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将横队战术发展到了巅峰，普鲁士军队一度被称为“欧洲第一强军”。然而，几十年后的耶拿会战中，普军却被人数更少的法军打得溃不成军，其背后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逐渐松动的贵族军官团

1618至1648年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席卷欧洲各主要强国。群雄混战虽令欧洲大陆陷入灾难，但也使参战国的战术发展得到跃升。以火枪手为基干的横队战术，经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和瑞典的古斯塔夫二世不断改良后，逐渐成熟并成为欧洲列强的标准战术。

欧洲“三十年战争”席卷欧洲各主要强国

到18世纪中叶，腓特烈大帝进一步将横队战术发展至巅峰。他创造性地在火枪手横队阵列的基础上，运用侧翼迂回战术-在战场正面钳制敌主力的同时，极力延展已方形势占优的一翼，绕至敌阵形侧后展开攻击，从而击溃敌军。该战术的长处在于，敢于进一步压缩横队阵列的纵深，在队形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加强其展开攻击的一翼。

凭借该战术，腓特烈大帝多次以寡击众，赢得一系列重要会战的胜利。恩格斯曾这样说：“中世纪末的德意志雇佣兵、十六世纪的瑞士兵在一定时期内是号称无敌的，就像优秀的西班牙战士后来代替了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步兵”一样。路易十四的法国军队和欧根亲王的奥地利军队一度争夺过这种荣誉称号，直到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军队打败了这两国军队，结束了这场争夺时为止。”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直接评价：“普鲁士步兵是十八世纪最好的步兵。”

在腓特烈大帝的军事巅峰期，其步兵团里的军官只能由贵族担任。腓特烈大帝坚信，只有贵族才生来就会发号施令、武装自己、贯彻国王的意志，是他的战术所需的天生的控制者。

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贵族们自带战争资源。在西欧封建制度下，普鲁士贵族大都领有庄园辖地，其自身就是兵员、马匹和粮秣的供应者。国王任用这些人当军官，既简化了补给，也易于管理和追责。因为贵族皆登记在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临阵畏缩者事后轻则减封，重则削爵为民甚至杀头。这也是欧洲封建军事制度的一贯传统。

然而，17至18世纪欧洲的战争太过频繁，而火器技术的飞速发展，也让伤亡激增。在“七年战争”（1756至1763年）期间，普鲁士步兵军官大幅减员，以至于一些庶民出身的“贩夫走卒”得以进入普鲁士军官团。

据载，在奥地利的上西里西亚，曾有一个冯·克劳塞维茨男爵家族因“三十年战争”家业衰败。1704年，最后一个克劳塞维茨男爵死后，其妻子将其庄园献给布雷斯劳的耶稣会。而另有一位新教牧师、神学教授贝尼迪克特·戈特洛布·克劳塞维茨博士，则于18世纪上半叶生活在萨勒河畔的哈雷城。他虽姓克劳塞维茨，但姓氏中并无“冯”的字眼儿，也不强调其是贵族。老克劳塞维茨教授于1749年去世，其第二任妻子携子加里布埃尔于1763年嫁给普鲁士少校冯·洪特。在继父的操作下，加里布埃尔投奔普鲁士，并自称克劳塞维茨男爵家族后裔，在姓氏中“恢复”了“冯”这个贵族标识，并向普军提出任职申请。

著名的《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

此时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普鲁反映“七年战士军官团，虽因战争消耗而不得已放低了准入门槛，但对出身有问题之人，在提拔任用上仍“另眼相待”。正因如此，加里布埃尔虽在“七年战争”中负伤致残，却因拿不出贵族羊皮纸卷证书，直到退役也只是少尉军衔。加里布埃尔退役后成为一名税务官，娶了一位同样不是贵族出身的官吏之女。后来，他将四个儿子中的三个都送进了普军。当时军官团的准入门槛，进一步松动。老二威廉于1787年、小儿子卡尔于1792年，进入只接纳贵族的斐迪南亲王步兵团当军官候补生。后来，威廉取得家族中最高的中将军衔，而卡尔，就是著名的《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

美因茨之战的震撼

1793年（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那一年），普军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对法兰西宣战。

13岁的卡尔·克劳塞维茨作为军官候补生，参加了普军对美因茨的围攻战。在那里，他感受到了一股叫作“革命”的神奇力量-各种革命委员会发表着慷慨激昂的宣言；教会和贵族逃亡维尔茨堡；庶民把法国人视作解放者，在法军支持下，竟敢与亲征的普鲁士国王的大军相抗衡……

仿佛一瞬间，战争的主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种国王以私人军队为筹码、以会战为骰子，对赌土地、皇冠或荣誉的传统战争模式，正趋于崩塌。克劳塞维茨见证了这一切，在其《战争论》中，他为此专门标注：“……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部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后来的法兰西元帅福煦对此的评价是：“国王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人民的战争从此开始了！”

当战争的筹码不再是国王的军队，那么以消灭敌军为目的的会战，就不再是必要和有效的手段。战争的组织与运作模式，也将发生巨变。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1793年的美因茨围攻战中。5月31日1时许，被围的法军以3000名志愿猎兵夜袭普军司令部所在地马林博恩，企图擒斩普军首脑人物卡尔克洛伊特将军和路易·斐迪南亲王（腓特烈大帝之侄）。尽管夜袭的法军因过早暴露而功亏一篑，但普军仍损失惨重，斐迪南亲王在肉搏战中受伤。

夜袭中的普鲁士士兵

组织大规模夜袭是极其困难的，3000人的夜袭此前更是罕见。三国时，吴将甘宁夜袭曹营，只不过“百骑绕营”；曹操五千步骑袭乌巢、唐李愬万人雪夜袭蔡州，在夜间都只是行军和尖兵接触，主力战仍发生在拂晓之后。同“七年战争”几乎同时期的乾隆征达瓦齐之战，阿玉锡率24人夜袭格登山，就值得皇帝盛赞其勇，御制诗词，勒石纪功。

而在腓特烈大帝的战术中，不仅避免一切夜行军，甚至要尽量减少追击行动，以防止士兵趁混乱逃走。如马林博恩夜袭中，普军就因未向前沿派出巡逻兵，才让夜袭的法军几乎得逞。而与普军相比，法军则展现出为自身解放而战的积极性，以及底层庶民出身的年轻军官指挥的灵活性，其所欠缺的是战场经验和军人的职业素养。

美因茨之战虽让普军略窥未来作战的门道，但其并未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因而，13年后在耶拿会战中吃尽苦头，便在所难免了。

惨败后的觉醒

所谓耶拿会战，其实是由耶拿和奥尔斯泰特两战为主的一系列战斗-前者为霍亨伦厄指挥的5.3万普军后卫对阵拿破仑指挥的5.6万法军主力，后者则为布伦瑞克与普王指挥的6万多普军主力与达武元帅的2.7万法军偏师展开的遭遇战。

耶拿一役，普军仍沿用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战术，企图以整齐坚强的步兵线列加侧翼迂回攻击战法击败法军。然而，开战之日，普军一击即溃，待双方进入主力对峙阶段后，普军指挥官霍亨伦厄亲王，以营横队构成战列线展开防御，等待吕歇尔将军所率的汉诺威军队赶来增援。法军则迅速分散为散兵群，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并向普军人员密集的阵列倾泻弹雨。结果，普军2万人的密集阵列，在开阔地带任由法军散兵和炮兵射击了2个小时，却找不到还击的目标。

耶拿会战中的拿破仑

仅仅10公里之外的吕歇尔援军，同样排成密集整齐的阵列以蜗牛速度向霍亨伦厄军靠拢。霍亨伦厄军于6时与法军主力接战，但吕歇尔军直至下午2时才与已击溃霍亨伦厄军的法军接触，旋即被法军纵队打得落花流水，15分钟内就损失过半，不到2小时即全军崩溃。

克劳塞维茨作为普王堂叔奥古斯特亲王的上尉副官，也参加了耶拿-奥尔斯泰特会战，不幸于突围中被俘，被遣送到法国拘押了大半年。

如果说普军在耶拿战场上输得还算体面的话，那么奥尔斯泰特战场的失败实在颜面尽失。普军主力溃败后，法军骑兵迅疾从战场追击转入战略追击，长驱直入普鲁士腹地，沿途要塞纷纷投降。溃退的普军残部或投降或遭歼灭，普王夫妇只得逃至东都柯尼斯堡求俄国借兵复国。

1807年7月9日，普鲁士政府彻底与法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的国土缩至“七年战争”前的范围，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和近半的人口；普军员额则被限制在4.2万人以内，还要向法国赔付巨额的战争赔款。经此一役，普鲁士从“中欧之霸”沦为法国羽翼下的“次等国”。

曾为欧洲最强的普军，为何不堪一击？在耶拿-奥尔斯泰特会战中，普鲁士的军、师长们伤亡累累，名将个个带伤，显赫的王室宗亲两人战死……伤亡如此惨烈，足见普军勇猛顽强的作风仍在，那问题出在哪里？

普鲁士人反思的结论是-腓特烈大帝的遗产（即老朽的将领、落后的战术及重屋叠架、决策迟缓的指挥系统等），葬送了普军。而法军的优势是机动灵活，而这一切，又恰是基于基层官兵高度的主观能动性。

拿破仑的法国士兵

法军善于以散兵群凭借村镇、庄园乃至地褶等有利地形，吸引、迟滞和消耗阵形虽严整但行进缓慢的敌人，直待己方主力从有利方向进入战场，向敌最薄弱之处发起突击。恩格斯这样评价法军步兵-“善于进行散兵战”“轻装部队是法国军队的中坚”“（法军士兵）在运动性方面也能超过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军队的兵士”“被训练得能在敌人眼前以一种独特的跑步（每分钟160至180步）完成各种运动……还善于匍匐、跳跃、攀登、游泳等”。与此同时，恩格斯也指出法军的弱点：缺乏坚韧性，只会打顺风仗，“从来未能像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那样取得胜利”。腓特烈大帝常常败北，不止一次地处于毁灭的边缘，但却总能逆风翻盘。

普法签约仅一周后，普鲁士就成立了军事改组委员会，以沙恩霍斯特少将担任主席。而他，正是普军改革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