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的历史01吴越国钱镠的崛起与老长官董昌的败亡

钱镠（852-932），字具美，杭州临安临水里人，出身寒微农家，七岁修文，粗通文墨。他早年生活颇为坎坷，据《杭州罗城记》记载，钱镠出生时"极丑"，被其父扔入井中，幸得祖母救出，故小名"婆留"。钱镠在五代史中被描述为"无赖"，但需注意的是，"无赖"在唐代并不完全是贬义词，更多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类似于现代的"混混"。

钱镠的早期生活颇为不务正业，他"好拳勇，喜任侠"，"喜武厌文"，"十九岁练习武艺，擅弩箭、剑戟，彪悍异常"。他甚至曾"与人结伙贩卖私盐"，通过贩卖私盐赚取钱财，这成为他日后崛起的重要基础。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钱镠二十一岁"入军"，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应募从军，而是花钱聚集一些人'从军'，拉起自己的武装队伍，即民间的乡兵武装。李琪为钱镠作《生祠堂碑》称其"散家财而养士，训父子以为军"，可见钱镠自贩私盐至"入军"的五、六年间，确实赚到了一些钱，才有可能散家财招勇士。

钱镠的崛起始于加入董昌麾下。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义席卷大江南北，浙西裨将王郢作乱，唐廷敕本道征兵讨伐。时石镜镇董昌趁机招兵买马，名为讨伐王郢，实为扩大自己的势力。钱镠率"义师"投奔董昌，充石镜义兵，始为"偏将"，骁勇绝伦，为董昌所重。

钱镠在董昌麾下立下首功，尤其在广明元年（880年）七月，黄巢起义军的一个支队进入临安。钱镠建议董昌不与黄巢部队正面交锋，率二十骑伏袭黄巢义军，令敌军大骇，撤退时又让路边老妇声言屯兵"八百里"（"八百里"地名，在临安东峰八百山）。黄巢义军一时搞不清楚，当年长安附近也称“秦川八百里”，杭州兵屯八百里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善茬，此时他们又急于渡江西进而迅速退去。钱镠以奇制胜，此战大大提高了钱镠的军事声望。唐廷所命在南方镇压黄巢起义的高级军事长官高骈还特地在广陵（今扬州）召见董昌、钱镠，并对钱镠多所褒奖。从此，钱镠便凭藉"杭州八都兵"这支地方土著团练，"枕甲提戈"，在战争中逐步树立权威。

乾符五年（878年）九月，钱镠率乡兵平定所谓"杭州山贼"朱直、安吉"流寇"孙端之乱，还参与对王仙芝余党曹师雄等人作战。皮光业把平朱直、孙端之役的战功归之于钱镠一人，称此"初功"使"二寇殄平，靖千里之山川，救两郡之涂炭"。随后越州（今绍兴）的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试图统一两浙，进攻杭州，最终被钱镠率领的军队反杀，自己也死于钱镠刀下。这一系列战争是钱镠率领"八县乡兵"（即"八都兵"）共同的战绩，董昌此时居长，但已经有人劝谏钱镠做两浙之主，但被钱镠逊让给董昌。

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董昌在与浙东观察使刘汉宏经过五年的战争后取得完全意义上的胜利。面对浙东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董昌被唐廷任命为新的观察使。董昌在赴越州履新时，将杭州刺史一职让渡给了钱镠，以兑现之前的承诺或作为对钱镠在攻灭刘汉宏过程中所作贡献的奖励。

董昌为何放弃杭州而前往越州？这并非简单的贪图财富或追求仕途，而是基于对杭、越二州在当时关键要素上的优势认知：

政治地位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越州的政治地位高于杭州。董昌赴越州任职时，越州仍为浙东地区的中心，其官职为浙东观察使并兼越州刺史，权责与节度使大体相当。相较而言，杭州当时仅为镇海军节度使所辖支州，钱镠所任主要为杭州刺史。

城池方面，越州作为江浙要地、浙东地区的中心城市，州城高峻坚固。元稹曾于823—829年在越州任职，对其评价为“州城回绕拂云堆”。相较之下，杭州城在唐末五代时期至少经历过四次修筑，最早可追溯至大顺元年（890年），反映其此前城防状况相对不足。

军队方面，董昌名义上为杭州“八都”的最高统帅，但军权实际由钱镠掌握。“八都”主要由杭州所辖各县的地方武装构成，组织形态较为松散。董昌赴越州履新后，另行组建对其个人忠诚的新军较为便利，亦有助于减少钱镠可能的干预。据史载，董昌在越州确曾新组建“感恩都”。

董昌就任浙东观察使后，向唐廷输送了大量财物，"朝廷赖其入，故累拜检校大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爵陇西郡王"，可谓恩宠有加。董昌在越州的统治相对稳定，他与钱镠的关系也保持了相当长的和平期。

钱镠在杭州面对的则是一场“三家争淮南”的局面。当时来自中原秦宗权麾下的叛讲孙儒南下进入淮南这个富庶之地，庐州刺史杨行密也起兵南下，淮南

浙西之地涌入三股势力。钱镠在崛起过程中，主要依赖水军。在面对以步、骑兵为主而南下的孙儒、杨行密两股势力时，钱镠很快便败下阵来。

钱镠与杨行密、孙儒三方混战，最终形成杨以扬州为中心占有淮南；钱以杭州为中心占有两浙，形成东南地区两大割据势力的均衡态势。在这一过程中，钱镠经历了多次挫折。

钱镠在浙西的扩张中，曾攻克了浙西北部的常、润二州，龙纪元年(889年)三月，又把杭州北面的苏州收入囊中。但随后，钱镠在孙儒、杨行密的打击下，既得的润、常、苏3州随之丢失，最终只坐实了对苏州的占有。乾宁二年(895年)前后，钱镠与杨行密瓜分了浙西的润、常、苏三州，但钱镠作为弱势一方，只坐实了对苏州的占有，尚不具备节制浙西的能力。

尽管如此，钱镠通过与杨行密的联合与冲突，逐渐稳固了自己在两浙的统治基础，为日后建立吴越国奠定了基础。

董昌称帝的过程颇为复杂。董昌在称帝前已表现出对权力的渴望，他"受朝廷有优厚待遇，已使向了荣华富贵到了极点"，但仍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董昌称帝前，节度副使黄碣反对，被杀并投其首于厕中，杀害其家八十口；会稽令吴镣不赞成，被族诛；山阴令张逊劝昌不要称帝，亦被杀。董昌杀掉反对者后，自以为这三家人全死了，就不会再有人违抗我命令了吧。

乾宁二年（895）正月，董昌称帝，国号罗平，建元顺天。他穿着皇帝的衮服，登上越州内城继位称帝，并将"罗平"作为国号，声称浙东地区传说的"罗平"大鸟是他的凤凰。董昌直接告诉钱镠："我已经做了罗平国皇帝了，任命你为两浙都指挥使。"

钱镠对董昌的称帝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写信劝谏："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耶！及今悛悔，尚可及也。"董昌不听，钱镠率兵三万到越州城下，再次劝谏："大王位兼将相，奈何舍安就危！镠将兵此来，以俟大王改过耳。纵大王不自惜，乡里士民何罪，随大王族灭乎！"

董昌畏惧，送二百万钱犒劳钱镠军队，将首谋者吴瑶及巫觋数人送于钱镠，并请罪天子。钱镠引兵还，将此事上报朝廷。

四月，唐廷以董昌"有贡输之勤，今日所为，类得心疾"，诏释其罪，"纵归田里"。这一处置本意是给董昌一条活路，但"纵归田里"意味着将董昌安置于钱镠的地盘。董昌和钱镠是同乡，籍贯均为杭州临安，唐廷要董昌重归"田里"，显然是将他安置于钱镠的地盘。董昌的回乡，在钱镠看来，很可能会动摇自己在浙西尤其是杭州的统治，甚至被董昌取代。

掌握话语权的钱镠从根本上转变了对董昌的态度，上书揭发董昌的僭逆行径，坚称其罪不可赦，并主动请求出兵讨伐。钱镠在上书中称"钱镠本有并董昌之心，因其僭号，仗大顺而请讨之"。

最终，钱镠攻灭董昌，实现了从江浙地区二流军阀到一流军阀的历史蜕变，为吴越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如刘闯在《唐末董昌研究三题》中所言："兴也钱镠，亡也钱镠，这既是唐末董昌与钱镠密切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董昌命运的合理解读。"

钱镠通过这一关键事件，不仅消除了内部威胁，还获得了唐廷的认可，为他日后称王、建立吴越国铺平了道路。钱镠在攻灭董昌后，于乾宁四年（897年）八月，唐昭宗特赐钱镠金书铁券，从此钱镠割据一方，所向披靡，青云直上，最终在后梁朱温开平元年（907年）被封为吴越王，梁末龙德三年（923年）正式封为吴越国王，开创了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割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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