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足癖闻小脚倡纳妾，怪才辜鸿铭喝足洋墨却成为坚定的守旧保皇

写作没有灵感了，咋办？闻一会儿夫人的三寸金莲，顿时文思泉涌。

单正平

翻开《重读大师》，排名第一的大师便是辜鸿铭。重读者乃单正平先生，其身份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次说过，我阅读有限，之前对辜鸿铭的认知，仅限于网络上的八卦。

网上所见，是一个儒者打扮，穿马褂，戴瓜皮帽的老头。读文字，吓了一跳，英国著名作家、写《月亮与六便士》的毛姆，来华访问时，最想见到的人便是辜先生。

毛姆为何对辜先生感兴趣且不说，最奇怪的是他的怪癖。1885年，刚进入洞房的辜鸿铭，第一时间并没有掀起妻子婌姑的盖头，而是慢慢捧起她的小脚，脱掉绣花鞋，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层解开，放在鼻子下一顿猛吸。——哇塞，实在是太好闻了！感情那味道对辜大师而言，有如芝兰，能活活地香死个人。

写作没有灵感了，咋办？闻一会儿夫人的三寸金莲，顿时文思泉涌。

一妻一妾

在北大任教时，辜鸿铭去学生家里看藏书，看到开门丫环的小脚，顿时兴趣盎然，翻看藏书时也心不在焉。学生听说过老师的爱好，命人将丫环送到老师家里。临行前，丫环将脚洗了又洗。辜鸿铭大喜，赶紧让丫鬟脱下鞋子，把鼻子凑上去一闻，不禁大失所望，洗得太干净，啥味道都没有了。

另一位大师康有为得知，送给他一横幅，大书“知足常乐”，辜大乐，引以为知己。

名人嘛，再出格的行为都叫逸事、趣事，换成你我，那就是丑事或怪事了。

喜欢捧臭脚，不影响他当大师。不仅是大师，还是大师中的战斗机。十几岁便精通九门外语，光博士学位就拿了十三个，不服你来试试？

难以理解的是，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从小熟读莎士比亚和培根的大师，一旦回到中国，便全盘接受了中国文化。

他不仅将《论语》、《中庸》和《大学》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还爱上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深恶痛绝的三寸金莲。胡适认为，缠足这一恶习流行千年，说明华夏的文明出了问题。

单正平先生看到的也是问题。他回忆道：

第一次知道辜鸿铭，是在八十年代初。读一些回忆录，其中讲他在北大教书时，常在课堂上大骂崇洋的新派人士，说西洋许多东西中国古已有之（魏按：这话听着耳熟，像极了张某嘿）。

给人的印象，是这位老先生经常说一些负气的话，是情绪化的即兴表达。

时隔十多年，近读海南出版社新出辜氏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感觉其中大多数说法也是近于情绪化的表达，并非冷静的理性思考。这倒应了辜氏的见解:中国人是主情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趋向，一种如沐天恩的心境。皇帝退位，天恩无法再沐，那平和的心境自然没有，于是就有了诸多并不理智的情绪化的奇异见解。

来看辜鸿铭对妇女的“正面”理解。

“妇”的繁体字是“婦”。辜鸿铭在《中国妇女》一文中说：“中国的理想女性就是一个手拿扫帚打扫和保持房子清洁的妇人。”女人嘛，主内，做家务，相夫教子，你不扫地谁扫地？

辜鸿铭还说：“我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我们只是认为一个妇人，一位真正的中国妇人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正是妻子的那种无我，她的那种责任感，那种自我牺牲精神，允许男人们可以有侍女或纳妾。”女人必须得依附男人，得服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不允许有自己的地位。

辜鸿铭还以茶壶和茶杯喻夫妻，茶壶为夫，茶杯为妻，茶壶独一无二，茶杯多多益善。主张是一回事，实行起来是另一回事。闹了半天，辜一生只得茶杯两只，一妻，婌姑；一妾，吉田贞子。

小妾

一个出生在南洋，十岁大便随英国养父母去了西方，从小接受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喝洋墨水长大的青年，29岁才回到中国，为什么会大骂崇洋的新派人士？为什么会认为西洋许多东西中国古已有之？

原来，从前的海龟派也非常吃香，大师一回到故国，便沐浴着皇恩。曾为洋务派张之洞的外文秘书，钦赐“文科进士”，末代皇帝溥仪的外交部侍郎（副部长），其待遇自不必说，完全有条件妻妾成群。

单正平在文中写道：

我许久以来一直纳闷，像辜鸿铭这种聪明绝顶、留学欧洲逾十年的人，何以能成为如此极端的保皇党，以至于连纳妾蓄辫缠小脚种种陋习都大加赞美? 同时代留学者已然不少，但没有任何一人像辜氏那样极端。

思忖良久，我想，这大约与他从小在马来西亚而不是在国内长大有关。他从欧洲学成归来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北京上流社会的一切，显然所知不多。他对当时社会的了解，更多是在张之洞幕中那些年，像他这样一个抱了认祖归宗之愿望回来的游子，若不被北京伟大的帝王气象征服，反倒不自然了。

北京的皇城可能会散发出使人心甘情愿地臣服的魔力。所以他才断定中国人精神中最可宝贵的是忠君。而同样的意思，在鲁迅那里被界定为奴性。看来奴性也好，忠君也好，其为普遍心理。

其实，辜氏是否了解国情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中国文化基因太过强大，太“舒适”，太容易上瘾。鲁迅先生对此洞若观火，好多人从竭力反对传统文化，到竭力维护传统、大骂西洋文化，他的小说《肥皂》中的四铭，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农耕文明土壤上孕育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很难改变鲁迅所说的国民性。

辜鸿铭一旦沐浴了皇恩，便一发不可收，这么好的东西，得赶紧推荐给欧洲。他把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叫做“良民宗教”，且向洋人宣称，有了良民宗教，中国人历时二千五百年，一直生活在和平之中。

他还说，“孔子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国教中宣传并给予了中国人这个绝对的忠君原则。”

这就是大师在胡说八道了。二千多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不计其数，死亡人口更是数以亿计，哪来什么持久的和平。

回到前文，单正平的判断是对的，尽管辜鸿铭学贯中西，但他的言论，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情绪化表达。习惯了沐浴皇恩，一旦失去，能不愤懑？

单先生还推断，倘若辜鸿铭生于国内，长于国内，然后留学，然后回国，反对起传统文化来，说不定比胡适他们更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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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治祥

作者简介： 1953年出生于成都金堂，资深媒体人。曾在《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山花》，《文学青年》等期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