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想着为故乡写点什么，可每次提笔，都觉千言万语堵在心头，竟不知从何说起。

在黄河下游鲁北平原那片土地上，武刘庄村本是最寻常不过的一个村落。可于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而言，它却是刻入骨髓的根脉，是无论走多远都牵挂的故乡，是灵魂永远的栖居地。

离开村庄已三十余载，夜夜梦回故里，总免不了踏回那片熟悉的土地。梦里的村庄，永远停留在我离开时的模样，我走在纵横的街巷里，依旧是当年那个懵懂少年，未曾长大，也未曾老去。可现实里，我与它，早已在岁月流转中渐渐陌生，渐渐疏离。

我工作生活的地方，离家不过百里之遥，每隔数月便会回去一趟。可每次回去，都步履匆匆，从未有过闲暇细细留意村庄的细微变迁。偶尔在村里闲逛，望见儿时熟悉的旧屋接连颓圮，熟识的乡亲近邻日渐苍老，心底便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抗拒。当然，村庄也有新的模样——一栋栋富丽的新房拔地而起，样式却大同小异，我再也分不清哪户是谁家；更有许多陌生的年轻人长大成人，街头偶遇时，他们不认得我，我也猜不出他们是哪家的孩子。

一千二百多年前，贺知章久别归乡，写下《回乡偶书》二首，道尽了游子归乡的复杂心绪：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千百年来，还有哪首诗，能比这几句更贴切地描摹出归乡人的心境呢？

我家门前没有镜湖水，只有村西那条水泥板铺就的引黄过清渠。这条渠修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往北数十里便是奔腾的黄河，往南十几里则是蜿蜒的小清河。每次归乡，总能望见它不同的模样：有时浊浪汹涌，浩浩荡荡向南奔流；有时水位浅浅，露出斑驳河底，水波不兴。渠岸两侧，杨与柳树成行排列，枝叶婆娑；岸外则是大片的麦田、玉米地，或是连绵的棉田，风吹过，泛起层层绿意或白浪。这条渠，曾承载我们年少时的欢乐，却也吞噬过两岸村庄不少人的生命，甚至有车辆不慎坠入渠底；如今两岸已建起护网，安全多了。

我们的村庄名为武刘庄，此前一直分为武东、武西两个行政村，这两年已合并为一个整体。

关于村名，外村人常误叫成“五里庄”，也总有人追问：“是五六庄，还是五柳庄？”

前些年，文友李潇赠我一本唐坊镇镇志《千乘之光》，我一直无暇翻阅；直到疫情期间听闻李潇不幸病逝的消息，瞥见案头这本他留下的书，才郑重拿起细细品读。也正是在这本书里，我意外读懂了许多从前无从知晓的村庄往事。

镇志记载：武刘庄村位于高青县城田镇东南9公里、唐坊镇政府西南8公里处。明洪武年间，刘姓族人从河北枣强迁徙至此，立村名“武力庄”；清初更名为“武刘庄”，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淄博市历史地名图册》（1983年10月版）中，高苑县境内便已有“武刘庄”的记载。

据统计，2013年时，武东村有139户、469人，武西村有145户、511人。

近三百户、上千人的村庄，在周边算得上大村，知名度却远不及邻村——或许因交通不便，村里也无集市的缘故。有时出去赶集，跟外人提起我们村，大多人都一脸茫然；可若说起北面的高家村、元河村、毛家村，西面的耿家村、谢家村，南面的荆官村，或是东面的小蔡家、郭家油坊、孙家集，对方却总能知晓一二。

镇志还记载了村里的主要姓氏：刘、李、马、张、潘、郭等。不过还有一户庄姓，他们是住姥娘家的，镇志中并未提及，或许是编书时，他们已搬迁到城里居住了。

我们的村庄聚落呈长方形，主街东西走向，南北道、大胡同、小胡同则是纵向的地标。

前面提到的庄姓人家住在武西村中心的南北道中段，恰是一处丁字路口。庄家姐妹的母亲刘老师，是村里学校的教师，教过村里大半的人。我们上学时，常去她家做作业，她待我们向来如亲生儿女一般疼爱；前些年听到她突发心脏病离世的消息，想起她旧日音容，忍不住掉下眼泪。

她家是村里最早有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人家，家里常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算得上门庭若市。乡亲们平日里来买袋盐、称斤醋、买盒烟、打瓶酒，总会顺便聚在这里闲聊几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夏天夜晚，她们家会把电视机搬到街边，让全村的大人小孩围坐观看；清明节时，他家门前的街口会扎起过街大秋千，乡亲们成群结队地挤在那里看热闹；到了春节，又会摆上台球桌，村里的年轻人都聚在这儿打球嬉闹。后来，庄家的兄弟姐妹都在城里工作，老人也跟着搬去了城里，房子也换了主人，这里便渐渐冷清下来。

如今归乡，走过那里，仍能看见南北道上坐着打牌闲聊的乡亲。可物是人非，回想起儿时在这里玩耍的快乐时光，心底总会泛起一阵岁月流转的伤感。

南北道上还住着郭、潘两大家族。不知从哪一辈传下的规矩，郭、潘两姓不分彼此，但凡家里有大事，都会像一家人一样出面帮忙。我模糊记得，小时候听大人们说，村里人大都是明初大移民时从河北枣强迁来的，唯有郭家是“坐地户”。传说当年朱元璋登基后，曾血洗山东，意图斩草除根，只有郭家一个藏在树洞里的男孩侥幸存活，后来开枝散叶，才有了村里的郭氏一脉。而潘氏一脉，相传是郭家祖上有人出远门时，路过张店的潘庄，捡回一个弃婴认作养子。没人知道那孩子原本姓什么，只因从潘庄捡回，便让他姓了潘（后来听人说，潘庄其实也没有潘姓人家）。也正因这层渊源，郭、潘两家长久以来都以本家相称，情谊深厚。

我们村是一个有着红色历史的村庄。

镇志中记载，革命战争年代，武刘庄村是高苑县第一支抗日武装——二梯队的主要组成村庄之一，当年，村里有大批有志之士投身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洪流。著名爱国志士刘玉辉，以及他的儿子——1937年高苑县抗日联合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冠甲（现名刘贯稼），也都是我们村的人。

村西有块地叫西洼，就在谢家村的东南方向。翻开镇志，才找到了这段历史的详细记载：1942年元旦过后，高苑县直机关与清西二团二营在吴家村召开军民联欢会，不料遭大批日伪军追击。队伍行至谢家大洼休整时，被日伪军团团合围，最终伤亡180余人。原来，我们世代耕作的这片土地上，竟曾洒满了英雄的鲜血，长眠着无数英魂。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爷爷的亲弟弟——张国军，他也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关于解放前的那段历史，村里如今知晓的人已然不多。我特意问过父亲关于这位小爷爷的事迹，他也只能说出个大概。据长辈们讲述，小爷爷是家里唯一念过几年书的人，他当年是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抗日工作。二十七岁那年，小爷爷新婚刚六天，便在日军的一次扫荡中被包围，最终在刘三仁村壮烈牺牲。他的牺牲极为惨烈，被敌人用刺刀活活开膛……家人收尸时，只能用床单将他的腹部包裹起来，才得以安葬。小爷爷的离世，给家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我的老姑姑作为他的姐姐，终其一生都未能释怀，即便到了晚年，只要提起这件事，仍会伤心落泪。可想而知，当年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对这个家庭的打击有多大。

从前，这些往事都只是长辈口中的零星叙述，此次读镇志，竟意外找到了关于那一场战役的详细记载。

《近代唐坊风云录》的第二节“抗日风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45年4月5日，高苑县机关离开洼里孙村转移途中，隐约发现远处有一股伪军。县长孙健萍、县大队长赵仲伦决定趁机歼灭敌人，便让县委组织部长胡庆山带领机关人员向东转移，自己则与赵仲伦率领县大队插到小高家村一带迎击敌人。

然而，与敌人交锋后才发觉对方来势凶猛，这才知晓遇上了出来扫荡的日军大部队，当即决定撤出战斗。队伍途经梁孙村时，又遭遇一股日伪军，勉强摆脱合围后向东北方向转移。不料，县直机关、公安局及三区中队在梁孙村附近改向西北转移，行至付屋子村后的大杜家洼时，与从西北方向赶来的大批日伪军再次遭遇，陷入重围。公安局与三区中队虽全力突围，却终因寡不敌众，遭受重创，公安局长陈太恒、副局长崔勇等三十余人牺牲，三区书记兼中队指导员马明尧及中队大部分战士壮烈殉国。”

我查过百度上关于小爷爷的词条，他生前的单位被记载为高苑县府三科。至此才明白，原来“县府三科”应为“三区中队”；父亲说百度上记载的“八月份牺牲”时间有误，真正的牺牲时间是清明节前后，这一点也在此处找到了佐证。

而张国军牺牲的刘三仁村，离文中提及的梁孙村、大杜家洼等地点不远，都在唐坊镇的西北方向。只是当时的战斗究竟惨烈到何种程度？他们又是如何突围至刘三仁村最终被捕的？这些细节终究无从知晓了。镇志中记载的有名有姓烈士多是部队指挥员，我的小爷爷张国军应当就是那些牺牲的“三区中队大部分战士”中的一员。前些年小爷爷遗骨已迁至烈士陵园，让他与其他烈士一同安息。我一直想有机会去烈士陵园看看，还未成行。

当年，我们家族中还有一位二爷爷，是爷爷的堂兄，曾是国民党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学识渊博。只可惜，在特殊年代里，他遭了不少罪。我小时候常去二爷爷家的院子里玩耍，那时年纪太小，什么都不懂。后来，二爷爷早早离世，我对他的记忆本就模糊，更未能了解他坎坷的一生，如今想来实在遗憾。不过，二爷爷家的后人都十分优秀：有的心灵手巧，靠勤劳致富；有的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后来去了京津等大城市工作。

我们村虽是大村，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没怎么出过大学生，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村里走出了许多人才。现在至少有三位博士了。

我们小时候上学的学校，在村子最东头。学校正中最大的一间教室，被大家叫做“大殿”，想来应当是从前寺庙的正殿。据说当年拆除周围建筑时，还挖出过铜钱之类的古物。后来学生减少，老学校弃用，学校搬到了新校；现在新校也没有学生了，成了养猪场和养鸭场。

我们家乡那一带，历史上曾有过一段佛教盛行的时期。邻村元河村，从前叫“娘娘庙”，周边还有达摩店、玉皇堂、魏家寺、寺前村等疑似与佛教相关的村落。只是，我们上学时的那座“大殿”，从前究竟是哪座寺庙的遗存，却无从查证了。我小时候，还记得村西和村北有残存的围子墙与围子沟。想来这些都是战乱年代，乡亲们为抵御兵匪、盗贼而修筑的屏障。后来，围子墙在岁月侵蚀中渐渐坍塌殆尽；围子沟倒还发挥过作用，下雨时用来泄洪，沟岸两侧长满了刺槐树。每到槐花开时，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槐花的甜香。我们常拿着绑着镰刀的长杆，去勾摘槐花，带回家和上面粉蒸着吃，那香甜的滋味，至今难忘。再后来，围子沟被填平，记忆中的刺槐树，也早已消失无踪。

早年间，村里村外还有许多枣树林。夏天，会有养蜂人带着蜂箱赶来，采集槐花蜜、枣花蜜；到了秋天，又有人在枣林里搭起棚子看枣。家家户户打枣的时候，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可近些年，村里的房子越盖越多，枣树林却越来越少，再也没有了从前成片成林的规模。

我们村的耕地分布在村庄四周，武西村的地块，有着西洼、拐子地、谢家洼子、毛家前等亲切的称谓。村里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人家曾种过西瓜、蔬菜，后来又种过果园，但这些作物都耗费人力。如今，乡亲们又改回了种植粮食，日子也渐渐轻松了些。

村里的井水，向来又咸又苦，只有村外谢家洼子里有一口甜水井。我们平日里洗衣做饭，都从村里近处的井里打水；而饮用的甜水，就只能靠人力挑回来。我从十六岁起，就拿起扁担去挑甜水，肩头被扁担磨出了厚茧，或许是因为长期负重，个头也再也没有长过。这件事，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每每想到家乡，总会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首唱遍了大江南北的通俗歌曲《我热恋的故乡》：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

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

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

忙不完的黄土地，喝不干的苦井水

男人为你累弯了腰，女人也要为你锁愁眉

离不了的矮草房，养活了人的苦井水

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

在旁人眼中，我们的村庄或许真的毫无特色，甚至有些贫瘠。可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对它却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特殊情感。如今回望过往，村庄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显得那般可亲；当年的苦与乐、悲与喜，都成了无比珍贵的记忆。很多人都说，小时候的日子虽苦，却格外怀念，真想回到从前。可岁月从不停留，哪有回头的可能？

也罢，唯有在夜夜梦回时，重新踏上村庄的街巷，在时光的缝隙里，捡拾那些遗失的记忆碎片，聊以慰藉对故乡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