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奇缘

作者：（加拿大）李彦

编者导言：

一曲悠远的豫北乡音儿歌——“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如丝线般，悄然串起了一段横跨太平洋、绵延百年的传奇情缘。在加拿大作家李彦细腻深情的笔触下，我们得以窥见一个与中国命运紧密交织的加拿大家族：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家族。“小红鱼儿”游过世纪长河，最终叩问的是：文化的根脉与人类的温情，究竟栖于何处？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走进这段跌宕起伏、饱含温度的中西交流秘史，感受那份“四海为家”的亘古求索。

（责任编辑：樊燕）

说起研究甲骨文的学者，有这样一位外国人是不得不提的，他就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1885—1957）。他曾在中国工作生活26年之久，除去短暂的回国休假和奉派赴法服役之外，其中有14年时间在安阳。他致力于安阳殷墟出土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和殷商文化研究专家，与安阳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他在甲骨著录、甲骨流布、甲骨整理、甲骨学与商史研究、商代纪年、商代宗教、商代青铜兵器、甲骨文辨伪、校重、缀合以及早年中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较高的学术贡献，推动了甲骨学由“革创时期”向“发展时期”前进的步伐，被誉为“西方甲骨文研究第一人”。

明义士

01

与甲骨文专家明义士家族后人的交往，留下了许多追悔莫及的遗憾。但起始的碰撞，颇为神奇。

1988年夏天，我到加拿大求学的第二年，曾参加在温莎大学举行的加拿大皇家学术研讨会。闭幕式的晚宴上，我被安排在一位白人老者身旁就座。不知他姓甚名谁，因此仅点头致意。然而，当桌上摆出一盘什锦炒饭时，老者却突然开口了：“米不好，吃不饱，面食才能吃得饱。”

说的是中文！满桌宾客，仅我一个中国人，显然，是说给我听的。侧过脸来，打量老者。那口惟妙惟肖的河南乡音几可乱真。幽默更是画龙点睛，展示他谙熟中原文化。

在这样一幅鲜明如画的场景下，我结识了明明德（Arthur Menzies）。老人告诉我，他1916年11月出生于中国河南彰德（现名安阳），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并从1976年到1980年担任加拿大驻中国的第三任大使，驻北京4年，退休后在渥太华家中安享晚年。

那次巧遇之后，未出半月，我就在订阅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了一篇连载文章，介绍甲骨文出土前后的历史。文中的几个字眼，加拿大人“明义士”“河南安阳”，攫住了我的目光。都是加拿大人，都在安阳，还都姓“明”，是否亲属呢？好奇心驱使下，我给明明德大使写信探询。回信肯定了我的揣测。果然，明义士正是明明德的父亲。

考古学家明义士和他的儿子明明德大使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我极大兴趣。然而，有关这段历史的中文资料却十分稀缺，且由于种种原因，仅有的资料也不免存在着误解。

于是，根据我与明明德大使的书信往来，我撰写了一篇随笔《中加关系史上父子两代人》，发表在1988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文章简要介绍了明义士在甲骨文和考古学方面的贡献，但这仅仅是个开端。那时我已隐隐感到，这是一座有待开采的丰富矿藏。

1996年，我曾两次去渥太华参加研讨会。为节省经费，我每次都住在明明德大使家，抽时间与老人倾谈，记录了不少弥足珍贵的口述资料。此后数年，又多次与明明德大使书信往还，探讨一些问题，并萌发出日后撰写一部这个领域题材作品的愿望。岂料世事沧桑，繁忙的生活与工作使我无暇顾及跟踪采访，导致这一心愿被搁置经年。

2010年早春，我与同事们策划在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召开“沿着丝绸之路：中国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趁此机会，我翻找出了多年前积累的资料，想要介绍这个在中加两国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奇特家族。然而，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当年的创作激情，早已荡然无存，最终只能把它整理成一篇英文报告《中国历史上的明义士家族》。好在聊胜于无，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因为有些史料需再与明明德大使核实，我给他打去了一个电话。拨电话前，曾颇为担忧，十多年未曾联络，老人家是否还能记得我？甚至是否还健在？没想到，93岁高龄的老人记忆力竟特别好。听到我的声音，他不但立刻说出：“你是李彦。”还愉快地表示，愿来滑铁卢，参加当年5月召开的研讨会。他说，他一直没忘记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如果健康允许，还想重返中国，看看今天的安阳呢。

我怀着欣喜，把文章的初稿传给了明大使，请他审阅。然而，数天过去了，却未收到他的反馈。正当我感到蹊跷时，收到了来自他儿子的一封邮件，获悉明明德大使因心肌梗死突发在3月4日那天离世的噩耗。

我沉浸在深深的懊悔中，不知是否因我的文章，勾起了老人家对童年往事的回忆，造成他情绪激动，撒手人寰？

02

明明德大使的父亲明义士，1885年出生在安大略省南部一个富有的企业主之家。从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受当时潮流的影响，他萌发出做一名传教士的心愿，于是又进入神学院就读，并在那里与一个叫安妮的姑娘邂逅。安妮在1910年启程远赴中国。明义士半年之后抵达河南开封，与心爱的姑娘举行了婚礼。据明明德大使说，他的父母像很多加拿大年轻人一样，是抱着“改造不信神的异教徒”这种单纯目的，扬帆渡海前往华夏的，但他们却完全不了解这块土地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

1910年明义士和安妮在开封的婚礼照片

为了有效地向中国人传播“福音”，一落脚中国，明义士便拜一位老秀才为师，钻研这种极难消化的象形文字，并欣然接受了老秀才为他起的中文名字：明义士。这位清末秀才熟读经史，根本听不进去他的洋弟子想要传播的“福音”，反而循循善诱，由浅入深，向他灌输自己渊博的学识。明义士为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震撼，很快便意识到，西方人需要向中国人学习的东西，堪称浩如烟海。

跟随老秀才学了3年中文后，明义士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古典文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便受教会派遣，来到了豫北彰德。身为传教士，明义士每年能领取600加元的生活补贴，养家糊口。但假如他留在加拿大做一名工程师的话，薪资可达5倍之多。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明义士在中国收藏的文物，以及他对中国考古学界的杰出贡献，却是一笔意想不到的巨大财富，明义士因此青史留名。

191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明义士骑着一匹白马在洹河畔踏青。路旁的棉田里，有三三两两耕种的农夫。当人们挖掘出一些古陶碎片时，明义士下马，兴趣盎然地凑近了观看。此时，几个儿童正在路旁采摘柳树嫩芽。一个男孩问明义士，是否想要上面刻着字的“龙骨”。龙骨？明义士受好奇心驱使，随孩子们来到了一条隐蔽的沟壑中，在一面几乎变成了白色的斜坡前，他看到了镶嵌在土层中的密密麻麻的骨头碎片。当他的目光落到镌刻在骨头上的奇怪符号时，从老秀才那里学来的知识，便派上了用场。

接下来，明义士孤独一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并恍然大悟，原来他脚下踩着的这片荒僻田野，竟是数千年前莺歌燕舞、极尽繁华的殷商故都。

那个春天的奇遇，使年轻的工程师在偶然情形下被引入了这一鲜为人知的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上帝派遣到这个与世隔绝的角落里的外国人，却成为第一个发现了甲骨文出土地点之人，并由此踏上了一条与其初衷大相径庭之路。

“龙骨”被当作一味中药材使用，已达数百年之久。然而，药材商的刻意垄断，使得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在京城几位中国学者之间尚为悬而未决之疑。

据史料记载，1899年夏天，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罹患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买了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发现，药渣中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仔细端详，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药店，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又通过古董商人搜购，累计收集了一千多片。可叹仅仅时隔一年，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的王懿荣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朝皇室匆匆西逃之际，万念俱灰，服毒投井，自杀殉国了。此后，刘鹗、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也先后投入了对甲骨文的研究。据传，1914年时，罗振玉已推测出，甲骨文来自安阳。然而，一个金发碧眼的加拿大青年，竟由于对中国文化的钟情，在极其偶然的因素下介入其中，且因近水楼台，得天独厚，成为首先接触到甲骨文出土地点之学人。

明明德大使在世时，十分肯定地告诉我，“发现甲骨文的出土地点，我父亲确实算第一位学者。”后来，随着中国学者对殷墟挖掘的不断深入，人们终于发现了埋藏在地下数千年之久的这座青铜器时代的古城。面积24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0万，出土文物琳琅满目，不但有丝绸纺织机、青铜大鼎、精美玉器、豪华战车，也有帝王宫殿与皇家陵寝，其灿烂辉煌，举世震惊。

明义士通过自学，能够辨识和解读这些镌刻在甲骨上的3000多年前的原始文字。他还是学会并掌握了如何鉴定甲骨年代知识的先驱学者。前前后后，通过从农民和小贩手中购买、从新翻的耕地中寻觅、从古代遗址现场收集等不同方式，他一共收藏了3.5万片甲骨。据说，在迄今搜集到的6000多个甲骨文符号中，人们仅能解读其中的2000多个符号，约占1/3。当更多的符号有朝一日被破译后，不知有多少被悠悠岁月淹没的中华文明史，会得以重新诠释呢？几年前，我看到官方消息，悬赏10万元人民币，破解每一个新的甲骨文符号。但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儿子明明德在彰德出生后不久，明义士的第一部心血之作《殷墟卜辞》也于1917年在上海由凯利·华尔士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他运用当初学习土木工程专业时的制图训练，把3年来所收集的甲骨一共绘制出2369幅图来，令人叹为观止。此后，他又在其中增加了几千幅珍贵的拓片。

明义士著作：1917年版的《殷墟卜辞》和1934年版的《中国古代的上帝》

“我小时候，曾数次跟随父亲去小屯。那个村庄是大量甲骨出土的地点。”明明德大使告诉我，“做交易的古董商也常到我家来。因为他们知道，我父亲不但有兴趣，而且也有知识，懂得他们所带来的那些文物的价值。当然，他们明白，父亲身为清贫的传教士，买不起那些多姿多彩、完好无损的青铜鼎，或是较大的甲骨。那些东西在北京和上海可以卖出极高的价钱。”说到此，大使不屑地提到了河南主教怀履光（William White）：“我父亲和其他人不同，他对做买卖赚钱那一套毫无兴趣，只想搞研究。通过购买甲骨残片、碎裂的青铜和陶器片，然后像玩拼图游戏一样，摆过来摆过去，反复琢磨，尽量把碎片还原成本来的形状，从这些文物中获得了不少有用的知识，积累了他的研究资料。”

20世纪20年代明义士一家在安阳宅邸前留影，左一是明明德

明义士之所以没有忽视甲骨残片，概因某些细小的碎片上也许会镌刻着极其重要的文字信息。他对每一件出土的藏品都会同时保留一块土壤标本，并做详细记录，以备确定年代之用。明大使说：“父亲对中国考古研究的兴趣，大大超过了他所举办的基督教培训班。在那些培训班里，他只是教给人们一些非常简单的常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烟燃起时，明义士被迫中断了他的考古研究。他和几位精通中文的加拿大传教士一起受到征召，担任“中国劳工大队”的军官，带领着英军从华北招募的几万名劳工，远赴欧陆，提供战场服务。停战之后，明义士才返回彰德，继续研究甲骨文。

1927年春，北伐战争在全国掀起了反帝高潮。不分青红皂白，外国人皆成被攻击的目标。一些传教士遭到杀害，几处教堂被军阀部队捣毁。于是，加拿大教会决定暂时撤离豫北。明义士把他所搜集到的载有最长文字且最有意义的一批甲骨运往天津租界，加以妥善保管。令人痛惜的是，其余大量留在彰德的甲骨残片、陶器和青铜器碎片，以及数量众多的中国古籍，均被士兵破坏殆尽。

躲避战火的明义士暂栖北京，在“中国研究院”任教一年。其间，他把那些抢运出来的甲骨一一做了拓片。第二年，当他带领全家人返回加拿大休假时，在故乡经商的老父亲赠送给明义士5000加币。他用这笔钱支付旅费，前往印度、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观摩那里的考古场地。接着又花费了数月之久，在耶路撒冷的考古场所担任调研员。这些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掌握了在考古现场发掘和作记录的先进技术。

1930年，明义士重返彰德。适逢“中国研究院”开始在小屯村系统地挖掘商代皇家陵墓，这些活动给明义士带来了与中国考古领域一流专家交流的宝贵机遇。他在这一领域的独特建树，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

03

两年后，明义士一改初衷，应山东齐鲁大学之邀，担任了该校考古学教授。他把自己前期所搜集的古陶器和甲骨残片从彰德运往济南，借此奠定了齐鲁大学博物馆雏形。他在该校首次开设考古方法入门，以及亚洲和中国考古学等课程，并采用流利的汉语为高年级学生授课，阐述他对甲骨文研究的独到见解。

从1932年至1937年，在齐鲁大学的5年时光，构成了明义士在事业上最具挑战性、收获最丰厚的阶段。在那些岁月里，他和日渐壮大的中国学者队伍共同致力于考古学研究，并为此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与此同时，许多学生也得以采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而明义士对这些历史文物的研究，帮助他更加清晰理解了中华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他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神灵在召唤他，赋予他重要的使命，即寻找证据验明早在中国古代，华夏大地就已经在崇拜上帝了，而中国人完全可以把基督教看作土生土长的观念，而非将其视为来自异域外邦的说教。

从明明德大使提供给我的史料中，我读到明义士返回加拿大度假期间，于1936年11月21日在多伦多发表的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其中有这样几段：

这一镌刻在甲骨上的短小的条目，涉及到早期中国人对上帝的概念，也许能以科学的态度，帮你们回应对传教工作的普遍指责。那种批评意见认为，我们不应把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宗教强塞给中国人。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的上帝，恰恰也是他们的上帝。中国人能够据此概念提供证据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而我们对此一概念，甚至无法提供出一个大致的日期来。

某些唯物主义者声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不过仅仅是在宣传早期希伯来人的迷信思想。对此，我们可以指出，有关上帝的概念，在中国的起源，远远早于我们所假设的摩西的时代。因为上帝的字眼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时就已在中国广泛应用了。当然，这并非说，中国人关于上帝的概念，完全与《圣经》中的一模一样。中国人的概念，仅仅是简单的“在天之父”。但此点表明，早期中国人这个最原始的概念却是基督教的良好基础。因此，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完全可以期望从五亿中国人口中得到相同的反响，正如福音在我们西方社会传播时一样。普世文明，是要为全人类提供一种值得享有的生活方式。这一理想注定会实现，因为使世界分割的种种藩篱，终将由于我们的物质发展而被攻克。

在多伦多休假期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明义士惊讶地获悉，日本军队展开了对华北的全面进攻和侵占。他急迫地想要返回中国，却遭到了多伦多教会总部的拒绝。当他得知，日军随行人员中配备有“人类学专家”，专门掠夺中国文物时，他立刻通知了在齐鲁大学的同事们，及时隐蔽他存放在该校的文物收藏。于是，大批甲骨被藏匿到阁楼顶层、夹缝墙中，或被深埋到校园地下，躲过了劫难，并于1951年按图索骥，一一被寻找回来。这8000枚甲骨，最终都交付山东博物馆收藏。

明义士所收集文物中的大多数精品，包括此前妥善保存在中国的大约2.3万片甲骨，最终都进入了北京和南京的博物馆。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共内战中，明义士身在加拿大，他留在安阳的个人物品，包括一批甲骨文碎片，被匆匆撤离的传教士同伴们统统打包装船，运回了加拿大。明明德大使对我说：“我父亲一直保存着这些文物，期望有朝一日能带着它们返回那块土地。然而，他的愿望却未能实现。”

从1938年开始，明义士进入了多伦多的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远东部，从事研究工作。1942年，明义士完成博士资格考试，开始撰写关于“商戈”的论文。这是从公元前1311年到前1039年对中国青铜器时代的特殊武器之研究。此文一波三折，历经坎坷，最终于1965年发表。此时，距明义士离开人世，已经8年之久。

明义士逝世之后，他的妻子安妮和儿子明明德决定，将明义士带到加拿大的一部分中国考古标本、刻有文字的甲骨、中国考古学和早期历史书籍等，转交给了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双方达成的条件是，明义士有关“商戈”的研究应当予以发表，此外，对他在加拿大期间所完成的甲骨拓片，也应当予以发表。

在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中，明义士主要研究的是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留下了20多部专著和论文。他的代表作中拥有颇多原创观点，在学术圈内受到了高度评价。然而，他在这一领域中本可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果，却不幸遭到了阻碍。1996年我在明明德大使家中采访时，他曾暗示我，父亲的研究成果遭到了熟人的剽窃。但他使用的外交辞令颇为隐晦，令我一头雾水。好在2008年1月19日加拿大《环球邮报》刊登的长文《对旧骨头的新重视》，最终帮我解了谜。

谜底来自怀履光。这位河南主教曾是明义士的上级，并在开封为明义士和安妮主持了婚礼。20世纪20年代，怀履光与明义士在中国考古研究上有共同兴趣。该报记者杰弗瑞·约克在文中说：“明义士在收藏大量中国文物时，仅仅把自己看作中国这些国宝的监管人。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收藏都将留在中国，供研究之用。在这点上，明义士与他的同行怀履光可说是泾渭分明。后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把数千件极为珍贵的文物海运回加拿大，转交给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

在《白求恩的“老乡”麦克卢尔医生》一文中，我曾提到，怀履光在华期间，正值清政府灭亡后，军阀割据，烽烟四起，盗墓贼猖獗于市的混乱年代。此种环境，为主教大人与利欲熏心的古董商们合作，提供了绝佳契机。洛阳金村古墓案，便曾轰动一时。经怀履光之手运回加拿大的，除了大批甲骨、石刻、青铜器外，还有晋南稷山县兴化寺里的元代壁画，著名的“弥勒佛会图”。那幅几丈高的壁画，被切割成了63块，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

在抗日战火焚烧的岁月里，年过半百的明义士一面焦急地期盼着战争早日结束，一面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撰写中国青铜器时代文化的论文。

记者约克在其文章中点明：已经返回加拿大的怀履光时任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所的主任，因此成为明义士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他在1941年驳回了明义士的这篇论文，但接下来却发表了自己的两部书。书中内容，基本上都来自被他驳回的那篇博士论文。记者引用了一位中国学者在其著作中的说法，指出怀履光曾多次把明义士的研究成果和绘图用于自己的讲义和著述中，却未对此加以承认。

正如明义士在写给皇家博物馆馆长的抗议信中所说的：“他好像喜欢这种并不圣洁的举动，迫使我告诉他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的散播出去。”除了来自主教大人的不公正对待之外，明义士也遭到了他曾付出毕生心血来热爱的那块土地的背弃。新中国成立初期，齐鲁大学的校领导把明义士定为“强盗”和“文化帝国主义分子”。性格内向、寡言少语、长期忍辱负重的明义士罹患了心脏病，于1957年在多伦多与世长辞。

值得欣慰的是，1996年，在他离开这个世界40年之后，一部标题为《甲骨研究》的中文书籍在中国出版了，其内容是明义士1933年在齐鲁大学任教时使用的课程讲义。这部著作的发表意义重大，因为原始的讲义仅仅是印发给学生们阅读的，几乎没有其他学者知晓。该书主要介绍了有关甲骨文研究的历史，例如，甲骨文是如何被发现的，购买过甲骨的人员名单，以及甲骨出土的数量。其中，关于发现过程的记录、消息的传播、收藏者的姓名等等尤为珍贵。明义士的工作被认为是在这些方面最为准确无误、细致翔实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樊燕）

（原题：《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上）》）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