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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她变卖嫁妆，犒赏敌军，丈夫尸体还未冷，她就跪在了日军的旗帜下，没人理解她，她也没想解释。

生存压力与底层困境

北平沦陷第三天，郝家门前插起了太阳旗，邻居们都在撤她没走，她把地契、银器、嫁妆一件件放到箱子里，抬到了鬼子营地。

她当时六十七岁，个子不高，脸上褶子深得像旱地裂缝，她是本村出了名的“死不求人”，连镇上收粮的账房都怕她。

可这次，她主动进了日军营，她不说话，只把东西堆在地上，站着等，鬼子军官看了一眼，笑了，叫翻译问她：“你什么意思？”

她说：“吃的、粮票、能活下去的，都行。”

没人理解她，她的丈夫，两天前刚被一枚炮弹炸死，尸体被村民拖回来时肚子是空的，猪都不吃。

她还是去了，村里人骂她，骂她是“狗汉奸”，骂她“死了都得刨坟”。

可那年北平粮价翻了五倍，孩子们都啃树皮。

她不是不知道仇恨，丈夫尸体还躺在炕边，她也不是不知道日军干了什么，她去镇上买布时，看见日军在墙根吊死了三个逃兵的家属，一个刚十六岁。

她只是知道：再不做点什么，就得饿死。

“他们给吃的，给炭，别再抢我屋就行。”

她换来三袋小米、两包麻饼，还有一份“良民证”。

日军叫她“郝婆婆”，称她是“模范村民”，还把她带去了通州，让她见“亲王”，她跪下了，她说了一句“救世主，你们可算来了。”

这句话，被人画成了宣传画，贴满了村口和城门。

北平沦陷头一年，不少人家卖儿卖女换粮食，郝老太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只是她做得太干脆，太彻底，别人换命，她换脸；别人躲，她主动迎上去。

镇上教书的李老头骂她，说她“连骨头都卖给鬼子了”。

她没反驳，只说了一句：“我活着，他死了。”

心理操控与洗脑

郝老太太第一次上日军宣传画，是因为她笑了，不是假笑，是那种张嘴露牙的、真心的笑。

日军摄影兵让她再笑一次，她真的照做了。

她那年六十八岁，穿着灰布棉袄，牙掉了六颗，笑得像刚嫁出去的新媳妇。

《大东亚战争画报》第三十九期，封面就是她，标题写的是“中日亲善典范——郝婆婆”

她根本不识字，也没看过。

但从那天开始，她每月能从日本人那里拿到两袋白面、一块肥皂，还有一双厚袜子。

村里的寡妇看见她，转身就吐口水，小孩骂她“叛祖宗的老妖婆”。

她照样笑，照样每次都去，准点出现在日军驻地，听训、鞠躬、领物资、合影，还给别人讲：“日本人讲规矩，咱得听。”

她真的信了，因为他们给她设了“模范良民”的牌位，请她上台讲“亲日经验”，她讲的第一句话是：“以前怕，现在不怕。”

她讲第二句时，声音大了：“他们是官，咱是民，得听。”

她不记得丈夫断腿的样子，也不提被抬回来的那口棺材，她只记得饭是热的，屋是暖的。

日军找她，不止是为了表演，也让她参与劝村民交粮，她真的去做了。

她站在晒谷场边，说：“你们交吧，我交完，他们给我两包饼。”

一个中年男人上前扇了她一巴掌，她没躲，也没哭，她只是看着地上那只饼干袋。

有人在墙上写了“杀郝贱人”，她看到后，跑回鬼子那里报信，日军抓了四个小伙子，第二天，他们脑袋挂在村口的树上。

她当晚失眠，第三天一早又去鬼子那报道。

她的思维变了，日军让她喊口号，她喊，日军让她领人拜神，她拜。

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洗脑，但她被洗得彻底。

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后来，她真以为自己站在了“对的那边”。

她不是唯一被利用的“老百姓样本”，日军在冀中也培养过“乡贤代表”，在山东拉过“抗共妇女联谊会”，都用来做宣传。

她只是更容易被接受，一个老太太，一个“自己送东西来的”。

她的脸，被贴在通县、保定、甚至天津的墙上，她没见过，也没人告诉她。

她只是继续“做模范”，按时按点地去，低头、鞠躬、换饭。

村里人不再理她，连以前借过她豆子的寡妇，也把她赶出门口，她就在门前坐着，搓手，等炊烟。

她说过一句话，被日军翻译记下来，“我一个老女人，不懂事，也没本事，给点饭吃，我就听。”

这句话没上画报，太真实，太软。

个人认知的扭曲

她说：“我信他们。”没人追问她信什么。

可她信得不是人，是活着本身，是那碗冒热气的小米粥，是那块每月发的洗衣皂。

她对鬼子不是怕，是“相信他们讲理”。

理由很简单：“他们说要粮，不抢，他们说好人不杀，就真不杀。”她认定自己是“好人”，就不会死。

她以为只要听话，就安全。

这种想法，不是她一个人有，整个村，谁家孩子死了都不吭声，谁家牛被拉走也不敢拦。

区别是她太配合。

村里还有个男人叫赵六，以前帮国军运过枪，后来装哑巴，躲过了日军一次排查，郝老太太看见后去告了他。

她不是怕他，是怕他把村里“良民”身份毁了，她说：“咱这村现在是模范村，不能出乱子。”

赵六被带走，再没回来，她晚上睡觉前念叨：“他不该乱动，鬼子说了不让藏人。”

没人和她说话了，她就在屋里自己念、自己笑。

她去镇上时看到被烧掉的村子，墙上挂着一块牌子：“抗命者之村”。她吓坏了，回来立刻去鬼子营主动汇报。

“我们村没人乱动，您放心。”她还带上几根腊肠，说是“孝敬”。

她觉得这样就对了，鬼子笑，她也笑，鬼子不给东西，她就跪，她不再像从前。

从前那个和丈夫吵架骂街、追债不让一步的女人没了，现在她鞠躬、点头、递烟，全都顺着说。

日军来了，她拿枕头垫膝盖下跪，走了，她去院里扫地，说是“怕留下不干净的气”。

她再没提过她丈夫，仿佛那人从来不在过，仿佛从前的自己，也从来没活过。

她说：“以前是糊涂，现在是明白。”她把这种明白挂在嘴边，谁都听不懂。

她看不懂他们为什么骂她，她说：“我也想活着，我又没杀人。”

她分不清对错，只分清给不给她吃的。

一个穷了一辈子的女人，最后居然把敌人当靠山，不是因为变坏了，是因为她活太久、苦太多，连仇恨都舍不得花力气。

她变得“听话”、安静，不哭，不笑，不骂人，只有鬼子来的时候，才有反应。

她的认知彻底被改写了，她不是不明白敌人是谁，而是觉得敌人也是给饭的人。

她信“谁给吃的，谁就对”，这信念，比任何刀都扎得深。

历史背景的特殊性

她不是孤例，抗战期间，中国登记在册的“汉奸”超过三百万。

其中大多数，不是政客，不是军人，而是像她这样的普通人，穷、饿、没文化，连死都不知道怎么体面地死。

日军懂这一点，他们从不一开始就杀，他们先发粮，再立碑，再设“良民证”。

他们说：“交人交粮，就不杀。”

有人信了。

北平城南，“良民村”五十多个，都是交了“投名状”的，送女儿、送粮、送牲口，换三年安稳。

日军叫这种做法“以华制华”。

郝老太太就是这策略里的一颗棋。

她被挑出来，是因为她自己送上门，还主动，说得流利，情绪稳定，形象“老实”。

他们知道，穷人要的是活着，不是立场。

她能起到的作用，不是情报，不是战力，而是样本，让其他村看到“顺从的结果”。

她身上被贴上标签：“中日合作典型”

被带到通州、丰台、保定做演讲，翻译教她一句话一句话背，她背不全，就只说一句：“我活着。”

她坐火车，吃饼干，看不见尸体，她以为外面都一样安全。

有一次路过一个村子，看到桥边的头颅，她说：“不是我们村。”

日军拍她的时候，她表情标准，声音清楚，“日本人是好人，给我活命。”

这些话被刻成唱片、印成传单，随飞机撒到各地，她不知道，别人看到她，是恨，不是羡慕。

她也不知道，等战争结束，她会被挂上“通敌汉奸”的牌子，被拉去游街。

她老了，听不清喊声，只觉得风有点冷。

她说：“我没杀人啊，我只想活着。”

那时候，她才知道，有些事不是你想不想、懂不懂，是别人不允许你“活着当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