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我的“平庸之恶”

本文转载自：镇西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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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将把在镇西茶铺推出的文章在镇西茶馆转载。

1960年5月11日，艾希曼在阿根廷落网的消息震动了世界。

艾希曼是谁？

说他是“杀人魔王”一点儿都不过分。这个纳粹军官，虽然军衔不高，只是一个中校，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组织完成的。在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中，和艾希曼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被害者人数，应该不会低于200万。

然而，纳粹德国战败后，艾希曼却躲过了惩罚。他逃到了阿根廷，一直到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

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反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

然而，整个庭审过程中，坐在审判席上的艾希曼都“彬彬有礼”。从外貌上看，他根本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纳粹刽子手，倒像是一个反应迟钝的老年人。

他否认了所有罪名，为自己辩护时，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并不是掌控齿轮的人”。直到被审判的这一天，他依然坚信自己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

庭审中，人们丝毫看不出艾希曼有道德和良心上的不安。他只是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人”，并企图将一切屠杀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也许，他并不是在狡辩，他内心深处真是这样认为的：我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位原籍德国的犹太裔女性哲学家，她叫汉娜·阿伦特。她准备为《纽约客》杂志撰写一份关于这场审判的纪录报告。

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一年后，汉娜·阿伦特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书中她特提出了一个概念：“平庸之恶”。这一概念正是源于她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审判过程的观察和思考。

阿伦特发现，艾希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恶魔或虐待狂，而是一个“平庸”的官僚。他并不憎恨犹太人，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时表现出极端的服从性和缺乏思考。

阿伦特所认为的“平庸之恶”，其核心特征包括：

缺乏思考能力：个体放弃独立判断，盲目服从权威

责任推诿：将道德责任转嫁给体制或上级

工具化思维：将人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目的

道德麻木：在常规化、制度化的环境中丧失道德敏感度

“平庸之恶”的本质不是邪恶的动机，也就是说，作恶者的本性未必有多么邪恶，但他缺乏或者说根本就不会思考。当个体停止思考，将自己视为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时，就可能成为不道德行为的执行者。

如果没有无数的“平庸之恶”，纳粹德国不可能造成那么巨大的人类灾难。如今纳粹已经覆灭，但“平庸之恶”并未烟消云散，而是不知不觉地弥漫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

比如，我的教育。

1998年，我出版的《爱心与教育》中，有一章《我的教育失误》，谈了我在教育上的种种“平庸之恶”。后来因为出版社编辑觉得《爱心与教育》字数太多，便将书稿一分为二出版，一本叫《爱心与教育》，一本叫《走进心灵》（《我的教育失误》便放入《走进心灵》一书）。后来《爱心与教育》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走进心灵》也获得了“中国图书奖”。

在《走进心灵》（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45页、漓江出版社2021年11月版第153页）中，我写了我的一次教训——

侯小勇的“痛”

1999年6月21日，我批阅学生的随笔。翻开侯小勇同学的本子，一个大大的标题《痛》吸引了我。这篇随笔全文如下——

今天是6月16日，就要期末考试了。复习完功课，自己偷闲翻翻记事本，发现中间有几页曾撕过，自己一下子想不起来为什么要撕那几张。想了很久，我才猛然想起为什么，那是两年前上初中之后不久我刻骨铭心的痛。

第一次大考，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性格外向的女孩。第一天考试便结识了她，因为她帮我解出了一道难题，我便也从谈话中知道她是初二的学生。（当时学校实行跨年级交叉考试——李注。）当时考的似乎是语文，我很快就做完了，她的钢笔就在一会儿后没有墨了，我借给了她，并对她洋洋洒洒一大篇作文报以惊叹，她却不怎么以为然地说我少见多怪。

我并没有察觉监考老师的到来，当他的手拍在我肩上时，我惊呆了。考完后他找我谈了谈，而且在第二科的考试上当着教室里所有的人说了我和她。我当时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的一句：“××和××眉来眼去。”我当时好想有个地缝钻进去。事后，那女生泪流满面地问我是否是因为考试那件事，我点头，他便转身离去。从此以后，我俩再见时，她也不再和我打招呼，我俩互相视而不见。

我想我会永远记住这件事，它给我的震动和打击无法用语言表达，它给我带来的伤口可能会愈合，但疤痕会依旧。

读完随笔，我第一个想法是：“居然有这样的老师！”我为侯小勇的“痛”而痛，甚至义愤填膺。随即我忍不住推测起来：“这个老师是谁呢？”待把所有科任老师罗列完，我觉得一个都不像。因为和我搭档的老师对学生都是非常好的。一下子，我显得不安起来：会不会就是我呢？但略加回忆我便否定了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侯小勇，再说我怎么可能如此伤学生的自尊心呢？

我决定把侯小勇叫来问一问。

“你今天交来的随笔上写的‘他’，是……我吗？”面对坐在我身边的侯小勇，我这样问道。

他略略迟疑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终于点了点头，小声说：“是的。”

我和他一起回忆了一下两年前的情景。在他的提示下，我的回忆越来越清晰：是的，我的确那样毫不留情地伤害过他，还有那位女同学！

我真诚地对侯小勇说：“没想到连我都忘了的事，却给你留下了这么深深的痛苦！实在是对不起！请你一定要原谅我。”

这件事对我的教训的确是深刻的。很难说我是有意想伤害侯小勇，可能因为是考试，而他和同桌又说又笑，作为监考的我当然要狠狠批评；但是，“眉来眼去”之类的话，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严肃批评了，而是明显的挖苦讽刺。

这件事我很快就忘了，甚至读了侯小勇的随笔，我都还没有想到他是在写我。唉，同样是一件事，我过后便忘；却给侯小勇和那位女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

唉！有时教师的一句有失分寸的批评，甚至只是不恰当的一个词，都会给学生造成多么大的心灵伤害啊！

下午，我在班上公开再次郑重向侯小勇道歉，我说：“我真的很后悔很痛心。平时我大谈‘爱心与教育’，可我居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自己却忘得一干二净！虽然这事已经过去了两年，但对侯小勇同学造成的伤害并没有消失。我希望得到侯小勇同学的谅解！”

我又说：“可能我还无意中伤害过其他同学的自尊心而我自己却不知道或者说忘记了，真诚地请这些同学来找我，接受我的歉意。”我还明确告诉大家：以后凡是我再有这样伤同学自尊心的事，请同学们马上批评我——如果不好当面给我指出，下课后一定要到办公室来提醒我。

最后，我送给侯小勇一枚雨花石，表达我的歉意，并对他说：“请你设法找到那位女同学，叫她到我办公室来，我还要向她赔礼道歉。”

以上是拙著《走进心灵》的摘抄。

28年前，我还没接触到“平庸之恶”这个概念，现在想来，当时我之所为，就是“平庸之恶”——

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我自认为我并非坏人，更非恶人。作为一个监考老师，我对侯小勇的批评不过是在履行职责而已，我必须保证考场纪律。在那一刻，我完全没有想一想，我批评的言语是否会对孩子造成心灵伤害？就算有，也被我认为微不足道，因为大局是考场纪律，为了这个大局，个人的尊严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可以被牺牲的。有了这个观念，我便没有了任何对学生的负疚感，我在潜意识里，把道德责任转嫁给体制或上级，因而心安理得。当我把学生视为学习工具或考试机器时，他的尊严便微不足道了。于是，在常规化、制度化的环境中我丧失了道德敏感度。

作为一个监考老师，我是称职的，因为我忠实执行领导的意图，保证了考场纪律；而对学生的自尊心的伤害，那不能怪我，我只是在履行职责而已。

这就是我当年的“平庸之恶”。

这个学生是2000年毕业的，25年来，我再没见过侯小勇。每次这个班的学生聚会，他都没来。不知是因为忙，还是刻意回避我。

即使侯小勇是有意回避我，甚至至今还“记恨”我，我也理解他，不求他原谅。

今天，重说这件往事，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者，我们无法改变课程设置、评价体系、高（中）考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无能为力的——岂止无能为力，简直就是还要受制于这些制度因为这些制度关系着我们的饭碗。

但这依然不是“平庸之恶”的理由。

还是以当年我批评侯小勇为例：制度规定我必须制止他考场违纪，但制度并没有规定我必须讽刺挖苦他。

以此审视，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我还有多少“平庸之恶”？

几十年的教育生涯，我也是从“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走过来的。刚工作的头十年，我也有过在应试教育的逼迫下，变得心肠坚硬，语言尖刻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远没有现在这么“卷”，但“应试教育”的前奏“片面追求升学率”已经震耳欲聋。关键是，分数决定教师的待遇，包括职称和荣誉，这是任何时代没变过的“铁律”。何况，年轻时的自己并不是每次都考得好，也有考不好之后的“苦果子”。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老师，面对学校的考核、中考或高考的压力，我虽然也有过因自己“逼迫”孩子而纠结，甚至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也内疚过。但最终我找到了“解脱”的理由：我没办法，整个教育制度都是这样的，我同情学生，谁来同情我？校长可不会因为我有“爱心”而不用分数来考核我——少一分都不行！所以，我在硬下心肠对孩子“精神施虐”时，会在心里说：孩子，别怪我无情，我实在是没办法，要怪就怪这个教育体制吧！

我真正的觉醒是在1995年9月，带完一个高考成绩辉煌的毕业班后，又带了一个全年级“差生”最多的班——这个班的“差生”都是经过根据分数在“精选”出来的。带这个班我终于“豁出去”了，面对同样的分数压力，我把关注点放在学生的尊严与个性上。

关于我和这些“差生”打交道、并转化他们的故事，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今天暂且按下不表。今天我主要是谈我的教训的。

我们所恨的，千万不要不知不觉变成我们所做的。

如卢梭在《爱弥尔》中对教育者的告诫：“不要在教天真无邪的孩子分辨善恶的时候，自己就充当了引诱的魔鬼。”

我当然明白，教育的改变，首先应该是体制的改变，但体制也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及其一个个具体的行为来呈现的。面对强大的压力，很少有人能够表现出铮铮铁骨，但是别那么变本加厉或层层加码，还是做得到的。

丛日云教授曾经说过——

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沉默。如果你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配合，那么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的或被迫地干着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这一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

今天，我想通过展示我的“平庸之恶”，表达这样一个希望：我们在诅咒恶的制度与环境的同时，请尽量不要助纣为虐而毫无愧疚感。

2026年1月21日

2月6-8日，珠海，第六届的中丹教育论坛，主题为“手、心与脑的融合：幸福感与重建青少年学习动机的关键”，将邀请中国和丹麦的教育学者、一线教师、家长及学生代表等，分享手、心与脑融合，成为拥有幸福完整教育生活的青少年的案例，从不同维度探讨重建青少年学习动机，增强幸福感。

2月6-8日，欢迎大家共赴幸福教育之约。各位教育同仁，珠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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