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尔那茜“高考材料造假！”内蒙古正式通报全国

2025 年 6 月 21 日，内蒙古自治区联合工作组发布的一则通报，将演员那尔那茜推上舆论风口浪尖。

这份措辞严谨的官方文件，首次以权威口径证实：2008 年高考中，时年 18 岁的那尔那茜以 "呼和浩特市第八中学城镇应届生" 身份报名，却从未在该校就读，也未建立学籍档案。

通报中披露的时间线耐人寻味：她 1989 年 12 月出生，仅两个月后户籍便落户呼和浩特，2011 年又在高考结束三年后迁出，这样的户籍变动轨迹，与内蒙古高考政策中 "户口满三年" 的隐性要求形成微妙呼应。

根据《2008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报名条件明确为 "具有内蒙古户籍且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而她所伪造的 "应届毕业生" 身份，实质是对这一基础性规定的直接践踏。

上海戏剧学院的录取数据显示，当年她的文化课成绩为 449 分（文科），在内蒙古文科二本线（455 分）边缘徘徊，却凭借 87 分的专业课成绩（满分 100 分）叩开名校大门 —— 专业成绩的合法性，无法掩盖报名资格的根本性瑕疵。

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她的母亲曾是 1982 年上海戏剧学院内蒙古定向委培班首批学员，这种时隔 26 年的 "委培二代" 现象，暗示着某种隐性资源的代际传递。

将事件置于更宏观的制度背景中，上海戏剧学院内蒙古委培班的运作机制浮出水面：这个始于 1982 年的定向培养项目，2007 年经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领导小组与校方签约重启，名义上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培育艺术人才的专项计划。

根据双方协议，委培生需承诺 "毕业后返回内蒙古工作"，毕业证书和个人档案由领导小组统一管理，这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市场化改革深入的 21 世纪初，逐渐显现出制度衔接的缝隙。

2012 年的关键转折发生在毕业环节：已取得表演专业本科文凭的那尔那茜，以 "申请赴挪威留学" 为由，向领导小组申请领取毕业证原件，而本该严格执行协议的管理机构，竟以 "经研究同意" 四字放行，为后续违约行为打开缺口。

这种看似个别的 "灵活处理"，实则暴露了委培制度的核心缺陷 —— 当政策执行依赖人为裁量而非刚性约束，当承诺机制缺乏法律层面的强制力，特权便在制度空隙中滋生。

从法律定性看，高考报名中的身份伪造行为，已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该条款明确规定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的量刑标准，情节严重者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比 2020 年引发热议的 "仝卓事件"，两者在造假性质上具有相似性，但本案中叠加的定向委培制度漏洞，使得事件超越个体舞弊范畴，演变为对特定政策体系的公信力考验。

教育公平的底线在于资格审查的严肃性，当 "幽灵学籍"" 空挂户籍 " 等操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通道，损害的不仅是当年同届考生的权益，更是公众对高考制度权威性的根本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教育厅在通报中仅提及 "取消报名资格"，对是否涉及更深层的职务违法、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关联方，尚未给出进一步调查结果，这种信息披露的不完整性，加剧了公众对事件复杂性的合理怀疑。

从教育政策史角度观察，定向委培制度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积极作用，如为边疆地区输送急需人才，但随着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多元化，部分地区的委培项目逐渐异化为 "低分录取通道"" 体制内就业跳板 "，背离了制度设计初衷。

那尔那茜事件中，"既享受委培政策的低分优势，又规避定向就业义务" 的行为模式，暴露出制度设计中权利与义务的失衡 —— 当违约成本趋近于零，当监管机制存在弹性空间，机会主义者便会乘虚而入。

社会舆论的关注点早已超越个体追责，更多集中于制度性反思：如何防止教育扶持政策沦为特权孵化器？怎样建立覆盖招生、培养、就业的全链条监管体系？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

在教育数据联网核查技术已相对成熟的当下，"无学籍考生获得高考资格" 的荒诞剧情本不应上演，技术手段的滞后或执行层面的疏漏，究竟哪一项才是更深层的原因，需要纪检监察机关给出明确结论。

事件中还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2008 年高考报名时，她的实际就读学校并未出现在官方材料中，这种 "就读经历真空" 状态为何能通过资格审查，暴露出基层招生部门在信息核验环节的严重失职。

从社会学视角分析，演艺界人士的高考造假事件，之所以引发远超普通个案的关注度，在于其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 —— 当明星被曝光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教育资源，传递出的是对 "奋斗价值观" 的隐性消解。

更值得警惕的是，事件中可能存在的 "制度套利" 模式：利用地区间教育政策差异，通过户籍迁移、身份包装等手段，规避竞争激烈地区的升学压力，这种行为若未得到有效遏制，将催生更多投机性报考行为。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高考造假绝不是简单的教育违规问题，而是涉及社会公平、法律尊严的严肃议题，唯有将每个环节纳入法治轨道，才能杜绝 "权力通融"" 人情操作 " 的生存空间。

回顾事件的十七年跨度，从 2008 年的违规报名到 2025 年的官方通报，漫长的调查周期本身就值得反思 —— 是什么原因导致一起事实相对清晰的资格审查事件，需要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成本？

制度性漏洞的修补，从来不是简单的政策打补丁，而是需要建立 "事前预防 - 事中监管 - 事后追责" 的完整体系，尤其要在招生政策执行中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避免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的利益冲突。

对于广大考生而言，高考不仅是一场升学考试，更是人生中首次直面社会公平的重要契机，任何破坏规则的行为，都是对这一群体信念的伤害，必须以零容忍态度维护考试的神圣性。

当舆论聚焦于那尔那茜的演员身份时，更应看到事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实下，如何防止特殊政策异化为特权通道，考验着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从国际比较视野看，许多国家都有针对特殊群体的教育扶持政策，但成功经验表明，此类政策必须配套严格的资格审查机制、透明的过程监督体系和有力的违约惩戒措施，方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此次事件中，内蒙古联合工作组的通报虽迟但到，彰显了维护教育公平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展开对高考政策执行、定向培养制度的全面检视，从根本上铲除造假行为的滋生土壤。

教育公平的真谛，在于为每个孩子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无论出身、背景、职业，都应在同一套规则下接受检验，任何妄图凭借特殊手段突破规则的行为，最终都将被历史和人民所摒弃。

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我们期待看到更详细的事实披露、更严肃的责任追究、更彻底的制度革新 —— 这不仅是对 17 年前受损公平的救赎，更是对未来所有考生的郑重承诺：高考的舞台，只属于真正的奋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