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为祖籍洛阳代言的唐代大文学家刘禹锡，用这千古名句生动地描绘出了牡丹倾国倾城的魅力。在这个属于牡丹的四月，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牡丹花那馥郁芬芳的香气，我怀着满心的期待与憧憬，踏上了期望已久的古老洛阳城。

洛阳，这座承载着数千年历史的古都，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但此刻，我并未急切地奔向散布于洛阳城内外的大大小小的牡丹园，而是走进了洛阳市区的博物馆，期望能从这些文物身上，追溯昔日洛阳城的兴衰往事。

伊川缸：河洛先民最后的归宿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那么，在史籍中零星可见的“河洛”究竟涵盖哪些地域呢？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认为，“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均属河洛。这一区域四季特征显著，夏季炎热且降雨丰沛，冬季寒冷而气候干燥，极为适宜农业生产以及人类居住。

自上世纪初，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遗迹之后，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再度发掘出多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存，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先民们曾经在河洛这片炽热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史前文明。

上世纪中叶，考古工作者沿洛河、伊河中下游和汝河上游进行考古调查时，在洛阳市伊川县白元乡土门村一带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并发现了一种内置成人骨骼的红陶缸，就将其命名为伊川缸。伊川缸通常呈直筒形，造型简约，毫无华彩之色，底部设有圆形穿孔，口外存有鹰嘴形泥突，且配备有半球形缸盖。

▲伊川缸，1959年出土于伊川县土门遗址，系仰韶文化时期的瓮棺葬具，现收藏于河南省洛阳博物馆

伊川缸体高约50厘米，直径约40厘米。在洛阳博物馆的“河洛文明展”厅中，陈列着伊川缸的实物。看到实物，倘若告诉你这是河洛先民所用的瓮棺，你难免会心生疑问，这般小的缸体，又怎能将死者的尸骨置入其中呢？实际上，远古先民普遍存有两次安葬的历程，史学界将此称作“二次葬”。先民们在离世后，先把尸体掩埋于某一固定之所，待肉体腐朽之后，再选取一部分骨骼放置入瓮棺之中，进行再次下葬。

具体而言，就是先将小趾骨、膑骨以及少量的脊椎骨置入缸底，接着放入盆骨，在中央平置头骨，头顶朝上，最终将肋骨、股骨等长骨围绕头骨放置于缸体四周。这种蛙形的骨架状态，极像未生育的胎儿，先民们认为，这样可以让死者的灵魂回归母亲的子宫，让死者再生。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遗址，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入选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

无独有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距离伊川缸发现地不足百公里的河南省平顶山临汝县阎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同样发现了数十座这样的瓮棺墓葬。从出土的情况来看，其中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不论是在大小方面，还是在形制方面，都与伊川缸有着令人惊叹的极高相似度。这也有力地证实了，在整个河洛地区而言，瓮棺葬已然成为仰韶文化时期的主流形态。

青铜爵：河洛地区最早的王朝

上世纪初，受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疑古派”学者果敢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学术观点，对司马迁《史记》等古书中那些颇具神话色彩的故事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随着安阳殷墟甲骨文与青铜器的现世，先秦三朝之一的商从半信史时代迈入了信史时代。然而，古籍中所记载的夏王朝却始终被一团迷雾所笼罩，令信史派颇为伤神。

上世纪中叶，考古学者徐旭生满怀殷切期望，奔赴古籍中记载的夏文化的核心区域探寻夏的踪迹。起初虽说他也找到了一些古人类曾生存过的遗迹，然而都不是史书中所记载的夏朝。就在他略感失望之时，在向村民讨水喝之际，竟让他意外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在洛阳市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中，我们能够目睹一幅完备的古城平面图。这座城池呈方形，宫殿区、祭祀区、墓葬区以及铸铜作坊、绿松石作坊分布得错落有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宫殿区还存有笔直的宫墙，这反映出夏王朝已然出现了等级森严的局面。

▲二里头夏都遗址平面图，四条大道呈井字型交汇，宫殿区、祭祀区、墓葬区、手工作坊区分布其中，井然有序

二里头遗址犹如一座蕴藏无尽珍宝的神秘宝库，出土了数量极其庞大的石器、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甚至还发现了碳化葡萄和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其中，七孔玉刀堪称稀世珍宝，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独特令人叹为观止。它被誉为国宝级文物，入选了中国第三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夏代青铜爵，中国最早的青铜酒器，现收藏于洛阳博物馆，系洛阳博物馆珍宝馆的珍贵文物

而这尊青铜爵更是意义非凡，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酒器。其造型典雅，线条流畅，彰显着当时高超的铸造技艺。正因如此，青铜爵成为了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和馆标，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让人们对那段古老的历史充满了无限遐想和深深的敬仰。

商代铜尊：河洛地区的商文明

西汉刘向所著的《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大概意思就是说：夏禹的女儿命令仪狄去酿酒，然后进贡给大禹。大禹喝完之后，虽然觉得味道很美，但还是逐渐疏远了仪狄。大禹说：后世一定会有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君王。

所谓一语成谶，夏王朝的末代君王夏桀，荒淫至极，奢靡无度，大肆兴建酒池肉林，致使其治下的民众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民众常常指着太阳诅咒道：“太阳何时灭亡，我们甘愿与你同归于尽。”最终，民心尽丧的夏桀，在鸣条之战中被崛起于黄河故道下游的商部落首领汤所击败，存续近五百年的夏王朝就此轰然崩塌，商王朝则耀目登场。

汤王朝建立之后，并未对二里头夏都予以毁灭性的摧残，而是在距离二里头约六七公里之处的西亳重新构建都城，即今天的洛阳偃师商城。西亳不单是商朝在政治方面的指挥中枢，更是经济与文化的昌盛之所。

▲洛阳市偃师商城遗址

洛阳博物馆珍藏有一件饕餮纹铜尊，1974年出土于洛阳市偃师商城遗址，系件商代早期文物。饕餮纹铜尊通高25.5厘米，口径21厘米，腹径20.5厘米，底径13.7厘米，在铜尊的颈部有两道弦纹，肩部则装饰着云雷纹和连珠纹，而腹部则以饕餮纹为主。饕餮是传说中极度贪食的恶兽，最终连自身的躯体都吞食殆尽，仅余一个头颅。饕餮纹的青铜器在商代及西周时期颇为常见，春秋之后则逐渐销声匿迹。

▲饕餮纹铜尊，商代早期器物，精美的纹饰不仅展现了当时高超的工艺，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商汤之所以在前朝的活动中心构筑新都，极有可能是旨在向夏王朝的遗民昭示王权，监察遗民的动态。实际上，中华远古民族的排他性并不强烈，一旦某个民族或部落强盛起来，其他民族或部落便会主动向其靠拢，最终融入其中，从而达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即我们所说的民族大融合。伴随西亳城池日益繁荣昌盛，距此不远的二里头的居民必然趋之若鹜，二里头也就这样渐渐地被遗弃了。随着商王朝的不断迁都，河洛地区也逐渐被淡忘，而距离西亳城池不足五十公里的洛水之畔，还在悄然等待着机遇的降临。

何尊：洛阳建都的见证者

商王朝的终结者是来自关中平原的周人，周人的先祖能够追溯至五帝时期的帝喾。帝喾的妻子姜嫄因踩踏巨人脚印而生子，姜嫄认为此为不祥之兆，三次抛弃其子，然而其子未死，故而给他起名叫弃。现在看来，这当然纯属无稽之谈，然而这些内容得以被载入《史记》，亦反映出母系氏族时期仅认其母、不认其父的社会关系形态。

夏桀末年，弃的后代不窋在夏王朝担任农官，因王朝摇摇欲坠，他遂带领族人远遁至戎狄之间，也就是今甘肃省的庆阳、宁县一带；待到不窋之孙公刘时，他也为了规避戎狄侵袭，再度引领族人迁徙至豳地，即今陕西省的彬县、甸邑一带；又不知历经了几多岁月，时光流转至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统领周部落的时候，他依旧因躲避戎狄的侵扰，再次率领族人翻山越岭，抵达到了陕西周原定居。历经数代人的矢志图强，到了周武王之时，周人终于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周！

▲洛阳周公庙博物院正殿的西周三贤，居中者为周公旦、左为毕公高，右为召公奭。

武王克商，天下易主。然而这位开国之君，却呈现得忧心忡忡，只因殷商的势力依旧强盛。宗周的力量尽在关中平原，与原殷商聚集区距离太远。若要实现对中原地区的掌控，务必要在东方构建一个政治、军事的重要城镇。于是，武王决意在距夏人兴起之地的嵩山不远处的洛水之畔，营造一座陪都。

令人惋惜的是，武王在位仅三年便溘然长逝，年幼的成王即位未久，三监之乱骤然爆发，兴建洛邑陪都的规划暂且搁置。面对纷繁杂乱的局面，周公旦再度东出三门峡，开启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二次克商征程。三监之乱平定之后，周王室愈发深切地感受到营建洛邑的必要性，就这样，在洛水之畔，一座庞大的都城赫然崛起。据《周逸书》记载，洛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如此规模宏大的城池，与新兴王朝经纬天下的壮志雄心相得益彰。

▲洛邑古城夜景

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千百年来，成周城的遗址究竟在何处，始终未被探寻到。虽然种种迹象表明，成周城或许在如今洛阳的瀍河两岸，可迄今依旧未见城垣的踪影。

难道说，成周城仅仅是留存于史书中的传说吗？

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何尊记载了这么一段往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才四月丙戌，王诰宗小于京室，曰：昔才尔考公氏，克逑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意思是说：周成王初迁都城，居住在成周。成王按照武王时的礼节，祭祀天地。四月丙戌，成王向宗室成员说：你们的父辈曾经帮助文王获得了天命，到武王克大邑商时，则告答上天说：我将在天下之中的“中国”居住，在这里治理我的子民。

▲何尊（复制品），现收藏于洛阳市周公庙博物馆

何尊的这段铭文中，不仅详述了成王初始迁于成周居住的史事，并且还首度出现了“中国”二字。此处之“中国”意谓“天下中央之城”，其后渐次演化为现今我们所称谓的“中央之国”。何尊，正因其铭文中的“宅兹中国”，遂成为了国宝之中的绝品，它不单成为了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入选了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目录。

洛阳周公庙博物馆存有何尊的复制器，虽说只是一件复制器，然而我们仍旧能够凭借其精美的造型、细腻的纹饰，洞悉古老洛阳的建城史以及古代王朝的兴衰交替。它仿若一扇通向往昔的神秘之门，使我们得以触碰历史的脉搏，聆听岁月的回响。

天子驾六车马坑：东周王朝最后的排面

西周的落幕，在司马迁的笔下显得甚为蹊跷。姑且不论“烽火戏诸侯”的可行性近乎于零，单是其废长立幼之举亦颇有不通之处。司马迁称，周幽王废黜了长子宜臼，转而册立褒姒所生之子伯盘为太子。就古代而言，兄弟之间的排序有着严苛的规制，倘若伯盘为庶出或者幼子，又怎会以“伯”字命名呢。

据《竹书纪年》所记，宜臼出逃之后，“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此即意味着，被废黜太子之位的宜臼，在申侯、鲁侯、许文公的扶持之下，自立为王，与周幽王形成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周幽王怒不可遏，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征伐，申侯则借助犬戎之力击败了周幽王。周幽王身亡，镐京亦毁于一旦，辉煌的西周就此合上了棺椁。

而《清华简》的记载，再次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周幽王身败国亡之后，与王室关系至为紧密的虢国，并未扶持周平王宜臼，而是在虢（今河南省三门峡）地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余臣，称作“携王”，周王室再度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尴尬局面。直至十年后，晋文侯率军袭杀携王，周平王才获取了最终的胜利。

倘若《清华简》的记载属实，那么问题便接踵而至，周平王在与携王并立之际，他的王室究竟处于何方呢？莫非平王东迁的缘由并非旧都镐京毁于一旦，而是他间接弑父、屠弟、诛携王的历程甚不光彩，且未获得镐京王室旧族的全力支持，故而要东迁洛邑，然后倚仗晋国、郑国构建自己的基本盘吗？

▲周天子天子驾六博物馆，位于洛阳市周王城公园核心区

不管怎么说，西周初期营建的陪都洛邑成为了周平王东迁的临时落脚点。不过，陪都的规制显然无法跟镐京的规格相提并论，周平王东迁后，就在洛邑的以西，今洛阳市区一带，营建了新的王城。上世纪二十年代，东周王城及墓葬群为盗墓贼所发现，沉眠许久的东周王城终究展露于世人眼前。2002年7月，洛阳市政府拟在市中心营造一所城市公园，考古工作者依循惯例对地下展开普探作业，孰料，一处涵盖18座车马坑、397座墓葬群，总占地面积接近400亩的特大东周遗址重现天日。

这处遗址地处洛阳市西工核心区域，市政府、公安局、工商银行、火车站以及密集居民区皆牵涉其中。倘若要完成整个遗址面的发掘工作，半个洛阳城皆需整体迁移。与此同时，当时的考古条件与财政实力亦不允许。经过审慎考量，为避免影响城市发展以及保护遗址免遭进一步破坏，洛阳市政府决定对已发掘的区域予以回填，依托其中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五号车马坑，在其原址修建一处博物馆，以供公众参观和学习。这就是今天位于洛阳市周王城公园的天子驾六博物馆。

这座五号车马坑通长41.7至42.3米，宽6.9至7.9米，共埋葬古车26辆，马匹70匹，气势恢宏，蔚为壮观。整个车队呈南北纵向两列排列，车头朝南，车尾朝北。在这些葬车之中，除了大量的一车两马和一车四马外，还发现一辆一车六马的残迹，此正为“天子驾六”的规制，应属天子墓的陪葬坑，但具体是那位周天子墓的陪葬坑，暂时还不清楚。

专家经过严谨考证指出，这些殉马是在活着的时候，被驱赶至车马坑处，随后头部遭受到重物猛烈击打，从而致使马匹重伤乃至死亡。同时，考古专家在五号车马坑还发现一些殉狗，这些殉狗是生前被活埋。其中有只狗在活埋之时钻到一辆古车下躲避，却被倾倒的古车生生砸死；另有一只狗在车马坑内四处奔逃求生，被坑上的人用石块击中头部，重伤而亡，而这只狗的遗骸距离地面尚不足半米，却最终未能逃脱被陪葬的宿命。看到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哀叹不已。

▲天子驾六车马坑，位于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该车马坑以实物形式印证了文献中“天子驾六”的记载

自平王东迁，至赧王失国，洛阳总计有二十五位君王，理应存在二十五座王陵。然而，鉴于历史久远，古墓被盗情形严重，迄今尚未发现一座能够确认君王身份的东周王陵。在这当中，堪称“东周王陵之殇”的，当首推金村大墓。金村大墓坐落于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金村，西距东周王城约二十公里。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金村发现了八座东周大墓，数以千计的地下文物被盗墓贼席卷一空，几乎全部流向海外文物市场。洛阳市博物馆珍藏的那件窃曲纹铜鼎（金村大鼎）便成为了留存于洛阳的唯一一件金村大墓的遗物。

金村大鼎体高约 0.8 米，胸径近乎 1 米。其造型庄严而不失简朴之韵，散发着威严的气息却又展现出从容之态。鼎的表面仅有为数不多的线条作为点缀，显得简洁而素雅。若仔细加以观察，便会发现在鼎盖和其中一个鼎腿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少许细微的裂纹。

▲金村大鼎，是金村东周大墓留存洛阳的唯一文物，金村大墓数以千计的文物流入海外，国内仅留存三件

这些裂纹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东周时期天子权势的衰微以及王室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此时的王室已然匮乏财力与物力去铸造合乎规制标准的大鼎，只能勉强薄薄地铸造一层。这也间接佐证了史书记载的，周平王逝世后需借钱操办丧事，周桓王死后因无钱安葬，竟拖延七年之久的史实。

金村大鼎与天子驾六车马坑，无疑都是东周天子在艰难处境中苦苦支撑的最后一点“排面”。它们象征着东周天子虽已式微，但仍试图维持昔日的尊严和权威。这种勉力维持的局面，折射出东周时期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以及社会秩序的动荡与重构。

石辟邪：东汉与西域交流的实证

历史竟是这般精妙，当长安城作为王朝首都之际，洛阳定然会成为陪都；而当洛阳成为王朝首都之时，古老的长安城往往已深陷于烽火硝烟之中。东周如此，东汉亦复如是。若探究其背后的缘由，大抵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长安城，坐落于西北之域，若要对广袤的中原大地达成绝对的掌控，必然是在帝国处于最为强盛、最为自强不息的巅峰之际；而洛阳城，地处中原腹地，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往往能够凭借天然的优势迅速整合四方资源，给摇摇欲坠的王朝续命。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创立新朝。这位被网友戏称为“穿越者”的激进帝王，在登基之初，便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变革，殊不知，此种罔顾实际的改制，进一步激化了西汉末年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西汉长沙王刘发的后裔刘玄在绿林军的拥戴下，于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登基称帝，并迁都洛阳。刘玄在败走长安之后，西汉长沙王刘发的另一位后世子孙刘秀重建大汉政权，定都洛阳，正式踏上了东汉王朝的征程。

▲东汉石辟邪，现葬于洛阳博物院，因其若虎似狮，被认为汉代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见证

东汉沿袭了西汉与西域诸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以及经济范畴的互补，不仅迎来了从西域驮来一座寺院的白马，还派遣班超出使西域，以此巩固东汉的政治格局，而洛阳博物馆那件镇馆之宝——东汉石辟邪便体现了东汉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石辟邪于1955年在洛阳孟津县出土，是由一整块青石精心雕塑而成。此石辟邪的头颅仿若狮子，高高扬起，怒张着大嘴；其躯干则好似老虎，身躯修长且腰肢纤细，身上生有双翼，昂首怒目，仿佛有一种即将腾飞而起的态势。老虎是中国本土物种，早在距今6400多年前的濮阳西水坡遗址，便已发现有青龙白虎的蚌塑图案；然而狮子却是外来物种，据《后汉书》记载，公元87年，安息国（今伊朗）曾向东汉章帝进献过一只狮子。故而，东汉这件虎狮造型的石辟邪石雕，成为了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原陵，又称汉光武帝陵，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白鹤镇铁谢村，系汉光武帝刘秀和皇后阴丽华的合葬陵

传闻这件石辟邪原为汉光武帝刘秀原陵神道旁的石兽。原陵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白鹤镇铁谢村，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和皇后阴丽华的合葬陵。汉光武帝陵南倚邙山，北临黄河，近山傍水，蓊蔚肃穆。阙门巍峨，气势壮观，神道宽阔，直达陵前，两侧石刻林立、碑碣参差，曾在中国帝王陵史上创造四个第一。

首先，原陵首开帝陵坐北朝南之先河，而在东汉以前，帝王陵皆为坐西朝东；其次，原陵首启圆形封土堆之先例，而在东汉以前，帝王陵皆为方形封土堆；其三，原陵率先开创了“枕河蹬山”的帝王陵样式，全国仅次一例；其四，原陵首创了在陵寝前神道两旁设置石像生之先例，这些石像通常由石象、石马、石狮、石羊、麒麟、獬豸以及文武石官构成。因此，将石辟邪视作原陵神道旁的石兽，亦不无道理。

洛阳的微笑：从废墟到辉煌的洛阳城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身为全国政治权力核心的洛阳可谓劫难重重。董卓为挟持汉献帝，竟纵火将洛阳城历经几百年的宫殿楼阁焚为灰烬。临走之际，还将东汉王陵大肆盗掘一空。往昔繁华无比的大都市，全然丧失了昔日的王者风范，而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更使洛阳城犹如大海里的一只小船，在惊涛骇浪中飘摇不定，难以掌控自身的命运。

台湾学者刘光铫先生曾依据王朝的族籍，将两千多年的统治政权划分为如下四类：其一，秦汉、三国、两晋、前凉、西凉、南朝、五代中的后梁与后周、十国、两宋，此为汉人政权；其二，汉赵、后赵、慕容诸燕、前秦、后秦、西秦、北凉、南凉、后凉、成汉以及搬迁洛阳之前的北魏、辽金、蒙元、入关前的清，此为胡人政权；其三，搬迁洛阳之后的北魏、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入关后的清，此为汉化的胡人政权；其四，北齐、隋唐，此为胡化的汉人政权。

北魏孝文帝是一个倾心汉学的鲜卑人，深感位于汉人聚集区边缘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发展空间有限，不仅难以掌控中原地区的人口与财富，其都城还不在谶纬之学的五岳范畴之内。因此，北魏孝文帝就借征讨南齐（今南京）之名，率领群臣与大军南下。行至洛阳之际，遭遇连番大雨，道路泥泞，大军难以再向南行进。北魏孝文帝遂趁机忽悠群臣，既然前行艰难，撤退又会遭后人耻笑，莫不如就在洛阳重建一座都城。就这样，洛阳城再度重获新生。

▲龙门石窟古阳洞，是北魏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所建，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石窟

北魏孝文帝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繁荣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者。北魏迁都洛阳后，河洛地区佛教石窟营造进入了新高潮，龙门石窟的古阳洞、宾阳中洞，巩义大力山石窟都是这个时候开凿的。值得一提的是，永宁寺也是在这个时期营建的。据相关史料记载，永宁寺坐落于北魏洛阳城中轴线铜驼大街的西侧，其占地面积达9万多平方米，寺内的木塔高达133 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高木构建筑，比现存于山西应县的木塔还要高出两倍有余。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永熙三年（534 年），永宁寺塔遭天雷击中，熊熊大火燃烧三月仍未熄灭，最终这所风华绝代的皇家寺院损毁殆尽，成为废寺。亦有野史载述，永宁寺建成之后，寺内的达官贵人与僧侣相互争斗，寺内怪象频生，甚至有僧侣离奇失踪。佛祖遂派雷公电母及众神尊布下天罗地网，纵火烧毁永宁寺，以示人们对礼佛的不尊。

▲泥塑人面像，出土于永宁寺塔基，泥质，经焚烧后呈陶化状，因嘴角微扬，仿若在微笑，被称为“洛阳的微笑”

1979 年，考古工作者在对北魏永宁寺塔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些仿若陶制的残片。经考古专家分析判定，这些类似陶制的残片实则为泥质材料，应是永宁寺焚毁后所出现的陶化现象。通过对这些陶片的修复，洛阳博物馆的又一件镇馆之宝惊艳问世了。它便是北魏时期的泥塑人面像。只见这具泥塑人面像，面庞圆润，鼻梁高耸，双唇紧合，嘴角微微上扬，仿若在微微浅笑，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故而，网友们都亲切地称其为“洛阳的微笑”。

泥塑人面像虽仅存半具脸庞，然而专家依据现存的部分推测，这具佛像的脸部长度约在 40 至 50 厘米之间。倘若佛像呈站立之姿，其整体高度应在 3 米左右，这应该是当时永宁寺所供奉的最大佛像。如今，跨越历史的漫长时空，我们从她嘴角那一抹微笑之中，仿若望见了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的辉煌与永宁。

北魏王朝恰似永宁寺的那把熊熊大火，在时光的长河中逐渐黯淡，缓缓熄灭。洛阳城，这座承载了无数辉煌与梦想的城市，也再次经历了命运的转折，由曾经的繁华走向了衰落。

天堂与明堂：神都洛阳的鼎盛辉煌

但，洛阳城不会永远沉寂下去！

公元581年，北周旧臣杨坚代周自立，定国号为隋，将都城定于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市），从而终结了将近四百年之久的大乱世。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再度将都城迁回了洛阳，并指派宇文恺、杨素、杨达负责营造全新的洛阳城，由次开始了隋唐洛阳的大基建。

隋炀帝在洛阳期间，怀着宏伟的抱负和决心，为了打通南北之间的大动脉，全然不顾当时的国力和民力状况，毅然决然地不惜动用数量极为庞大的人力、数额惊人的财力以及海量的物力，下令开凿了洛阳通往淮河的大运河通济渠。隋炀帝的功过是否，自有后世的定论，但大运河的开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洛阳应天夜景，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的正南门，类似北京的午门或天安门

将洛阳城推向鼎盛辉煌的是一代女皇武则天。那时候的洛阳城，繁华至极，单单人口便逾百万之众。洛阳城的天街，宽达 180 米，是当时最为宽阔的街道。不仅如此，武则天更是力排众议，拆除了隋朝的乾阳殿，在原址营建了供文武百官朝集的明堂，在明堂旁又修造了具有礼佛性质的天堂，在应天门旁树立起巨柱“天枢”。明堂（天宫）、天堂、应天门、天津桥、天街、龙门（天阙）和天枢共同构筑成了“七天建筑”，呼应北斗七星，营造出七星拱卫皇权的宏伟建筑史诗。

▲洛阳明堂和天堂夜景，现代建筑，明堂不足原建筑的三分之一，天堂不足原建筑的四分之一

据史料记载，明堂高达98米，为当时世界体量最为庞大的木质建筑，素有“中国古建筑的巅峰之作”的美誉。考古工作者曾在明堂遗址发现巨型柱坑，其直径近乎10米，坑底铺设有4块柱基石，石上刻有两个同心圆，最大直径约4米，据推测，或许曾立有4米左右的中心木柱，足见明堂规模之宏大。如今我们在洛阳隋唐遗址公园所见到的明堂，整体高度仅有33.52米，仅仅为原明堂的三分之一。洛阳隋唐遗址公园的解说员在阐释为何无法完整复原明堂时表示，只是因为找不到那般高、那般粗的中心立柱。

壮哉！盛世大唐！

美哉！神都洛阳！

洛阳与牡丹：梦回黄金时代

国运昌则花事兴。在那堪称盛世的唐朝，又怎么可能会缺少鲜花的点缀呢？以男权思想为主体的古代文人，出于对武则天的偏见与抹黑，编造出了这样一则故事。据说，武则天在长安的某个冬日游园，或许是被冬日的萧瑟所触动，一时兴起，便下达诏令要求百花同时开放。

然而，在众多花卉之中，唯有牡丹坚守自身的气节，不畏皇权的威压，迟迟不肯绽放。武则天闻此，龙颜大怒，当即下令将牡丹贬到洛阳，让其与邙山上的无数坟墓为邻。可谁能料到，牡丹到了洛阳之后，竟纷纷绽放，展现出无比绚烂的姿态。仿佛是在向世人证明，它们的美丽并非取决于皇权的压迫，而是源于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和对自然规律的遵循。

▲洛阳牡丹，建在隋唐古城遗址上的中国国花园里的牡丹，争奇斗艳，引无数游客驻足

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武则天非常喜爱牡丹，更是将自己家乡的珍稀品种移栽至洛阳。正是在那时，牡丹获誉“国花”，不管是于宫廷之中，还是在民间之内，都深受众人的喜爱。据史料所记载，在唐朝之时，洛阳已然出现了专门从事牡丹种植之人，牡丹至少呈现出殷红、深紫、桃红、通白、黄色等五种颜色。

而如今，在这个繁华昌盛的时代，不管你从哪个方向走进洛阳，走进这个到处都遍布着牡丹的迷人之地，你都会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源自心灵最深处的强烈震撼：盛世之中华，大地处处花团锦簇、缤纷绚丽，又怎么可能缺少了雍容华贵的牡丹，怎么能够缺少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洛阳！

这，就是神都洛阳，一个让历史与现实交织，让梦想与希望绽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