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黄维在锦江饭店后约见女儿，席间询问：你去过杭州没有？

黄维在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后被俘，从那以后就进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他在里面待了不少年，一直挺硬气，不太配合那些改造活动，还自己搞些研究，比如永动机啥的，算是拖着不认账。其他一些战犯像杜聿明他们，早点就调整过来了，开始写东西反思过去。黄维不一样，他觉得自己的失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上头指挥不对劲，所以就那么扛着。管理所也没亏待他，给他治病，用进口药啥的，慢慢身体调养回来。

到了1960年代，管理所开始安排战犯们外出看看新中国各地的情况，目的是让他们亲眼瞧瞧变化。黄维也跟着去了江苏和浙江那边，本来他脑子里还装着旧观念，以为到处破败不堪，结果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特别是到杭州那趟，让他眼界大开。那里西湖周边治理得井井有条，工厂里机器运转有序，工人住的地方整洁，公共厕所都铺了瓷砖，干净利索。黄维看到一个年轻姑娘操作精密设备，干得有模有样，这跟他以前的想法对不上号。那些年共和国的混乱记忆，在他看来跟现在对比太鲜明，让他开始动摇。

参观完杭州，黄维他们一行人接着去了上海。他在那儿提出要见见自己的小女儿黄慧南，她正好在上海北郊中学上学。黄慧南是1948年9月生的，黄维被俘前只见过她一面，之后就断了联系。她妈带着她先去了台湾，后来听说黄维没死，又偷偷回大陆。黄慧南从小跟着姨夫黄崇武和姨妈过日子，把他们当亲爸妈，叫姨夫爸爸，亲妈叫姆妈。家里人很少提黄维的事，她上中学时递交入团申请没过，才知道父亲的身份，因为家庭背景受影响，团里没让她进。她对这个没见过面的爸没啥感情，还觉得是负担。

1965年，黄慧南上高二时，学校教导主任找她，说父亲来了，住在锦江饭店，让她去见见，算帮组织做工作。她一开始不愿意去，觉得没必要，但教导主任劝了好一阵，她才松口。姨夫黄崇武也接到通知，带着她一起去饭店。见面安排在锦江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除了父女俩，还有工作人员在边上记东西，不插话。黄维穿了深色衣服，黄慧南穿校服。这是他们分开多年后的头一次碰面。黄维问了她上高二的情况，快上大学想学啥，她说喜欢学医。他又提到杭州变化大，城市建设好，问她去没去过杭州，她摇头。

这次见面后，黄维回管理所，很快就变了样。他把那些永动机研究搁一边，开始看报纸，参加学习，还写材料承认过去错了。参观和见女儿让他认识到新中国的发展不是假的，家里人过得也还行，这让他没法再顽抗下去。其他战犯像宋希濂他们，也在类似外出后转变思路，开始写回忆录啥的。黄维的转变来得晚，但挺彻底。他在日记里提了女儿的事，说她能这样，他就不能继续扛了。

从1965年那以后，黄维在管理所的表现好转，主动参加活动，身体也注意保养。管理所安排他们去本地工厂参观，他跟着看设备运转，了解生产情况。1975年，黄维跟最后一批战犯一起得到特赦，出狱后留在北京，当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帮着整理历史材料。他后来搬去上海跟黄慧南住，她家地方不大，四十来平米，他帮着做家务，买菜啥的。父女俩相处小心，不提过去那些仗的事，避免尴尬。黄慧南在生活上照顾他，工作上也支持，黄维晚年家庭关系融洽。

黄维出狱后，参加了些社会活动，出席会议，听报告啥的。他还研究历史，翻旧书，写东西。家里人来往增多，子女见面时一起吃饭，聊家常。黄维身体渐渐不行了，1980年代得病，去医院检查，开药吃。他在家休息，看报，散步。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为心脏问题去世，岁数85岁。家人办了丧事，前下属来吊唁，黄慧南作为家属全过程参与。后来，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黄慧南代表父亲领了纪念章，还去天安门广场看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