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成为美国？《论美国》揭示五大外交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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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后又一重磅大书！

美国前副国务卿、前世行行长亲撰，关于美国外交史的第一手资料

还原历史现场，理解美国如何成为美国

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美国的外交传统和行事方式，

为中国开展大国外交与探寻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提供战略性参考。

内容简介

《论美国》是一部由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撰写的美国外交史，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叙述了从建国时期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到21世纪的特朗普，250年来美国与世界的互动。全书将美国外交历程分为五个主要时期：孤立主义主导的建国初期至19世纪末，成为区域性强国的19世纪末至一战结束，经济上领先全球的战间期，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冷战时期，应对全球化时代新挑战的后冷战时期。书中以生动传神的笔触描绘了影响美国外交走向、在外交舞台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外交家，如杰斐逊、亚当斯、林肯、罗斯福、杜鲁门、威尔逊、肯尼迪、尼克松、基辛格、里根等，精彩还原了一个个重大外交事件的现场，展现了美国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应对国际挑战及如何塑造全球秩序。

作为美国外交的资深局内人，作者带来了一个了解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和行事方式的可贵视角，他将毕生积累的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倾注笔端，使政治家的敏锐洞察与学者的深刻思考结合起来。书中梳理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轨迹，总结了美国与世界互动过程中遵循的实用主义精神，并辨析出五个关键传统：对北美的重视，对国际贸易自由的重视，同盟关系的转变，对公众和国会支持的依赖，以及对美国承担着宏大使命的想象。这一底层逻辑仍将是解读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把钥匙。

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美国外交政策始终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如何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逻辑？又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根据美国的外交经验,美国前副国务卿、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总结出了美国外交的五个传统：

第一，美国的注意力集中于北美，这决定了美国的地理、幅员、边境、人口、共和国性质、安全、经济和邻国关系。

第二，美国的跨国科技贸易关系不仅决定了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决定了政治乃至安全关系。

第三，美国外交反映了美国人对同盟的态度，以及对国家间秩序关系的态度的变化。

第四，美国外交的主事者要懂得如何引导和回应公众的态度。

第五，美国外交反映出了这样一种信仰，即美国是一个特殊的、正在进行的实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关系上都是如此，而这个实验应该为一个更高的目标服务。

这五个传统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理解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思考框架。

以下内容摘编整理自《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地缘政治战略都是以欧亚大陆为重心的,即便是美国人的地缘政治战略也是如此,他们关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讨论主要关注欧洲和东亚。最近,战略学家开始讨论欧亚大陆的咽喉要地,包括中东、海湾地区以及南亚和东南亚。他们在考虑印度越发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因为这一计划有可能重新打开欧亚大陆内部的陆上通道,并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的外交传统正是从北美洲开始的。为了主宰这块本土所在的大陆,美国曾与英帝国、法帝国、西班牙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原住民展开战斗和谈判。后来,美国又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争夺领土。美国还想把加勒比海变为自己的内海。

老布什当局在1991年到1992年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这是因为当局认识到墨西哥正面临着历史性的政治和经济转型。执政的革命制度党(PRI)在20世纪的几十年当权时间里创造了一个法团主义的国家。墨西哥社会里的各种机构——工会、媒体、企业、学校、法院和警察、军队等一一都被纳入一个由革命制度党控制,并最终由墨西哥总统掌控的层级体系里。但是,这种旧的政治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瓦解,使墨西哥的未来难以预料。腐败和有组织的暴力和犯罪网络渗透进了旧体制,并随时准备感染任何一种新体制。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得美国和加拿大可以在框架内支持墨西哥的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开放和经济增长。老布什当局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看作一个在诸多议题上深化合作的基础,这些议题包括移民和劳动力、环境、经济及外交政策。正如西沃德在19世纪所预见的那样,美国的“引力”可以让墨西哥向更接近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方向转变。

在21世纪,美国应该把北美洲看成自己的大陆基本盘。基本盘越强大,就越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己的权力。美国的视野应该包括这三个国家内的5亿人民。整合后的基础设施将有助于加强制造业、农业、服务业、资源开发、科技和创新等领域的联系和竞争力。掌握技术或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劳动力群体可为三国所共享(在尊重各自国籍的基础上),他们将通过三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茁壮成长。能源将自给自足乃至出口。三国不仅共享空气、水、土地、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和迁徙物种等自然馈赠,还将在国际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结成伙伴关系,在安全方面进行紧密合作以应对所有类型的区域威胁。在与世界的其他部分打交道的时候,这三个国家将加强联系,首先关注其所在的半球面临的挑战。

从独立开始,美国就把贸易视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美国的缔造者们认为贸易新规则可以改变国际体系。他们并不是仅仅把贸易视为一种获取经济收益的形式,毕竟美国革命就是从抗议英国政府对贸易税收的控制开始的。伦敦和其他几个帝国中心曾通过征服来拓展贸易,通过帝国殖民地来维持主宰权。美国人希望结束欧洲通过排他性安排占有其财富的企图。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图片来源：金领cao

1776年,国会将贸易列为其头等大事。约翰·亚当斯负责起草1776年的“条约计划”,为商业协议创建一个模板。亚当斯的模板打击了重商主义。他的核心原则是“国民待遇”,这个要求比获得最惠国地位的要求更为大胆。有了国民待遇后,“美国的商人和船只[如果载有货物的话]将在外国享有与该国商人和船只相同的地位”。1778年,富兰克林把这一协议模板用在了和法国的谈判上,由此确立了美国签订的最早的两个条约中的一个。

美国人紧跟先锋派政治经济新思想的脚步。他们受到了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的影响。斯密认为,贸易各方都可以从贸易中获益。贸易往来不是一个零和交易。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1年声明:“我发现自己更倾向于采纳一个现代的[观点],它假设每个国家都不对贸易设置任何障碍将会是对它们最有利的做法。”托马斯·杰斐逊写道:“我认为给贸易往来以完全的自由将使整个世界获益。”他认为对贸易的限制是为私人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美国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他们想改变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1785年,约翰・亚当斯在给邦联议会的外交国务秘书约翰・杰伊的信中明确阐述了这一目标。亚当斯宣称他想要“在世界的商业贸易体系里进行一场新教运动那样的改革”。美国人的计划是用独立国家自主选择的贸易自由取代帝国主义的重商主义。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一直在引领着贸易、投资和科技方面的新规则的制定工作。贸易中的商品已由传统的工业品扩展到农产品、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和争端解决等诸多领域。美国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协议证明了新规则在反腐败、透明化、通关流程、信息科技标准、环境和核心劳动标准等方面的作用。今天,国际经济必须为数据的使用、隐私、安全、存储和转移制定出规则。

当美国经济难以适应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变化时,公众和国会对开放的支持度就会降低。汇率的波动和人为操纵会对许多行业的劳动者造成伤害。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了极具竞争力的威胁者。美国人抱怨对外贸易缺乏互惠性。美国那些用来帮助人们适应变化的项目都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美国目前正在重新评估自己与全球的联系。历史上,美国的开放——包括对商品、资本、人和思想的开放——让自身占据了优势。竞争能促使美国发现并修正自己的错误。但是,美国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内也曾因为跟不上变化的步伐或其他方面的恐惧而选择收缩。

今天,全球化和碎片化的力量向相反的方向拉扯,制造出了政治紧张态势,安全、科技、疾病、移民、环境、金融和信息流等领域的挑战很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与此同时,人民需要得到安全感。美国的“三重螺旋”以及科技领域的创业家精神面临着中国举国体制的挑战。美国人需要再次决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国际贸易、科技和经济体系。1776年的精神指向的是自由、改革、创新和机遇,过去70年富有灵活性的安排也是如此。如果美国割断与传统经济和安全机制的联系,其后果将是代价惨重且危险的。

美国曾在150年的时间里认为同盟政治只与欧洲的帝国、重商主义和战争有关。新生的美利坚民族重视独立,重视探索用现代方法重塑各个国家及其人民之间关系的自由。美国强烈的主权意识导致它拒绝对其他国家做出安全承诺,尤其是较长时间的安全承诺。

到了1947年至1949年,美国大幅扭转了方向。它成了一个规模超过以往所有同盟的同盟网络的领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重新定义了同盟,并且在实际应用中不断调整这一概念。

美国与欧洲和加拿大一起建立了一个区域性的政治-安全同盟,并且建立了北约这个组织来支持它,甚至还将军事指挥权统一了起来。美国的安全保证包括愿意以核威慑来支持军事防御。美国还发起了其他的区域性同盟,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和中央条约组织(CENTO),但这两个组织内部的政治和军事联系没有北约那样紧密。

北约组织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同盟政策采取了车轮辐条的形式——美国政府对东亚的各个伙伴做出一系列双边防御承诺,但这些亚洲伙伴没有协助美国防御的义务。美国把它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当局的协定用于约束和防御。美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就终止了和台湾当局的“同盟”,但国会又用“与台湾关系法”替换了对台湾当局的防御承诺。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和它们都建立了对等的安全关系。

在西半球,1947年的《里约热内卢条约》为《北大西洋公约》提供了先例,但这一条约后来演变为一个约束力较小的共识,没有与之配套的安全组织。

美国提供了一系列暗示性的安全承诺,主要是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例如,以色列拥有充分的国防自主权,随时都能保家卫国,但是它仍然期望美国为它的生存提供保障。多个阿拉伯国家境内都有美军基地,它们与美军合作,共享情报并寄希望于美国的保护。

冷战期间,这些同盟和伙伴关系使美国沿着欧亚大陆的边缘获得了多个入口。冷战之后,美国把自己的许多盟友视为同一个民主和平区内的伙伴。美国扩大了北约的范围,以覆盖中东欧新出现的政权；它要求盟友提供支持——甚至派出军队——作为与冷战后各种威胁做斗争的联盟的一部分。“9・11”事件发生后,北约盟军和其他伙伴加入了美军在阿富汗的战斗。军事互通、训练、计划、情报的使用和后勤的共享都成为对美军有价值的资产。盟友和伙伴为美军在全球的部署提供了有价值的基地和港口。

几乎所有这些盟友和伙伴都参与了美国帮助建立、资助和扩展的国际市场经济。就像汉密尔顿和西沃德在许多年前所期望的那样,美国的经济展现出了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美国用一张由经济关系交织成的复杂的网络拉近与伙伴的关系。维持这一体系——包括这一体系对能源、海洋航路和空中航路以及安全的保障——对美国及其盟友都有益处。

美国未来必须决定对这一同盟体系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如果没有美国的关注和支持,同盟内部协商、妥协与合作的进程和习惯就将瓦解。美国领导的体系一直依赖于一项突出的特质:信任。美国可能会向伙伴提出难以实现的要求或与之争吵,但其他国家最终还是会出于美国的善意和自身利益而保持合作。

美国的外交取决于舆论场,而不是宫廷政治或战略家的计划。美国最成功的政治家可以读懂并塑造公众的意愿。

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着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那就是让正处于萧条期的美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公众对“一战”的结果不满,并对再次卷入世界大战产生了抵触情绪。1937年,罗斯福试图用“隔离演说”来促使美国人考虑与心向和平的国家合作,反对侵略者和“强盗国家”。但是,罗斯福无法让民众充分理解他的想法,他们担心美国会在不经意间被拖入海外的灾难之中。罗斯福后退一步,用了一个美国人民更熟悉的配方:他把中立宣言、对朋友的供应和信贷,以及对敌人的经济制裁结合在一起。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德国也愚蠢地决定向美国宣战之后,美国便不得不提前行动了。

战争胜利之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克莱顿和洛维特动员起了国会和公众对1947年到1949年间形成的新同盟秩序的支持。杜鲁门当局十分倚仗范登堡参议员的领导能力和技巧。范登堡认为,他面对的挑战是组织起国会内的联盟——尤其是赢得他的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在为期40多年的冷战中,在范登堡的榜样作用的激励下,两党内都出现了几个范登堡衣钵的继承者。如果没有这样的国会议员,美国就很难维持一个成功的外交政策。这些议员与行政机构里的鲁特、休斯和贝克这样的官员通力合作,而这些官员也懂得如何组织起国会内的联盟。

美国仍然是自己所创造的同盟和经济网络的核心。尽管这些同盟和网络正在逐渐缩小,但它们将会在自身利益和制度动力的驱使下继续运作。今天的美国人比二战前的美国人更清楚他们与全球的联系。许多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相信它仍将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未来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形式将取决于其政治领导力和政治事件。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把自己的国家想象成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使命而诞生的。美国的国家起源故事又给这种想法增添了一丝“天意”的味道。就像早期美国人所熟知的《圣经》中的摩西和以色列人一样,开拓者们经历了危险的旅程之后踏上了一片新的土地。那些后来者们相信自己是在建造一个“新世界”。

美洲的13个殖民地把代议制政府的传统扩展为自由与独立的事业。到18世纪末,美国人把自己视为启蒙思想的实际践行者。革命和独立之后,美国公民明白他们正在参加一场自我治理的实验。

美国人的使命超越了拓展领土、扩充人口和发展经济实力的目标:这个民族理应捍卫思想并将思想应用于实践之中。随着这个国家的实力不断增长,以及人们思想的变化,美国的使命也在改变。

美国认为,它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共和国应该怎样建立一种构建在思想——而不是血缘或民族——之上的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人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帝国的废墟之上将诞生什么类型的国际秩序。威尔逊宣称美国想要“让这个世界对民主制度来说是安全的”。

有一些国家反对美国自封的角色,另外一些国家则只是想置身事外。一些美国人想要后撤——专注于国内的使命,卸下负担,并反对民族傲慢情绪。一种新的思潮认为,国际主义和跨国主义是与美国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对强加在他们自己的民族行动自由之上的东西十分敏感。

不管怎样,美国人从来都不认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对立的。美国的建国一代认为他们的共和国要为全世界的更大使命服务。不知满足的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推广新的、更好的国际秩序。即使是在美国享受霸权的时候,它也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觉。这个国家甚至持续挑战着在自己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美国的经验反映出它有能力对受到欢迎的趋势做出实用主义的调整。

图片来源：CHINA DAILY

过于狭隘地定义美国的民族主义,就无法启发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将阻碍美国真实实力的发展。美国的存在不是为了在联合国的名册上增加一个名字。美国外交最深层的传统是推进美国的思想。

作者简介

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1953年生，曾先后在美国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内任职，担任过国务院顾问、副国务卿、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美国贸易代表以及常务副国务卿。

他以卓越的外交和贸易谈判能力而闻名，参与了两德统一谈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等，在其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卸任政府职务后，他曾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推动了多项重要改革，致力于减贫和全球发展。佐利克现为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获得美国外交学院的安纳伯格卓越外交奖，并多次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

佐利克是美国政界的“中国通”，任常务副国务卿期间开启了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并提出视中国为“利益攸关方”的外交新理念。他长期积极推动中美两国的互动与合作，对中美关系稳定、正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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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利克是美国外交界的“多面手”。他的工作经历覆盖了外交、商业、国际组织、战略智库和大学等领域。这部力作从丰富的个人体验中提炼出思想精华，同时具有广阔深厚的大历史观。对比近年来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的乱象，以及美国治国传统所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佐利克的观点更是难得的警示。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人大都是通过“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提法了解佐利克先生的。他是美国资深政治家、外交家和国际经济专家。在这本书中，佐利克以不同阶段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为牵引，试图以自身的理解来勾画出200多年来美国与世界互动的基本轨迹。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精心剪裁和深入分析，以及信手拈来、夹叙夹议的春秋笔法，这一基本轨迹可以说跃然纸上，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长期在“干预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摇摆，这种周期性波动根植于美国的历史传统与价值观的内在矛盾。佐利克先生21世纪初在共和党政府中担任高官时，共和党政府采取的是激进的对外干涉主义，再对比当下共和党政府的做法，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佐利克先生在书中的观察。因此，这本书对于我们从大历史的视角深入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这本书详细描述了美国自18世纪末以来外交的重大事件和历程，介绍了美国由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弱国成长为世界霸主的外交历程。书中对美国立国以来的外交史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其中不乏独特的见地。这是美国资深高级外交官对美国外交的感悟与洞见，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作为美国学者对美国外交的历史纵深观察。书中许多见解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当代外交的历史源起。这本书对美国走向全球的历程描写尤其深刻，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件，比如美国对外关税出台的过程、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推出过程、尼克松访华等的论述有力地丰富和补充了以往其他著作的观点。这本书并不是一个高官对自我经历的简单回顾，或人云亦云重复人所共知的外交史实的作品，也不是为美国外交赞美和辩解的作品，而是相对客观地评述美国外交之作，是一部有研究深度的学术专著，值得一阅。

——王帆，外交学院教授，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前政要，佐利克对美国外交深入的思考、独特的观察以及生动的亲身经历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赋予其不同于一般外交史著作的风格。他对不同总统外交理念与风格的概括精准而深刻，引人入胜。当然，作者对一系列人和事的褒贬反映了其个人的理念和偏好，读者不必赞成他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重要的是，在美国民粹主义抬头、经济民族主义和外交单边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这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美国外交转型的深刻意义。

——吴心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

“历史是国家的记忆”，《论美国》一书从历史视角为理解美国外交搭建了一个思维框架。佐利克以“实用主义”来定义美国外交，并提出“五个传统”来解释美国外交的周期性和摇摆效应。这种长历史视角的动态分析无疑是世界百年大变局下理解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有力工具，也为世人更好判断美国外交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有益借鉴。

——高飞，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副会长

研究美国，看透美国，是加速演进的世界变局中各国战略学术界，特别是中国战略学术界愈加重要和愈加紧迫的工作任务。当我们去探究美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时，显然必须研究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佐利克的《论美国》值得一读。这是一本论述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书，是一本局内人撰写的专业性作品，它聚焦美国，聚焦外交，梳理历史，深挖规律，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作者的许多观点，对我们看清当前美国的内外战略也是有所帮助的。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佐利克对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思考以及建立合作性、建设性双边关系的呼吁，是基于对美国两百年来成功外交经验的历史总结，反映出一种难得的历史理性。他的声音值得中美两国更多人去听到，希望更多读者从中得到启发。

——俞建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罗伯特·佐利克的《论美国》消解了政策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割裂，揭示了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历史延续性。当读者掩卷沉思时，收获的不仅是对美国外交的重新认知，更是一套理解大国兴衰的战略思维框架。这部兼得史学深度与战略视野的著作，最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美国外交的本质，是实用主义哲学在历史实验室里的持续实验。《论美国》的出版，正值全球治理秩序面临二战以来最深刻重构的历史节点。它既是对美国外交基因的解剖，也为所有关注国际政治走向的读者提供了战略思维的磨刀石。对于那些试图理解中美战略博弈深层逻辑的读者，佐利克的框架超越当下纷争，提供了历史向度的认知工具。

——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罗伯特·佐利克的《论美国》格调清新，叙事生动，不仅描绘了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的历史演进，而且也把美国立国之后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大国博弈的精彩画面展示出来了。书中既有精辟的历史阐释，也有深刻的现实分析，是一部难得的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佳作！这在美国外交政策正在“转轨”的今天，具有超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激励了佐利克撰述本书的计划，但佐利克已经超越了基辛格的欧洲经验和欧洲视角，攀上了美国外交家思考和阐释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新高峰，非常值得一读。

——刘德斌，吉林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本书作者以“俱往矣”的气概，在对前人成果进行批判吸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思路，即实用主义的路径来总结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的经验教训。本书善讲故事，把许多美国重大外交历史事件以细节生动的故事形式讲述，读起来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书的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对大量史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精心梳理总结出“美国与世界接触过程”中的五个传统。

——夏立平，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创始院长

在美国外交团队长期任职的经历，使佐利克对美国外交决策有着更为独特的理解，佐利克还将这种独特的理解用于对“国家记忆”之一—美国外交史的解读，给世人奉献了一部非传统的外交史著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佐利克的《论美国》或许可以为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打开一扇窗。

——刘国柱，浙江大学求是智库教授

罗伯特·佐利克选择18位美国建国以来对美国外交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家，以深邃宏阔的历史视野展现了近250年美国对外政策演变，并凭借其丰富的长期政府工作经验，从美国政治、外交实践参与者的视角，独具慧眼地提出了自己所提炼的美国外交中长期所形成的五大传统。贯穿全书，佐利克特别强调了国内政治和历史经验对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重要影响，以及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以实用主义的务实态度处理国家对外关系和应对来自世界上的各种挑战。该书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和认识当前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当下中美关系。

——韩召颖，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常说常新的话题。《论美国》一书围绕美国历史人物构建时代坐标，以恢宏的视角、纵贯历史的笔触和幽默的文字，生动叙述了美国自独立战争至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的200多年外交发展演变历程，并精心勾画出美国在与世界纵横捭阖的接触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五个传统。本书作者罗伯特·佐利克曾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拥有丰富的一线外交实践经验，他对美国外交的全局性观察和解读不失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实务的完美结合。无论是对于国际研究专业从业人员，还是初窥堂奥的国际外交史爱好者，《论美国》都是一部值得静心阅读和思考的美国外交史力作。

——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作为当今美国战略界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资深外交官，佐利克可谓谙熟美国重大内外政策的“全能大师”，也以实用主义著称。在《论美国》一书中，佐利克用历史细节与思想演变串联起一部美国与世界互动的全景式画卷。基于对两百多年历史的梳理与探究，从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导向出发，佐利克在本书中明确提炼出美国外交与对外政策的五个传统。这五个传统强调了美国自身的国家特性、兼顾了美国经济发展与地缘政治需求、突出了美国国内因素的支撑以及美国自身持续变化的未完成态，为全世界进一步有效理解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表达与选择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理论依据，堪称有助于进一步读懂当今美国乃至世界巨变的重要佳作。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外交学系系主任、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罗伯特·佐利克因其20年前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概念而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印记。从世界银行行长卸任后任职于哈佛大学，佐利克完成了自20世纪末就开始探寻的美国外交史大作。《论美国》一书，实际上是佐利克在精心挑选专家论述的基础上，辅之以局内人视角，构建了理解美国自建国以来在世界事务中成功之道的五维认知框架。总的来看，佐利克总结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美国外交哲学，在实力基础上，因时、因势调整外交。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罗伯特·佐利克以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再现了美国外交史上的关键人物和历史事件，该书看似在剖析美国外交决策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实则是在探讨战略视野和实用主义是如何纳入外交决策和实际行动的。这本书是理解美国外交传统、今日现实及未来挑战的必读之作。

——张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当前国际局势变化莫测，其中尤为关键的是美国对外政策及美国对华政策晦暗不明。但目前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论著却益发稀少，难以令公众难以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脉络和走向。佐利克作为美国资深政界人士，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设计的重要参与者，对美国外交演进的理解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自有其独特之处。该书思考深刻但又内容简洁，格局恢宏但又不失重点，是系统了解美国外交政策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极好读物。

——姚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佐利克的《论美国》以重要人物为线索，既呈现决策的政治过程，又兼顾外交的思想传统，特别是关注到科学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整部书见事见人、有表有里，从外交史的角度给我们讲述了美国何以成美国。

——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这本书从一个明智而务实的实践者的角度讲述了对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的非凡成就。一本好书。

——约瑟夫·S.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软实力》作者

罗伯特·佐利克以实践者的独特见解，带领读者了解从富兰克林到特朗普的美国独特治国之道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为当今对领导力、谈判和外交感兴趣的任何人提供了清晰的分析和实践课程。

——格雷厄姆·艾利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注定一战》作者

一部好读且富有洞察力的美国外交政策史。

——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文明》《货币崛起》作者

这本书深入研究了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其文笔优美，时而激情澎湃，是世界顶级决策者之一数十年深刻思考的产物。罗伯特·佐利克的内幕知识与敏锐的历史洞察力相结合，形成了一部令人信服的论著，能够在未来数十年中引导美国的方向。

——安德鲁·罗伯茨，历史作家，英国上议院议员，《拿破仑大帝》《丘吉尔传》作者

这本书内容广博而深刻，它将重振外交历史学。罗伯特·佐利克强调了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老布什的美国人的务实本能，以及技术和贸易在扩大美国影响力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除了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叙述之外，这本书还为理解美国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沃尔特·艾萨克森，《史蒂夫·乔布斯传》《基辛格传》作者

《论美国》是一部易于理解且引人入胜的美国外交史，由该国最聪明、最有能力的外交政策从业者之一撰写。罗伯特·佐利克比大多数人更清楚美国的命运与世界其他地区是多么不可分割，这本书的每一页都闪耀着恰逢其时的经验教训。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美国前国务卿

很少有人像罗伯特·佐利克那样了解或熟练运用治国之道。他的新书《论美国》审视了美国外交的历史，以及美国外交官对务实结果而非理论方法的重视。当我们进入未来不确定的多极世界之际，佐利克雄辩地说明，这一传统对于该国保持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至关重要。

——詹姆斯·A.贝克三世，美国前国务卿、财政部前部长

佐利克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写了一部开创性的、富有洞察力的、有趣的著作，吸引了学者和普通读者。《论美国》为理解美国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美国的外交政策，充满了迷人的小插曲，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实用主义和创新精神。

——小亨利·M.保尔森，美国财政部前部长

从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美国第一位外交官出访巴黎，到近年来动荡的经历，这本书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回顾，对自美国成立以来发展的传统进行了周密的反思，并对未来的可能性进行了极佳的判断。

——戴维·彼得雷乌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一位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对美国外交、其实践者及其传统进行了精湛的考察。这本书充满了丰富的叙述和敏锐的洞察力，是在更复杂、更拥挤和更具竞争力的国际环境中驾驭美国外交之船的重要指南。

——威廉·伯恩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美国前副国务卿

目录

序言 美国的第一个外交官（1776—1788）

第一部分 美洲新纪元：大陆领土、财政权、中性独立以及共和党人联盟（1789—1897）

第1章 以经济和金融构建权力体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第2章 一个中立的大陆国家：托马斯·杰弗逊

第3章 西半球战略和美国现实主义：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

第4章 维护联邦与和平扩张：亚伯拉罕·林肯和威廉·西沃德

第二部分 美国和全球秩序（1898—1920）

第5章 “门户开放”与中国问题：海约翰

第6章 欧亚间的权力平衡：西奥多·罗斯福

第7章 重塑世界政治的理想与现实：伍德罗·威尔逊

第三部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主义者（1921—1944）

第8章 军备控制和华盛顿会议：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第9章 国际法与国际合作：伊莱休·鲁特

第10章 自由贸易体系与和平：科德尔·赫尔

第四部分 美国同盟的新秩序（1945—1988）

第11章 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同盟体系的构建者们

第12章 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范内瓦·布什

第13章 冷战中的危机管理：约翰·F.肯尼迪

第14章 越南政策的失败与教训：林登·约翰逊

第15章 战略转型与美国式现实政治：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

第16章 国家复兴与价值观：罗纳德·里根

第五部分 结束与开始（1989—）

第17章 后冷战国际体系：乔治·H.W.布什

第18章 美国外交的五个传统

后记 从传统到今天

鸣谢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