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在我约莫两三岁的光景，便随着母亲开始了与父亲截然分隔的生活。自此，父亲的形象，在我记忆的底片上，始终是一团未能显影的、游移的灰雾。上小学时，老师命题作文《我的爸爸》，我咬着笔杆，对着空白的方格纸发呆。别的孩子能洋洋洒洒写下父亲的严厉或慈爱，描绘他的笑容或背影，我却连他的高矮胖瘦也说不出一二。那种感觉，仿佛这个称谓所指向的那个人，从未在我的生活舞台上真正登过场。

年岁推着我往前走，我成了家。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婆婆劝我们：“去给你爸爸拜个年吧。你现在成了家，他看了，心里总会是高兴的。”我们便背了家中能备下的最体面的礼物——一支熏得黝黑发亮的腊猪蹄，徒步一个多小时，寻到他的住处。敲门，等待。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脸。还未来得及唤一声，那门便“咣当”一声，决绝地合上了。门板后传来他硬邦邦的声音：“你们回去，我这里不需要你来。”声音隔了门，有些闷，却字字清晰，像锤子敲打在冬日的冻土上。我们对着那扇紧闭的门站了一会儿，只好转身，猪蹄在背上，似乎比来时更沉了些。

第二年，我的大女儿出生了。婆婆依旧不死心，又劝：“养儿容易见孙难。让他见见孙女，哪有不欢喜的理？”于是，我们又一次踏上那条蜿蜒的山路。一个多小时的跋涉，在他住房前的街口，竟迎面遇上了。他裹着一件齐膝的黑色大衣，身子有些臃肿地圆着，许是穿得厚。脸倒是白净，架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我喊他。他闻声扭过头，目光在我们身上，尤其在我怀中的襁褓上匆匆一掠，像被烫着似的即刻移开了。他只说：“我就在这里晒太阳，你们回去吧。”话音未落，已扭身迈步，朝着与我们相反的方向去了。那步子迈得有些急，大衣的下摆微微掀动。我怔怔望着他的背影，望见他眼镜腿旁荡着的细细的金链，在寡淡的冬日阳光下，一晃，一晃，晃出些碎金般的光点。那光点冷冷的，亮晶晶的，仿佛一种我永远心生贪慕，却又注定无法触及的、关于“父亲”二字的全部隐喻。

前年，八十多岁的二姑远道回来探亲。她年事已高，这样的相聚，见一面便少一面了。我带着母亲也去了。父亲仍是疏离的，出来略看了看满屋的亲戚，应付地应答几声，便转身回房躺下了，将一屋子的热闹与唏嘘关在门外。二姑的眼睛始终红着，像揉进了沙子。她握着我的手，反复地、喃喃地低语：“他是个病人……他是个病人……”这话她说得那样沉，那样恳切，仿佛不是解释，而是在为她那位古怪的兄弟，向这个世界恳求一点点宽宥。饭后，一家人合影。父亲也被唤了出来，默默地坐到二姑与母亲中间。那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同框。

回到家里，我捧着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的他，牙齿已落尽了，两颊深深地凹陷下去，清瘦得有些嶙峋。脸上那些深刻的纹路，像被岁月的风沙侵蚀出的沟壑。最触目的是他的眼神，隔着镜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看过来，是一片我读不懂的、浑浊的茫然。他不再是我童年想象中那个或许高大的、模糊的影子了。他是一个具体的、苍老的、陌生的老人。他就坐在那里，在我生命的起点上，沉默着。

我终于将他看得如此清晰，清晰到能数清他额上的每一道皱纹。可这清晰，迟到了几乎整整一生。我们之间相隔的，又何止是这几十年的山山水水？那是一条由沉默、由隔膜、由无法追索的往事与难以言说的病痛共同奔涌成的无声河流，我在此岸，他在彼岸。我们从未真正靠近，此刻的“看见”，却仿佛是一种更为恒久的告别。

照片被我收进了相册的深处。合上相册的一瞬，我想，我这一生关于“父亲”的作文，大概直到此刻，才勉强写下一个苍凉而残缺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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