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护送毛主席进京，1958年被连降十级，主席知道后：我要亲自过问

王范在1926年加入党组织，那时候正值大革命时期，他很快就卷入地方农民运动。两年后，他参与了江苏地区的农民起义，组织当地群众对抗地主势力，推动土地改革举措。起义失败后，他转移到上海，继续从事地下活动。1931年，他的组织关系得到恢复，他开始在巡捕房担任支部负责人，利用这个身份掩护同志，收集国民党情报，传递消息给上级。

1932年，他遭到逮捕，被关押到南京监狱，经历了几年牢狱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他被释放，经过审查，改名并前往延安学习，在党校担任支部职务。次年，他转到边区保安处，负责侦察工作，破获多起日伪特务案件，维护根据地安全。战争胜利后，1945年他调到东北，先后担任公安局长和社会部副部长，领导清剿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行动，建立情报网络，稳定地方秩序。

1948年底，他返回中央社会部，参与情报协调。1949年4月，他调到华东局，负责警卫处工作。北平解放后，国民党留下了大量潜伏人员，傅作义部队改编不久，社会局面复杂。毛主席决定进京，选定香山作为临时驻地，李克农指定王范负责安保任务。他组织队伍对香山周边进行彻底清查，挖出埋藏武器，排除隐患，确保区域稳定。

进京过程中，王范安排警卫力量，检查路线，排查可疑分子，保障车队顺利进入城市。到达香山后，他继续加强别墅周边防护，设立岗哨，监控进出人员，防止渗透事件发生。整个时期，他坚持严格管理，报告上级潜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直到中央机关转移中南海。

1950年代初，王范转到公安系统，继续从事保卫工作。1958年，整风运动开展，一些单位追求指标，扩大打击面。王范当时在上海检察院任职，他坚持案件审查必须依据证据，反对随意抓人，在会议上公开指出不能搞扩大化，批评那种左倾做法。这引起不满，被视为立场有问题，遭受批判，最终上海市委决定对他进行处分，从高层职位降到基层办事员。

处分决定下达后，王范接受安排，到新岗位报到，从事日常文书事务。消息传开，很快到达中央。毛主席听到此事，回忆起1949年王范在北平安保的表现，觉得其中有蹊跷，下令调查。调查组前往上海，查阅档案，访谈相关人员，确认王范的做法是为了维护原则，没有实际错误。

毛主席看过报告后，表示要亲自处理此事。考虑到当时环境复杂，无法立即恢复原职，但安排王范调离公安领域，避免进一步冲突。1960年，他被任命到上海一个区担任领导，同时兼管体育事务。他开始接触体育管理，组织当地活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1962年，王范调到江苏省，担任体委主任。他应用以往经验，逐步改善体育条件，推广群众体育项目，协调资源发展竞技队伍。在任职期间，他注重实际问题解决，视察基层场地，调整训练计划，支持体育事业从薄弱基础起步。

王范一直工作到1967年，那年他去世，年龄62岁。去世后，他的家属处理后事。过了几年，1979年，组织对他进行平反，恢复名誉，档案中更正处分记录，承认他以往贡献。

王范的经历从革命早期开始，一直贯穿到建国后。他在地下时期利用巡捕身份，保护同志免遭迫害，传递关键情报，避免组织损失。到了延安和东北，他领导保安和公安工作，打击敌对势力，巩固政权基础。1949年的安保任务是他职业高峰，确保中央领导安全过渡到新环境，那段时间的清查行动直接化解了潜在威胁。

整风时期的处分源于他坚持证据导向，反对运动式扩大，这在当时氛围下显得突出。中央调查后，他的调职实际上是一种保护，让他避开矛盾焦点。在体育岗位上，他从零起步，推动江苏体育从落后状态逐步提升，组织赛事，培养人才，为地方体育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显示出，王范在不同阶段都注重实际原则，不管是情报侦察还是案件审查，他避免盲目跟风。毛主席的干预体现了高层对老同志的关注，避免冤案扩大。平反决定则纠正了历史偏差，认可他一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