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民国天才女作家萧红,爱情比琼瑶剧还狠,谈了四个男人,每一段都撕心裂肺。
可她临死前,只留下一句:“我不甘心。”
到底,她在不甘什么?是男人?是命运?还是自己?
1930年,萧红18岁,家里给她订了亲,对方是地主的儿子,叫汪恩甲。
她不爱,家里说:你不爱也得嫁。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规矩,萧红选择逃,带着一点盘缠,独自去了哈尔滨。
哈尔滨的冬天冷得像刀子,没地方住,就投靠了一个旅馆,后来欠了债,躲在破屋里。
又怀孕了,未婚,没人管,那个时候的哈尔滨,女人如果未婚怀孕,只有一个结局:被打死或者冻死。
就在这个时候,萧军出现了。
他也穷,也逃离家庭,也想靠写字活命,他们在一个文艺沙龙里认识,一个写诗,一个写小说,两个人像野火一样烧起来。
没人祝福他们,周围人说,这俩穷鬼,迟早饿死。
他们租了个小房子,每天烧煤球取暖,屋子里黑烟呛得人喘不过气,白天写稿,晚上相互读。
生活穷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两个人信了自己是未来的鲁迅和郁达夫。
1932年,哈尔滨《国际协报》刊登了他们的小说。
小稿费,够买一袋白面,他们笑了,说:“文学能养人了”,其实根本不够用,但这点小胜利,让萧红觉得,她可以不靠男人,不靠家族,活下来。
命运没打算放过她,怀的孩子流产了,那一晚,哈尔滨下大雪,萧红在旅馆的破床上,痛得撕心裂肺,萧军买不起医生,就拿热水给她敷肚子。
她咬着牙说:“我要活,我还要写书。”
从这一天起,萧红和萧军,成了绑在一起的战友,但他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1933年,他们去了上海,那是另一个世界。
萧红第一次见到鲁迅,这个男人,戴着眼镜,看谁都像要批判,但他对萧红,说了一句:“你有才。”
这句话,像雷一样劈在她心头,她开始狂写。
《生死场》出版了,一下子成名,鲁迅给她写序,说她“笔锋犀利”,上海的文人圈,突然全知道了“东北来的女作家萧红”。
而萧军,开始失落了,他也写,但没人夸,稿子投出去,退回来。
一天晚上,萧军把酒瓶砸在地上,说:“你成名了,我呢?”
萧红没回嘴,她开始明白,这场“战友式的爱情”,开始变味了。
生活也变了,他们搬进了小洋房,不再挤破屋,但每天晚上,吵架像例行公事,萧军喝酒,骂她,说她“攀高枝儿”,萧红反击,说他“没出息”。
他们从并肩作战,变成了相互撕咬。
而这时候,另一个男人出现了——端木蕻良,比萧军年轻,嘴甜,会哄人。
萧红心动了,上海的春天,潮湿闷热,萧红在日记里写:“我像条鱼,快窒息了。”
1938年,她和萧军摊牌,“我走了”,简单三个字,萧军愣了,没挽留。
他们八年的感情,断在这个春天里,没有拥抱,没有眼泪,只有一地破碎的稿纸。
萧红带着端木蕻良,去了香港,她以为,换一个人,生活会变,但命运冷笑着,给她准备了更狠的打击。
1940年,萧红踏上去香港的轮船,她以为这是一次新生。
她离开了萧军,带着新恋人端木蕻良,还有未出生的孩子,赌这一回,能翻盘。
但上岸后,她就知道,这一局又输了。
端木蕻良,外表潇洒,骨子里却是个依赖女人的懒汉。
他嘴甜,说“你是中国最有才华的女作家”,背地里却拿着她的稿费去赌、喝酒,甚至勾搭别的女人。
萧红一开始装作没看见,告诉自己:忍忍,等书卖了钱,一切都会好。
可生活像刀子,一刀一刀剐她。
香港战事吃紧,出版行业萎缩,《呼兰河传》的稿子压了好几个月,没人愿意出。
萧红天天啃霉红薯干,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胃里反酸,头晕,孩子在肚子里踢得她喘不过气。
端木呢?照样夜夜出去玩。
有一次,他回来晚了,萧红拎起茶壶砸过去,她尖叫:“你是不是男人?孩子快生了,你还赌?”
端木冲上去,一巴掌打得她耳鸣,倒在地上。
这是他们第一次动手,也是开始没完没了的暴力。
1941年,她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医院生下孩子,过程几乎是死里逃生,因为贫血和营养不良,她大出血。
医生告诉她:“你这身体,不适合生育。”
孩子早产,瘦得像根小木棍,几乎养不活,而端木,生孩子那天,还在麻将馆。
萧红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雨一夜没停,心里明白,这个男人也靠不住了。
“萧军骗了我,端木也骗我,男人全是骗子”,但她没处逃。
战争封锁了香港,去不了内地,也回不了东北,像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四处碰壁。
日军的炸弹,很快就给了她最后一击。
1941年底,日军进攻香港,炮弹轰塌了她租住的小屋,门窗全碎。
她抱着孩子,踩着满地的尸体,冲进九龙避难,路上,亲眼看见一个女人被刺刀捅死,肚子里孩子滑出来,她瘫坐在地上,整个人像断了线的木偶。
逃到九龙后,彻底病倒了,咳血、低烧、胸痛,孩子也病,一直哭,不停拉肚子,饿得皮包骨。
而端木,卷着剩下的钱跑了。
萧红四处借钱,去医院买一点奶粉,香港沦陷,粮食断绝,物价飞涨,一度把自己的衣服拿去典当,换几瓶牛奶。
这时候,她才明白,所谓“爱情”到最后,只是个吞噬她生命的陷阱。
写信给朋友,说:“我怕死,但我更怕活。”
终于低头了,她开始给重庆的朋友求助,想回大陆,哪怕是去死,也不想死在香港这座地狱里。
1942年,她坐上一艘去重庆的船,这一趟,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次长途跋涉。
20天的江上漂泊,几乎每天都在吐血,船舱闷热、潮湿、长满霉斑,和孩子挤在一张小木板上,晚上冻得直哆嗦,白天被蚊虫叮得满身疙瘩。
发烧到神志不清,还在念叨:“呼兰河……呼兰河……”
船到重庆时,萧红已经瘦成皮包骨,头发一撮撮掉,眼窝深陷,像个活死人。
被朋友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直接判了死刑——肺结核晚期,双肺几乎烂掉了。
医生劝她:“写遗嘱吧,时间不多了。”
可萧红不认命,还在写稿,还在咳血的时候,让人拿纸笔,她说:“我要把《呼兰河传》写完,我不能就这么走”,她不甘心。
朋友劝她休息,她怒吼:“我一辈子,什么都没赢过,男人没赢,命也没赢,难道连书我也写不完?”
重庆的冬天,冷得刺骨,躺在病床上,靠毛毯和身体残存的热度撑着。
孩子饿得哭,她却连自己的奶都喂不出来,病房里,血腥味和药味混在一起,呛得人作呕。
而这个时候,端木蕻良已经另结新欢。
萧军呢?人远在延安,连一封安慰信都没寄过。
那些文坛朋友,也只是象征性来看望一下,没人真拿她当回事。
萧红死得很孤独。
1942年1月22日,凌晨三点,突然大咳一口血,窒息而死,没有告别,没有隆重仪式,只有几个朋友,草草地用木板把她抬出去。
年仅31岁。
她的墓碑,也冷冷清清。
“女作家萧红之墓”,连名字,连“呼兰河传”的辉煌,都没刻上去。
就像她的一生,辉煌片刻,最后被命运轻轻一抹,归于尘土。
更讽刺的是,端木蕻良活了下来,还靠着打着“萧红遗孀”的名义,四处捞钱,继续写文章。
萧军也在战后重新出书,成为“人民作家”。
而萧红,永远躺在香港那个无名小墓地,没人再提起。
她爱了四个男人,到头来,连送终的人都凑不齐;写了一辈子反抗命运的文字,最后,还是被命运反噬得体无完肤。
萧红说:“我不甘心”,这四个字,不是怨天,不是骂人,是一个31岁的女人,用生命最后一口气,咬着牙喊出来的。
一个写字谋生的女人。
一个总是信错人的女人。
一个一辈子在爱与背叛里沉浮,却还想靠才华改变命运的女人。
用命证明了一个残酷的命题:才华不是底牌,女人不能只赌爱情。
她写了上百万字,卖了稿子,换来几块钱。
男人们一封信夸她“才气逼人”,转身就抢走了她的生活费。
不止一次说自己“像野草一样顽强”,可她也写:“女人的苦,是从爱上第一个人开始的。”
现在的你,也许跟她不一样,不写书,不漂泊,不生病。
但你也可能,和一个男人熬过低谷,却发现他成名后忘了你是谁;
可能怀着孩子去医院挂号,却被对方一句“你自己去吧”,堵得说不出话;
可能半夜加班做PPT,打开手机发现,他在朋友圈发了和别人的合照;
也可能一次次说服自己“忍一忍,会好”,最后发现,什么都没变。
你不是萧红,但你知道那种痛。
萧红死了.但她的命运,从来不属于她一个人,它像一面镜子,照见很多人,不敢说出口的真相。
才华没用?不,当然有用,只是它不是盾牌,是刀。
写得好,讲得清,赢了全场,输在床上。
能撑起一个团队、一个孩子、一个家的账本,撑不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你靠才华翻身,他却靠“爱你”打牌。
你以为你们是搭档,其实你只是,他通关用的道具。
萧红挣扎一生,就为证明自己不是别人的附属,现实很残酷,它不会因为你才华横溢,就少给你一场病,不会因为你温柔善良,就免你一段烂爱。
你得像她一样,拼到底,不指望任何人能带你脱身。
不靠男人,不靠运气,靠的只有一条:死磕自己,别被任何人绑架。
她走的时候,咬着牙说:“我不甘心。”
你呢?
你甘心吗?
更新时间:2025-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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