斯人关于权力最为惨痛的记忆，那一定就是改变了这个民族走向的“卡尔卡河战役”。

1223年，当成吉思汗的先锋部队第一次出现在南俄草原上时，还在内斗中不可自拔的罗斯王公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世界即将迎来终结。

罗斯联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他们怎样都想不到，这世上竟然有比他们更骁勇善战的种族，蒙古骑兵精密的战术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六万罗斯大军更是几乎全军覆没。

不过，战争的失利还不是最可怕的，蒙古人在战后对他们的统治与掌控，也就是后世常说的“鞑靼枷锁”，才真正成为了俄罗斯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为了躲避蒙古人的阴影，俄罗斯人把政治中心从基辅转移到了东北部的森林地带。

但蒙古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哪怕俄罗斯人躲进了深山老林，他们也还有“册封令”等威慑手段，让其不得不接受金帐汗国的统辖。

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位罗斯王公，要想保住自己的位子，要想自己的城市不被屠城，就必须亲自前往金帐汗国的首都萨莱接受册封。

这条漫长而危险的旅程被称为“死亡之路”，王公们在出发前甚至需要提前写好遗嘱，因为根本没人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而到了萨莱，罗斯王公们将经历一系列极具羞辱的册封仪式，不仅要在王庭入口接受“过火”的洗礼，在蒙古大汗的面前他们还要进行五体投地的跪拜。

虽然也出现过米歇尔大公这样，想要保留尊严而公开反抗的人物，但他们的下场，往往也会十分凄惨。

1246年，当他来到萨莱之时，蒙古巫师要求他向成吉思汗的偶像下跪，米歇尔大公以“愿意向大汗鞠躬，不会向偶像下跪”的诉求，予以回绝。

但蒙古人并没有因为他的气节而放过他，相反，他们当场对其处以极刑，并抛尸荒野。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惩罚，更是对所有罗斯王公的警告：在蒙古大汗的面前，哪怕只是偶像，也从来都只有服从，没有谈判的余地。

蒙古的“规训”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也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统治阶层的性格。

在这种“丛林法则”式的磨砺中，俄罗斯人褪去了文明的稚气，并诞生了莫斯科公国这样靠狡猾与残忍上位的强者。

14世纪初，莫斯科迎来了一位关键人物——伊凡一世，他有一个响亮且充满铜臭味的绰号：“钱袋子”，而这个绰号，就精准地概括了他的生存智慧。

伊凡一世看穿了蒙古人的本质，知道他们并不想统治这片贫瘠的森林，只想要赋税和顺从，于是，伊凡一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蒙古人请缨，承担起征收全部王公贡赋的职责。

从此，莫斯科公国变成了金帐汗国的御用“买办”，而为了讨好主子，伊凡一世更是对自己的同胞做出了极其残忍的罪行。

1327年，莫斯科的竞争对手特维尔公国，杀死蒙古使臣。

伊凡一世在此时看到了上位的机会，立刻赶往金帐汗国向大汗告密，并主动带领蒙古大军前去镇压“叛乱”。

在伊凡一世的引导下，蒙古铁骑踏平了特维尔，将这个曾经繁荣的公国化为焦土，特维尔的王公被迫流亡。

伊凡一世，则通过这种这种行为，获得了大汗的信任，换来了宝贵的“特许权”，并拿到了“全罗斯大公”的头衔。

于是，在周边公国战火纷飞之际，莫斯科却享受了难得的和平，各地的难民、贵族、工匠纷纷逃往莫斯科寻求庇护，莫斯科也因此迅速壮大。

这便是后来俄罗斯帝国霸权逻辑的最初雏形——疯狂的集权。

所以，当莫斯科最终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在1480年的乌格拉河对峙中摆脱了“鞑靼桎梏”后，统治者却没有恢复基辅罗斯时代的自由传统，而是顺手接过了蒙古大汗留下的鞭子。

自此以后，帝国的野心，彻底成型，霸权的逻辑，也就此刻入了俄罗斯文明的基因之中……

历史逻辑的惯性

当罗曼诺夫王朝在1917年的风暴中坍塌，当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升起红旗之时，人们都以为，俄罗斯人的旧秩序会就此迎来终结。

然而，文明惯性和历史烙印带来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深远，即便那份属于帝国的“大国习气”不复存在，“大国沙文”的思想也还是在不经意间回到了苏联的身上。

二战前夜，世界依旧处于一个“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英法想把祸水东引，德国磨刀霍霍，站在当时苏联的角度来看，自己就像一个站在狼群中间的巨人，虽然块头大，手里却没武器。

所以，为了给新生的政权争取发展的空间与战略缓冲的余地，莫斯科还是做出了建立“东方战线”这样充满利己主义色彩的决定。

1939年，苏联在纳粹德国入侵波兰16天后，以保护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居民为由，从东面入侵了波兰。

而这次入侵，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附属协议的框架下进行的，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选择了将战场放在其他小国的身上。

即便苏联当时是打着“解放同胞”、收复失地的大义名号，也无法改变在波兰人眼里，国家被第四次瓜分的悲剧现实。

同年，为了巩固列宁格勒的安全，获得更大的战略缓冲，苏联还悍然发动了入侵芬兰的“冬季战争”。

虽然最终苏联得到了比目标更多的割让领土，但由于芬兰的顽强抵抗，也导致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甚至遭到国际联盟的除名。

最为关键的是，这起战事的后果，远比苏联想象中更为严重，由于暴露了军事实力的不足，德国的野心愈发膨胀，开始进一步与芬兰接触，而这，便为日后战事的扩大埋下了伏笔。

国际局势带来的压力，无疑让苏联重新捡起了过去的“大国逻辑”，而一旦这种思维持续扩大，即便是到了和平时代，也终会酿出更大的惨剧。

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中，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加盟共和国，就曾被定位为主要的棉花生产基地，而棉花作为“白色的黄金”，也就成为了苏联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和战略物资。

在美苏冷战期间，苏共高层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现“发达社会主义”的成就，便摊派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高到离谱的棉花生产指标。

而时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沙拉夫·拉希多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向莫斯科做出了每年上交数百万吨棉花的承诺，然后，悲剧就开始了。

随着国家给出的收购指标逐年递增，乌兹别克的实际产量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而为了避免受罚并继续获取国家的拨款和奖励，一场自上而下的造假运动就此打响。

最先是集体农庄的主席虚报棉花产量，并贿赂收购站来隐瞒实际数据，而收购站和运输部门也为此配合造假，将虚报的数据上报给政府高层。

到了国家层面，官员们也无心核实真伪，只知道拿着虚假的“丰收”向莫斯科邀功，以换取中央财政用以收购棉花的巨额拨款，并将其回流到莫斯科，换取更大的保护伞。

利益在此过程中被层层瓜分，而这个结果就是，一场空前惨烈的贪腐大案东窗事发，涉案人员规模来到了2.7万人之众，被骗取的国家资金，也足有惊人的30亿卢布。

可政府信用的破产，还远不是本案最惨痛的教训，更具灾难性的后果是，乌兹别克在大搞棉花种植的过程中，疯狂截流滋养了中亚文明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条母亲河。

失去了水源的补充，世界第四大湖咸海，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干涸，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盐碱荒漠，留给后人的，只剩下地区生态的崩溃和影响了几代人的健康问题……

你说，俄国的这种大国逻辑，是源于某种恶意吗？

答案很难进行这种简单的归因。

说到底，那种流淌在血液里的“霸权”逻辑，是千年风霜留下的一道暗伤，他习惯了用大哥思维去替小国做决定，也习惯了用整体利益去覆盖个体诉求。

因此，他往往会忽略，这种诉求，终究会变成一种令人窒息的不可承受之重……

参考文献

[1]《成吉思汗〈大札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那仁朝格图

[2]《看“二战”初期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表现及其影响——以“东方战线”为例》[J]张保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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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罗斯人大国思想渊源初论》[J]李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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