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徐州”之争的千年渊源

近日，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简称苏超）火热开战，引发全网热议。6月15日，苏超联赛第四轮，徐州队主场迎战镇江队，随即，“徐州德比”之名不胫而走，为这场大战再添热度。在足球赛事中，“德比”一般指相同或相邻城市、地区的两支队伍之间的对抗。按照今天的行政划分，镇江与徐州既非一地，也不相邻，但追溯往事，这两个城市的确大有渊源。

今镇江市北固山景区内，有一块“南徐净域”的匾额静静悬于甘露寺某廊道入口上。元赵善庆《水仙子·渡瓜洲》词云：“系行人来去愁，别离情今古悠悠。南徐城下，西津渡口，北固山头。”这里提到的“西津渡”与“北固山”，如今已成为镇江市的名片，“南徐”即“南徐州”，它曾是镇江市的一个旧称。大概在同一时期，今徐州市及其周边地区，又被称为“北徐州”。因此，镇江与徐州之间的对抗，可以被叫作南北“徐州”之争。

江苏省镇江市北固山风景区还留有“南徐净域”的牌坊。

南徐州与北徐州

相传大禹曾把天下划分为九州。据《尚书·禹贡》记载，九州分别是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徐州”之名，始见于此。按《晋书·地理志》，“盖取舒缓之义，或云因徐丘以立名”。西汉时，中央为加强地方统治，在古九州的基础上设立了十三个监察区，令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称为“刺史部”。东汉末，以“州牧”代“刺史”，此后，州牧（刺史）掌一州之军政大权，诸州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单位，凌驾于郡国之上。徐州就是一个大州，永和五年（140年）时，下辖五郡六十二县，其地域之广可见一斑。

今徐州主城旧称“彭城”，它代管的县级市——邳州市，古称“下邳”，两地皆为徐州的一部分。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邳和彭城都曾是徐州治所，所以，今徐州市继承“徐州”名号，当在情理之中。与徐州同为江苏“十三太保”的扬州市，旧称“广陵”，时属扬州，遂得名。而与扬州市隔江相对的镇江市，旧称“京”，也属扬州，既然如此，它为何会被称为“南徐州”呢？

这不得不提到侨置制度。西晋末年爆发的“八王之乱”，导致国内空虚，间接引发了“永嘉之乱”。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马踏中原，北方各州、郡纷纷沦陷。为求生存，高门世族大都选择渡江，并扶持宗室司马睿（即晋元帝）在江南建立了新政权，史称“东晋”。《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冀、雍、凉、并、青、徐等北方民众前往江南后，需要被妥善安置。

丧乱以来，传统的社会组织解体，人们往往以宗族、乡党为核心纽带，团结起来以求生存。因此，这些南渡侨人仍保持着浓重的宗族与乡党色彩，学者胡阿祥称其为“乡族集团”，并指出，“就乡族集团置州郡县，既有利于保证这一集团内部组织的稳定性，符合大族、将帅及侨流人民的利益，也便于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对他们的利用”。加之东晋政权欲宣示自身正统，欲表明其“不弃旧土”的决心，以及南渡的衣冠大族尤其重视地望等诸多因素，在安置侨民之地设立相对应的侨州郡县的侨置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衣冠南渡后，这些离开本土、客居在南方的人被称为“侨人”，而他们寄居之地，被重新冠以北方已经沦陷的州、郡、县之名，这就是侨州、侨郡、侨县。东晋时，“侨州至十数，侨郡至百，侨县至数百”，足见其规模之大。

当时，一批来自徐州的侨人被安置到京口（今镇江市）及其周边地区，因为侨置州郡“皆取旧壤之名”，所以侨置徐州于京口。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刘裕北伐，收复徐州，“始分淮北为北徐，淮南犹为徐州”。后刘裕取司马氏而代之，建立刘宋政权，改淮北“北徐州”为“徐州”，而淮南“徐州”更名“南徐州”。如今的徐州市昔为“北徐州”治所，镇江市又曾为“南徐州”治所，这正是“南北徐州”的由来。

由来已久的渊源

看上去，镇江和徐州是因为名称才有了渊源，但早在东汉末年，两地就已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镇江与创立东吴政权的孙氏一族有着密切关系。初平三年（192年），一代名将孙坚战死荆州，其长子孙策在弱冠之年承担起家业。在求取到亡父遗骸后，孙策携母、弟奉灵柩渡江，并没有返回家乡富春（属吴郡），而是留在曲阿（今镇江丹阳市），并将父亲下葬于此。

这不符合古人“落叶归根”的习俗，学者宋杰认为，孙策归乡可能受到了吴郡太守许贡的阻挠。而正是这一突发事故，使孙氏家族与镇江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曲阿成为孙氏家族在江东的重要据点，孙策占据江东后，派将军孙河屯京城，建安十三年（208年），执政的孙权将都城迁至京，镇江遂为都城。后刘备拜谒孙权，曾亲身前往此地，迎娶了孙权的妹妹孙夫人。今镇江市区内，有纪念孙策的桓王亭，还有当时建立的铁瓮城遗址留存，而与该遗址隔着一条马路的北固山公园内，有一座甘露寺，按小说家言，刘备娶亲即在此地。

值得一提的是，孙策、孙权时代的很多重臣，如张昭、张纮、秦松、陈端、鲁肃、步骘、诸葛瑾、吕岱、严畯、徐盛等人，籍贯皆为徐州。其中，张昭、严畯为彭城人，是地地道道的徐州人。张昭在东吴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堪称江东首望；孙策去世后，孙权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才逐渐掌握了大权。那么，地处长江以南的东吴政权，为何会有这么多徐州籍官员呢？

乱世以来，战争频发，地处北方的徐州成为“四战之地”，被各路乱军、军阀争夺。黄巾起义时，徐州就曾被乱军肆虐，时青、徐黄巾规模庞大，其中一部分转向幽、兖等州后，对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躲避战乱，包括徐州在内的北方士人纷纷南下。时徐州治所为下邳（今徐州邳州市），它位于泗水与沂水交汇之地，沿此南下，可直达徐州最南部的广陵郡；广陵江都还有一条人工运河——中渎水道（古邗沟），它沟通了淮水与长江，使当地的交通极为便利。今镇江与扬州隔江相对，足见汉末京口、广陵二地往来的方便。一部分北方士人南下至广陵后，还会继续南下，渡江前往扬州。其中一部分为孙氏兄弟看重，自此留在江东。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精诚合作，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徐州牧。时孙权仍在镇江，在遥领徐州牧后，他有资格开府治事，征辟当地士人，客居在镇江的徐州士人，总算有了归宿。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曾前往镇江，留下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首词的上阙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吴大帝孙权，另一个则是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正是刘裕，令徐州市与镇江市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刘裕祖籍为彭城（今徐州市），所以他以“宋”为国号（彭城在春秋时属宋国）。自刘裕渡江，徐州侨人作为其“乡族”，一直深受其倚重。六朝时，京城的都城地位虽然被建业（今南京市）取代，但它的战略地位仍十分重要。京口毗邻建业，一直被视作首都的重要屏障。刘裕倚重乡党，这是人之常情，他将徐州侨人安置在如此重要的地方，亦不难理解。

当大批徐州侨人涌入镇江，两地之间就有了更为亲密的关系。正如苏超联赛中的“徐州德比”，虽名为“对抗”，实际上却加深了徐州与镇江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而这，或许就是真正的体育精神，既要竞争，亦重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