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说到秦始皇，脑子里可能会立刻冒出两个词，一个是“千古一帝”，另一个是“暴君”。

说他是“千古一帝”，那是因为他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第一次让“大一统”这个概念成了现实。他搞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还有郡县制，哪一样不是影响了中国后面两千多年的大事？

可以说，没有秦始皇，我们今天的中国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但问题来了，既然功劳这么大，为什么“暴君”这个帽子，他戴了两千多年都没摘下来？而且，如果我们仔细扒一扒历史，会发现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历史上那些被称为暴君的皇帝，通常都脱不开两件事：一是淫乱好色，私生活一塌糊涂；二是猜忌多疑，大杀开国功臣。可这两件事，秦始皇好像都没怎么干。

秦始皇品行与对待功臣的方式

要说一个皇帝是不是暴君，我们通常会先看看他的私德和为人。毕竟，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很难指望他能管好国家。

先说私生活。提到古代帝王，尤其是那些被贴上负面标签的，我们总能联想到奢华的后宫和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史书里确实也提到了秦始皇的后宫规模很大，有什么“后宫列女万余人”的说法 听起来确实很奢靡。

但奇怪的是，在所有正史记录里，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秦始皇本人具体和哪个妃子爱得死去活来，或者为了哪个女人干出什么出格事情的记载。

他的后宫就像一个庞大而神秘的机构，但主角秦始皇本人，在其中的形象却异常模糊。

相比之下，他母亲赵姬和吕不韦、嫪毐的那些丑闻，在《史记》里写得那叫一个活色生香，细节满满。

甚至因为母亲的这些事，秦始皇对男女之事管得特别严，他巡游天下时在石碑上刻字，还特意强调要遵守男女道德规范。

他甚至还公开表彰过一位叫“巴寡妇清”的贞洁女子，为她修建了一座“女怀清台”来纪念。一个自己提倡贞洁，又没什么桃色新闻的皇帝，你说他“淫乱”，证据确实有点站不住脚。

所以，用“淫乱”来定义他的“暴”，似乎不太准确。

再来看对待功臣的态度。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登基后，为了巩固权力，往往会对当年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们下手，这几乎成了一种“传统”。

汉高祖刘邦杀了韩信、彭越，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借着各种案子把功臣几乎一网打尽。

但秦始皇是个例外。在他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像王翦、王贲、蒙恬、李斯这样一大批文臣武将。这些人，秦始皇基本上都做到了人尽其才，并且给予了极大的信任。

比如灭楚的时候，老将王翦开口就要六十万大军，几乎是秦国全部的家底，秦始皇虽然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相信王翦，把兵权交给了他。

统一天下后，这些人也都得到了善终，并没有被无故清洗。

可能有人会说：“那吕不韦呢？他不就是被秦始皇逼死的吗？” 。

我们得看清事实，秦始皇并没有直接下令杀了吕不韦。吕不韦因为牵扯到嫪毐叛乱，加上他“仲父”的身份和巨大的影响力让秦始皇感到了威胁，所以秦始皇先是罢免了他的相邦之位，然后把他流放到蜀地。

最后，秦始皇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质问他“于秦何功”、“与秦何亲”，吕不韦是在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对未来的恐惧之下，才选择了饮鸩自尽。

这和直接罗织罪名、残忍处死功臣相比，性质还是有区别的。

暴君有什么特点？

秦国能统一天下，靠的是法家思想，而秦始皇则把这套思想推向了极致。

秦始皇坚信，要管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必须依靠统一、严明的法律，做到“事皆决于法”。这想法本身没错，甚至是超越时代的。他以法律的形式，把国家的一切都纳入了轨道。

但是，秦朝的法律，实在是太严酷了。

根据出土的《云梦秦简》等文物，我们可以看到，秦法细致到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惩罚极其严厉。

比如，法律中充斥着大量的肉刑，就是割鼻子、砍脚趾之类的酷刑。更可怕的是“连坐法”，一人犯法，邻里亲族都要跟着遭殃。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加强社会管控，让人们互相监督，但实际效果是制造了普遍的恐惧。

在秦朝，老百姓就像是生活在一张巨大的、密不透风的法网里，任何一点小小的差错，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套严苛的法律作为工具，秦始皇才能动员起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去完成那些惊天动地的大工程。

史书记载，秦朝常年征发的劳役和士兵多达数百万人，而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不过两三千万。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要常年在外服役。沉重的赋税和无休止的劳役，压得天下百姓喘不过气来。从统治者的角度看，这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国防安全，是必要的牺牲。

但对于那些被迫离开家乡，在工地上活活累死的普通人来说，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帝，除了“暴君”，还能是什么呢？

“焚书坑儒”

我们先来客观地看看“焚书坑儒”到底是怎么回事。所谓的“焚书”，并不是要把天下所有的书都烧光。

当时，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朝廷上关于如何治理国家产生了分歧。以丞相李斯为代表的法家主张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而以淳于越为代表的一些儒生则希望恢复周朝的分封制，觉得“师古”才是正道。

在秦始皇看来，是对他大一统事业的根本性挑战。于是，他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除了秦国官方史书、以及医药、占卜、种植等技术类书籍外，民间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录等，都必须上交销毁。

其核心目的，是统一思想，防止有人“以古非今”，动摇新王朝的统治根基。

而“坑儒”，根据《史记》的记载，其实坑的主要是当时一些欺骗秦始皇说能找到长生不老药，结果拿了钱就跑路，还在背后说他坏话的方士和术士。

秦始皇一怒之下，在咸阳抓了四百六十多个这样的人，全部活埋了。

所以，严格来说，这更像是一场针对诈骗团伙的严打行动，而不是专门针对儒家学者的迫害。

然而，历史事件的影响，往往不在于其本来的面目，而在于它被后人如何解读和传播。

当“焚书”和“坑儒”这两件事被后人打包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极具冲击力和象征意义的“焚书坑儒”。

后世书写者的不断塑造

秦始皇自己埋下的这些“雷”，已经足够让他名声扫地了。关键是他死后，秦朝迅速灭亡，取代它的是汉朝。

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汉朝建立后，为了证明自己取代秦朝是顺天应人、合乎道义的，就必须拼命地丑化和批判秦朝。汉朝的统治者和文人，把秦朝的灭亡归结于它的“暴政”，宣称自己要“以仁政治天下”，以此来收拢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思想流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儒家。在秦朝被打压的儒家，到了汉武帝时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跃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

从此，儒家学者掌握了文化和历史的书写权。

你可以想象，一个曾经被秦始皇狠狠收拾过的群体，现在手握笔杆子，他们会如何评价秦始皇？答案不言而喻。

西汉的政论家贾谊写下著名的 《过秦论》 ，雄辩地论证了秦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把秦始皇的统治批得体无完肤。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虽然也记录了秦始皇的功绩，但字里行间同样充满了批判和否定。

这些由汉代儒家学者定调的权威著作，成为了后世两千多年里人们了解秦始皇的最主要来源。

于是，“暴君”秦始皇的形象，就这样被一代代地复制、粘贴、强化，最终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