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蕴化看陶寺：观象台冬至迎日、圭表测影——陶寺遗址这样定义“中国”

陶寺遗址,沉睡四千年的文明之门

1958年，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几枚不起眼的灰陶残片意外破土而出。这一偶然发现，如同钥匙般悄然叩开了一座沉睡长达四千年的远古文明大门——陶寺遗址。

史前“文明秘密”

陶寺遗址的年代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

它拥有中国史前时期要素最齐全的都城结构。考古实测表明，仅城墙以内的面积就达到了惊人的280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故宫面积的4倍，甚至比举世闻名的平遥古城还要宏大。古城外城城墙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地下夯土地基深达10米，建造工程极为浩大。

在陶寺一座城门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高等级门阙遗迹，其东西城阙围合而成的“凹”形城门格局，与后世故宫午门形制相似。更为重要的是，在外城之内，还发现了被城墙单独环绕的宫城，使陶寺成为中国最早的具有“宫城—外郭城”双城制格局的都城。

遗址内还发现了古老的天文观象台，以及功能明确的独立仓储区、由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等级森严的墓葬区和平民居住区。

累计出土陶器、铜器、木器、玉石礼器等各类珍贵文物超过5500件。这些考古成果共同揭示了一套完备的都城规制、成熟的天文观测体系和初兴的礼乐制度，雄辩地证实了中国早期邦国形态的诞生。

陶寺遗址展现出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作为与良渚、石峁、二里头并列的“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它见证了“中国”概念的萌芽与孕育，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关键支点，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尧舜之都”

曾长期担任陶寺考古队领队的何努认为，将陶寺与尧联系起来，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在考古上来说，单个证据确实很弱，单一证据确实有瑕疵，不能以此下定论。我们要把那些地下不会说话的破碎的、有瑕疵的材料发掘出来、解释出来，同时结合文献与当地的人类学材料，包括当地民俗、传说、方言、地方志、地名、家谱等，把它们串成一个证据链，形成一个指向性，最终得出结论。”何努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说。

在何努看来，在文字方面，扁壶朱书上的文字即“文尧”，且“尧”字在陶寺还有出土，具有明显的指向性；陶寺的天文历法、观象台与《尧典》的记载形成了系统性的印证；陶寺还出土了圭表，与文献里记载的尧派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去四方测量的记载相印证，也体现了当时尧构建天下观的政治动机，陶寺即为“地中”。

同时，陶寺遗址还发掘出了显现王权威力的玉钺，给诸侯分等级的玉圭等礼器。

学者们研究发现，陶寺遗址可以分为4300年前至4100年前的早期，4100年前至4000年前的中期，以及4000年前至3900年前的晚期三大阶段。每个阶段变更时整个遗址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显然是发生过政权的更迭。

何努强调说，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越来越多，但陶寺不只是“尧都”，也是“舜都”。“陶寺早期是尧的都城，中期是舜的都城。‘尧’是一个王族，‘舜’也是一个王族，每个王族都有好几代王，他们都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代表，在历史中经过传说和文献加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尧’和‘舜’，这需要辩证地看待。”

关于尧舜“禅让”，何努表示，在考古中可以发现痕迹，比如都城形制变了，早中期的王族变了，但是他们还属于陶寺文化，都是陶寺邦国，没有改朝换代，从总体上讲，它是一种和平的过渡，这就是“禅让”。

“古本《竹书纪年》里说得很清楚，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现在有很多很多证据来证明，这确实是历史的事实，‘禅让’也不是那么和平，肯定发生了政治斗争，只不过没有流血而已。”

舜入主陶寺，文献上叫“之中国”（到“中国”去），陶寺即“中国”，在此之前，舜的根据地在山西洪洞县一带。

舜到陶寺执政之后，接替了尧的权力，并把尧的儿子丹朱流放到了今天的山西浮山县一带，文献中有记载山西浮山县为丹朱食邑。“这些遗址相互关联，在考古上都能得到印证”。

学者们还发现，陶寺文化蕴含着一种强而不战、盛而不扩，富有多元融合性的文化内核。比如陶寺人并没有选择对外大肆扩张、穷兵黩武，反而是重视建城与礼制，强调秩序与生产，王墓中发现的“豮豕之牙”象征着“修兵止战”的执政理念，这些恰好与后世所称颂的尧舜时期执政理念契合。

在几十年的考古工作中，研究团队综合运用了磁力仪、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包括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研究等多种现代科技考古手段，并结合碳十四测年技术进行年代学探讨。

多学科证据共同判定，陶寺文化的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间，这一时间段与古籍文献中记载的尧、舜时代大致吻合。

四千年前的“中国”天文

12月21日，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日。冬至的早晨8时15分，日出东方塔儿山，第一缕阳光透过陶寺遗址古观象台的第2号观测缝，直射观测点的圆心。先民们这一精妙设计，吸引了许多游客清晨来到这里，沉浸式观看这一天文奇观。

原来在4000多年前，古人便通过柱缝观测日出方位，观天象、授农时。

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世界最早圭表仪器实物。圭表用来测量太阳影子，正午时，太阳照立表投向圭尺的影长，通过影子的长短来判断节令，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长。它不仅能制定太阳历法，还能测定“地中”。陶寺圭尺的第十一刻度长39.9厘米，合陶寺时期的1.6尺，这是4000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由此测量出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便是“中国”的由来。

陶寺古观象台与塔儿山遥遥相望，依据夯土基址复原，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由13个柱子围成半圆形夯土柱列，阳光在不同的节令从对应的柱缝中穿过，柱缝有20厘米宽，相当于目测太阳的直径。观测者站在固定的观测点上，当太阳完整地出现在对应的柱缝中，表明这一天是准确的节令时点。陶寺人制定出了将一年分为20个节气的复杂历法，其中包含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以及粟、黍、稻、豆等当时主要农作物的农时。

这一发现与《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帝尧恢复天文观测，制定历法，使百姓安定、万邦和谐的功绩，“（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以及《史记·历书》记述的尧帝恢复历法的过程：“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都有着惊人的吻合。

自陶寺开始，中国的文明进入了一个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转折期，这个时候天下观已经开始出现了，先民对文明也有了自己的解读，那就是“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指的是对时间的控制，“纬地”则是对空间的控制，陶寺通过一系列对天和地的观测，认为他们所建立的都城和国家，就在天地的“中心”，也就是所谓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四千年的“音乐传承”

《诗经·小雅·鹿鸣》中写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这里提到的“簧”是什么？今天带你穿越回4000年前，一起感受那时的音乐律动。

4000年前的“乐队”竟然配上了“调音鼓”

中国被称为“礼乐之邦”。礼器，是“礼”的物化载体，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4000年前陶寺的“乐器圈”里有几个代表——石磬、土鼓和鼍鼓，它们总以组合形式被发现。而这里面最有特色的，便是文献里所说的土鼓。何努介绍，土鼓由陶土烧制而成，鼓底部有4个凸起的小洞，推测是在敲的时候，通过蒙住与敞开不同的小洞，来调节鼓的音色。何努解释，这个“乐队”中的乐器，可能都不是陶寺最早发明的，但陶寺先民把这些乐器组成了一个“乐队”，成为中国礼乐文明的重要源头。

口簧又被称为口弦琴，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个口簧，通体呈棕黄色，是一个极薄的骨片。

演奏口簧时要将琴体的一端含在口中，通过嘴唇、口腔的开合调整共鸣空间，同时用手指轻轻拨动游离的簧片。簧片振动产生的声音经口腔共鸣放大，便发出清脆、悠扬的声音。这种演奏方式灵活便捷，演奏者可通过控制口型和气息，或模仿动物声音或演奏神秘旋律。此外，当时口簧可能还被赋予了沟通神灵、祭祀祖先的功能，这个最小的民族乐器在达斡尔族、蒙古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中至今还在使用。

《唐乐志》中写道：“女娲作笙，列管于匏上，纳簧其中。”“女娲作笙簧”的神话故事代代相传，口簧因此被称为“人类拥有的第一件乐器”。

在物质生产相对匮乏的远古时期，陶寺先民没有仅仅专注在生存需求里，也对精神文化生活充满向往，他们通过音乐抒发情感、传递信息，构建族群内部的情感联结，这也是陶寺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的出土为研究中国早期音乐史提供了关键证据。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鼍鼓、土鼓、铜铃、石磬等其他乐器，它们共同勾勒出陶寺时期“声乐与器乐并存”的音乐图景，为探讨中国音乐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实物支撑。

远古“初音”，回响至今，它像一把钥匙，打开时光之门，带我们走进先民的生活日常，读懂他们心中的祈愿。

来自现代文明的期待

陶寺遗址如同一部无字的史书，用夯土基址、圭表刻度和乐器遗音，默默诉说着四千年前的文明故事。它不仅是早期国家的都城雏形，更是“中国”天文观念与礼乐制度的源头见证。从观象台冬至迎日的智慧，到圭尺测定“地中”的实践，从土鼓石磬的礼乐回响，到“尧舜之都”的史迹勾连，陶寺以其宏大的格局、精妙的秩序与深厚的文化内涵，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从“满天星斗”走向“多元一体”的关键历程。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城，正以考古之光照亮我们通往远古的精神之路，让文明的记忆跨越时空，持续回荡。

新黄河客户端综合：央视新闻、山西晚报、央视一套、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