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因何走出了政教合一？

上篇视频我提到一个问题，西亚伊斯兰国家内部革命不断，外部战争频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还处于前现代的神学政治阶段。这种神学政治导致不同派系之间无法和解，人民世俗化的诉求和神学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导致的。

但是同为一神教，为什么欧洲三百年前就摆脱了政教合一，从神学政治走进了世俗政治，欧洲做对了什么呢？

有人说是因为路德的新教改革，有人说是因为欧洲点开了科技树，其实路德的新教改革加重了宗教分歧，而科学革命只是理性政治的结果，他们都无法为政教分离提供足够的因果证明。

马克里拉认为，欧洲之所以驶向文明快车道，在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跑路小王子，同时得罪了教会和君主的倒霉蛋——霍布斯。

霍布斯的时代，正值欧洲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新教和天主教的纷争导致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死亡，战争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当基于超验启示的宗教与世俗的政治权力结合会带来怎样毁灭性的灾难，这场战争深深震撼了霍布斯的心灵。

霍布斯生活的时代路德刚刚完成新教改革。新教的崛起摧毁了天主教的权威，导致了基督教的第二次分裂。新教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良知解读圣经，这让曾经由教会垄断的神学释义丧失了权威，人们对教义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当神学无法形成共识，神学政治就失去了权威性。

霍布斯同志一生颠沛流离，不是在跑路就是在跑路的路上。他亲历了克伦威尔内战，目睹了三十年战争，见证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分裂。这样的乱世让霍布斯强烈渴望一种安全感，他不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他要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堡垒。

这个安全堡垒在哪儿呢？霍布斯认为，只有把神学从政治中剔除出去，才能避免不同宗教对世俗的干预，从而避免类似于三十年战争那样的灾难。于是霍布斯准备对欧洲传统的神学政治开展一场精准的外科手术，把神学阉割掉。

要完成这场大分离手术，霍布斯要完成一次精密的论证。霍布斯指出，政治的本质是“人的自我保全”，政治只和人的生存有关，而和信仰无关。他不再像古希腊一样追溯绝对的善，也不像中世纪一样追溯到亚当和神的契约，他认为政治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性问题，人们不需要神，只用经验和逻辑就可以推导出政治的澄明未来。

霍布斯先假定了一个自然状态，在这个自然状态中没有公权力、没有启示神学。他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会进入“一切人对一起人的战争”的互害。自然状态是一个黑暗的丛林法则，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为了保全自我，人们需要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既不是上帝也不是上帝的代理人，而仅仅是一个人造物，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这个主权者而得到保护。

这个主权者，就是利维坦。

霍布斯接着论证，这个人造的利维坦的权力不再源于神授而是源于人授；利维坦也不再寻求终极的善，而只保障人们的安全；利维坦的权力也不是启示的，而是理性的。

当利维坦被勾勒出来，霍布斯就成功完成了这次大分离。但是，这场伟大的思想实验也让他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剔除神学得罪了教会，把君权神授改成君权人授得罪了君主，倒霉的霍布斯余生不是被君主抓就是被教会抓，可谓晚景凄凉，得亏霍布斯身体好，在教会和君主的联合围剿中活了80多岁。

马克里拉认为，霍布斯的利维坦其实是一个有朽的上帝，这个上帝保护平民，制定法律，解决纷争，但是利维坦已经和传统的神学政治完全不同。利维坦不再是启示的、神学的，而是现实的、理性的。在利维坦崛起之后，政治的神圣性被祛魅，统治者从神的代理人变成了社会契约的缔结方，一种基于理性的世俗政治冉冉升起。

霍布斯之后，休谟和洛克对理性政治做了推进，从此，欧洲的政治哲学绽放了顽强的生命，人类第一次把政治大厦的基石从神学转移到了理性。霍布斯斩断了古老欧洲政治必须依赖于超验神学的这条脐带，从此理性政治这个新生命呱呱坠地直立行走，为西方政治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好，吹完牛皮，我们再谈一下这次大分离的阴暗面。

霍布斯的大分离为西方带来了三百多年的政治稳定，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当神学被驱逐出政治，人们就失去了一种链接超验的意义，政治变得更加理性也更加功利。在现代社会，人们失去了神学的超越性、归属感和对终极意义的探究，进而分裂成无数无意义的原子。人类的意义开始瓦解，统一的真理也不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走向虚无主义，无意义的现代性开始了。

霍布斯的大分离是送给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珍贵的礼物，虽然他也带来了现代性的一切隐忧。这场大分离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它终结了古老的神学政治，也开启了虚无主义的绝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