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笔记424 ：欧洲为何在大萧条中集体右转？

1、大萧条期间，欧洲政治急速右转，左派处处失利：西班牙社会党1931年主导成立第二共和国，1933年起渐落下风；法国人民阵线政府1936年上台却昙花一现，唯有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是异数。右派四处昂首阔步，常发动民众游行，背后是阶级冲突从经济转向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团结”被鼓吹为抵御社会主义的堡垒。在英国，社会主义威胁弱，保守派捍卫现有秩序，激进右派无空间；德国则相反，社会主义威胁大，保守派分裂，支持者多被法西斯右派吸收。经济危机撕开社会裂痕，有的国家右转强化保守主义，有的则为激进右派铺路，欧洲政坛就这样在危机中集体偏离了左翼轨道。

2、许多极右运动抄袭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方法与象征，自称“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也有运动认同其主张却避用该名称——毕竟“法西斯主义”难下准确定义，各类极右运动特征各异。它们虽都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强调“清除异己”“种族优越”，却因声称代表本民族“独一无二”的特质，无法像共产国际那样建立真正国际组织。1934年12月，13国极右组织代表在日内瓦湖畔开会，想协同行动，却因纳粹德国抵制、连基本共同理念都达不成而失败，足见极右阵营“同床异梦”的本质。

3、所有极右运动，无论是否称“法西斯”，都有意识形态共性：极端民族主义下，要“清除”外国人、少数族裔等“非本民族分子”；奉行种族排他性，坚信自身民族“优越”；誓要消灭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政敌；强调纪律、“男子汉气质”与准军事活动，迷信专制领导。部分运动还追求领土收复或帝国扩张，主张反资本主义、按“社团主义”重组经济，但这些并非普遍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动员民众支持反动专制政权，而公然称“法西斯”的运动更激进——不仅要推翻现有国家建专制政府，还要求民众全身心服从，豪言打造“新人”与新社会，这正是其区别于其他右翼运动的核心。

4、法西斯主义在大萧条中吸引力飙升，它将民族复兴的呼声与民众的忧惧、希望捆绑，用蛊惑性言辞描绘未来，既维护不同群体的物质利益，又共鸣那些恐惧社会现代化变革的人。它渲染内部敌人威胁，尤其将社会主义革命塑造成“祸患”，动员害怕失去地位、财产者，却又提出建立“强者、适者、有功者”的新社会。这种“既保当下利益，又许未来蓝图”的话术，跨越了常规政治的部门界限，吸引了各阶层人群，让不少人在危机中把法西斯主义当成了“救命稻草”。

5、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庞杂，中产阶级年轻男性是核心——他们易被其浪漫激情、暴力激进主义吸引，若未加入左翼或天主教青年组织，很可能投身其中。反建制的“代际反叛”常被引向极端民族主义与反左派暴力，法西斯党党员也以男性为主，不过德国部分地区数据显示，纳粹掌权前，投票给纳粹的妇女渐多，动机与男性相似。对现状不满的白领、生意人、专业人士、退役军官等中产阶级群体，占了法西斯运动群众基础的大头，只是法西斯主义不能简单归为“中产阶级运动”，它的吸引力早已跨越阶级壁垒。

6、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中，工人占比远超预期。1925-1932年，40%新入党的纳粹党员来自工人阶层；纳粹选民中1/4是工人，算上投票人全家，比例或达30%-40%，1932年工人投纳粹的甚至可能多于投社会党、共产党的。崇尚勇武的纳粹冲锋队里，青年工人占比超一半，纳粹掌权后更高。不过这些工人多未加入过左翼政党，并非从社会党、共产党“挖来”。其他国家的法西斯运动也类似：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的小法西斯组织，群众基础以中产阶级为核心，也包含大量无左翼背景的工人，阶级并非法西斯支持者的“分水岭”。

7、大萧条与极右派成功并非直接挂钩：墨索里尼1922年在意大利上台时，大萧条尚未发生；部分国家法西斯运动在大萧条缓解后才出现；英国、美国受大萧条重创，却未产生像样的法西斯运动。极右派要成功，除了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矛盾，还需“配套条件”：对丧失领土的愤怒、对左派的偏执恐惧、对犹太人等“外人”的敌意、对政党政治的失望。只有这些因素叠加，才会导致制度坍塌，为法西斯主义铺路。否则，单靠经济困难，不足以让极右派突破政治边界，掌控国家权力。

8、纵观欧洲，只有意大利、德国的本土法西斯运动，利用保守派精英的软弱掌权，按自己意愿塑造国家。其他情况更常见：东欧的法西斯运动被镇压性专制政权遏制；西北欧的法西斯运动虽能破坏公共秩序，却无力威胁国家权威。法西斯主义要胜利，需满足严苛前提：国家权威扫地、政治精英软弱、政党政治分裂、能自由成立激进组织。这些条件仅存在于1919-1922年的意大利、1930-1933年的德国，西班牙虽因左右派对抗爆发内战，最终形成军人独裁，却未发生法西斯“夺权”，足见法西斯掌权的“稀缺性”。

9、英国的政治制度让激进右翼无立足之地：君主制、议会制、法治等价值观深入人心，大萧条时立宪君主制未遇挑战，也无大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威胁秩序。工党主张改良，工会同样温和，有既得利益的保守党自然要维护现有秩序。1931年银行危机后，工党政府下台，保守党在大选获议会史上最大压倒性胜利，国民政府实则是保守党政府。经济危机中，英国议会制度更稳固，极端政党只能在边缘游走，自始至终没有共产党或法西斯党议员，民主成了抵御极右的“防火墙”。

10、英国法西斯联盟（BUF）从未有出头机会，巅峰时5万成员，支持者多为不满的中产阶级与伦敦东区非技术工人，却因拙劣抄袭外国法西斯风格——黑衫制服、针对犹太人与政敌的公开暴力，与英国政治文化格格不入。1934年6月，其1.5万人集会爆发暴力冲突，反对者遭殴打，连《每日邮报》老板罗瑟米尔勋爵都撤回支持。1935年大选，莫斯利自知必败干脆不参选，成员骤降至5000人，二战前才恢复到2.25万。二战爆发后，莫斯利等领导人被拘留，政党解散，这个极右组织终究只是英国政坛的“跳梁小丑”。

11、其他西北欧国家也难容激进右派：丹麦、瑞典、挪威等国法西斯运动支持率极低，芬兰最好时1936年也仅8.3%；瑞士德语区民族阵线党1933-1936年获票达27%，后直线下滑；爱尔兰蓝衫党1932年成立，1934年成员达5万，却因政府禁令、贸易争端解决，支持率迅速瓦解，最终并入主流政党爱尔兰统一党，1935年消失。荷兰虽1936年失业率35%，但政治植根于新教、天主教等次级文化，政党务实妥协，对纳粹德国的警惕更加强民族团结，法西斯运动1935年达峰后支持率下滑；比利时国王党1936年获11.5%选票，后也迅速萎缩，西北欧的民主根基终究难以撼动。

12、法国第三共和国一度受极右威胁：1932年社会党与激进党组成温和左派联盟，却因仇外情绪、反犹主义、对“赤色威胁”的恐惧，引发右翼过激反应。1934年2月，斯塔维斯基贪腐丑闻爆发（涉案者多为激进党官员，且斯塔维斯基是东欧犹太人），右翼借机煽动，3万示威者进军巴黎，与警察冲突致15死1400伤，政府倒台。但危机很快化解：极右联盟意识形态虽一致，却因领导权与目标争执分裂；左派则在反法西斯旗帜下团结，1934年2月9日共产党动员支持者，3天后100多万工会会员总罢工，1936年人民阵线上台，法国共和制度终究挺过了冲击。

13、中欧与东欧是右翼势力的沃土：奥地利大萧条时，政治三分天下——保安团、快速壮大的奥地利纳粹党、基础牢固的社会党，1934年总理陶尔斐斯废除议会建专制政权，镇压社会主义者，却仍难抵纳粹压力，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罗马尼亚“一战”后领土翻倍，却因农业衰退、对少数族裔的仇视，让极端反犹的铁卫团壮大，1937年获15.8%选票，后被国王独裁镇压；匈牙利因“一战”失领土、经济困难，1939年箭十字党成立，党员达25万，却直到二战后期才短暂掌权。这些国家或因邻国影响，或因历史积怨，成了极右势力滋生的温床，与西北欧的民主稳固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