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执行死刑，最终身中6枪牺牲，享年45岁。

与朱枫一起牺牲的还有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以及曾任吴石副官的上校聂曦。

这场涉及到在台级别最高将领的间谍案，曾经轰动一时。“间谍案四要角”中，朱枫的角色是华东局情报局派到台湾的特派员，负责与吴石联络，将吴石提供的情报送回大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朱枫之所以能顺利去台湾，继女阿菊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她去世后，阿菊非但不为她收尸，甚至不承认她这个继母。

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其实阿菊身份不简单。

一、朱枫与阿菊的关系

朱枫是浙江镇海人，家里世代经商，十分富有，她原名启英，学名贻荫，后来老师为她改名为谌之，意为光明磊落，朱枫则是他参加革命后的化名。

朱枫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思想十分开明。

然而，在1927年的时候，不知何故，朱枫的父亲竟然将他嫁给奉天兵工厂炮子厂大技师、镇海籍人士陈绶卿当小妾，陈绶卿比朱枫大很多，且有过一段婚姻，与亡故的前妻育有二子二女，其中两个女儿分别叫陈宜、陈莲芳，陈莲芳便是阿菊，别名陈志毅。

朱枫嫁给陈绶卿的时候，阿菊只有七岁，两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对阿菊很好，阿菊也一直把她当做亲生母亲来看待。

与陈绶卿结婚后，朱枫曾生下过一个女儿，但早早夭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很快沦陷，朱枫与陈绶卿一起回镇海避难，但回乡后不久，陈绶卿便因病去世，朱枫便承担起了抚养几个孩子的重任。

后来，朱枫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靠拢，长期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期间与中共党员朱晓光结婚，育有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

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朱枫对阿菊的照顾从未懈怠，在她的精心照料下，阿菊健康长大，而且接受了良好教育。

可以说，朱枫与阿菊的感情十分深厚，已经大大超越了一般的继母和继女关系。

1945年，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被派往中共华中局在上海的商贸机构任职，负责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的财务工作，兼管情报部门经费。

在上海任职期间，朱枫游走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结交了不少人，也挽救了不少同志，并通过合法渠道为组织筹措了大量经费。

得益于在上海的工作经历，朱枫积攒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这为她日后奔赴台湾打下了基础。

朱枫去上海的时候，受到身份及工作限制，阿菊没被带走。

后来，阿菊被辗转交给一个国民党官员抚养，受此影响，阿菊长大后心向国民党，并通过选拔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还嫁给了一个叫作王朴（又名王昌诚）的人，此人也是国民党情报人员。

对于这一切，朱枫一直都不知情，不过阿菊也不知道她是红色特工。

1949年，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阿菊跟着王朴前往台湾定居，她在某情报部门任职，而王朴则担任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

彼时，朱枫则在香港一所地下党创办的贸易公司做财务工作，还兼职做负责迎来送往的地下交通工作。

原本，朱枫与阿菊失去了联络，但命运却悄然将两人再次联系到一起。

二、以探亲之名赴台

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全国即将迎来解放，对台工作也被提上日程，而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万景光，则被寄予厚望，后来他被国民党称为“中共对台湾工作的主角”。

当时，吴石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在启程赴台之前，专门到香港与万景光进行了一次会面，他除了将两份关于国民党军在西南和西北的重要军事情报交给万景光之外，还同万景光商议决定，派遣一名可靠的同志到台湾，协助他进行情报传递工作。

这件事其实让万景光十分为难，因为与吴石这种高级将领联络的交通员，一要绝对可靠，二要有合适的身份，三要经验丰富，他一时还找不到这样的人，无奈之下吴石只得让副官聂曦到香港进行情报传递，这么做的风险其实很大。

就在万景光发愁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朱枫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

事情是这样的，朱枫来到香港之后，很想念继女阿菊，但苦于失去联络，便给在上海工作的另一继女陈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陈宜如能联系到阿菊，请转告阿菊，说她很想念阿菊，让阿菊有机会到香港去找她。

原本，朱枫对找到阿菊并不抱希望，结果陈宜真就联系上了阿菊，阿菊还写了一封信到上海，告诉她说，自己现在台湾工作，刚刚生了小孩，无法到香港找她，希望她到台湾小住。

朱枫见信的时候，万景光恰好在寻找交通员，他得知这件事后，便对朱枫说，“我要找的交通员，原来就在身边啊！”

万景光认为，朱枫背景可靠，革命意志坚定，地下工作经验也比较丰富，现如今又有了去台湾的合适借口，是担任交通员的不二人选！

然而，朱枫在接到指令之后，却十分踌躇，她不是不想去台湾，而是因为不久前她刚给聚少离多的丈夫朱晓光写信，说自己即将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将要返回内地团聚，到时候把寄养在别处的两个孩子也接来，结果就被上级要求去台湾，这让她在感情上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朱枫最终决定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将个人感情暂时放在一边，他在1949年11月给丈夫和女儿的信中说：

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于是，朱枫使用本名朱谌之，以探亲为名，登上了去往台湾的轮船。

朱枫不知道的是，此去台湾万分凶险，阿菊也早已不是当初她认识的那个孩子。

朱枫更不知道的是，她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直到60年后骨灰被送回大陆！

三、顺利完成任务

1949年11月27日，朱枫抵达基隆港，并顺理成章地住进了阿菊家。

按照组织要求，朱枫有两重身份，一个是特派员，一个是交通员，遵循“两条线、两个人”原则，她只能分别与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和吴石单独联系。

朱枫在台湾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吴石那里获取情报，然后交给蔡孝乾传递出去。

蔡孝乾不能与吴石直接见面，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是商人，目标比较大，容易暴露，从而牵连吴石。

朱枫在阿菊家住了几天，便马上开展工作，他以“陈太太”的身份，找到了一家名为“三荣行”的南北货店，声称受到香港“刘老板”（即万景光）之托，给老郑带信，老郑即是郑老板，是蔡孝乾的公开称谓。

很快，朱枫便与蔡孝乾搭上线，她说自己将在阿菊家住两个月，希望蔡孝乾协助他传递情报，蔡孝乾表示同意，但说台湾局势不好，已经有很多人被抓，让她小心谨慎。

朱枫不敢耽误，很快就与吴石取得联系，两人前后一共见面7次，获取了大量具有重大价值的军事情报，包括台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图在内。

在蔡孝乾的协助下，朱枫将情报送到基隆港，交给了“安福号”海轮大副，此人是中共华东局的特别情报员，专门负责转送情报。

像这样的情报传递活动，朱枫与蔡孝乾进行了多次，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阿菊也从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实际上，阿菊和王朴的本职工作也是情报，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共产党竟然就在身边。

四、惨遭逮捕杀害

1950年1月下旬的一次联络中，朱枫没能如约见到蔡孝乾，只发现了蔡孝乾留下的纸条，说“台工委”主要负责人张志忠被捕，蔡孝乾也已经隐蔽起来，希望她也尽早想办法撤离。

向朱枫发出警报后不久，蔡孝乾就遭到逮捕，特务从他身上发现了一张10元台币，上面有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就是王朴家里的。

在保密局大特务谷正文的努力下，蔡孝乾最终供出朱枫就是中共特派员。

在此之前，吴石已经得知蔡孝乾被捕之事，为了让掩护朱枫转移，他冒险给朱枫签发了一张去往舟山群岛的特别通行证，朱枫拿着通行证，乘坐空军运输机抵达舟山群岛，准备乘船返回大陆。

1950年2月6日，保密局特务追到王朴家，发现朱枫早已逃走，便不由分说地将王朴逮捕，王朴都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舟山群岛驻扎着国民党三个军，国共两军隔海对峙，战争气氛浓厚，为了防止部队向解放军投诚，保密局在此驻扎了大量特务。

朱枫本打算在春节前后乘船渡海去上海，可怎么都找不到船，她只得暂时住在沈家门医院，因为这里人员众多，十分混乱，不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

但是，朱枫在医院待的时间太长，最终引起了大特务沈之岳的注意。

2月18日，在沈之岳的指挥下，一群特务包围了沈家门医院，将朱枫逮捕了。

特务又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次长”三个字，经过谷正文的一番探查，最终从吴石的妻子那里得知，吴石曾多次与朱枫见面。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下令对吴石家进行搜查，最终发现了吴石签发给朱枫通行证的存根，如此吴石的罪名便坐实了，当即遭到逮捕。

朱枫被捕之后，虽然不明情况，但预料蔡孝乾或者吴石已经被捕，否则敌人不会兴师动众抓她，她便感到忧心忡忡。

2月26日，朱枫发起高烧，趁着特务们不注意，她偷偷从衣服中取出一只金手镯，掰开成四段，分四次吞食，试图吞金自杀。

当特务们打开牢房时，发现朱枫躺在地上，身体蜷缩在一起，似乎十分痛苦。

这样重大的要犯，决不能这么死去，特务们便将朱枫送去救治，医生给她灌了好几次泻药，她这才将金镯子排出来，硬生生将她给救活了。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审讯，蔡孝乾第一次被捕之后侥幸逃走，第二次被捕后他没有反抗，而是供出了几百名地下党员，包括吴石和朱枫在内。

吴石和朱枫都遭受了严刑拷打，但二人始终没有吐露半字，最终蒋介石亲自下达秘密处决令，将二人及陈宝仓、聂曦一起杀害。

朱枫虽是一介女流，表现却十分顽强，就连谷正文都十分钦佩，他曾在工作报告中这样评价她：

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夜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五、阿菊拒认继母

阿菊虽然是国民党情报人员，但朱枫被捕及遭杀害之事，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仅如此，阿菊还受到了朱枫的牵连，这是怎么回事？

当初，保密局特务在王朴家中没有找到朱枫，便将他给抓了起来，关押了几个月，这才查清楚他与朱枫没有关系，便将其释放。

不过，受到朱枫事件的影响，王朴和阿菊在台湾的处境很不妙，一直是重点监视对象，职业前途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朱枫牺牲后，阿菊感到很伤心，曾向台湾“军法处”求情，说要给朱枫收尸并领取遗物，台湾“军法处长”也同意了，但最终阿菊没有去收尸，朱枫的遗体便被“卫生局”火化，此后便再无记载，没有人知道朱枫的骨灰去哪了。

对于这件事，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对阿菊表示理解，她曾说，“那种年代，他们（王朴和阿菊）一定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正如朱晓枫所言，阿菊之所以没去给朱枫收尸，正是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毕竟她与王朴都是国民党情报部门成员，如果不能与朱枫撇清关系，处境将更加艰难。

2005年，一个叫徐宗懋的台湾作家，对阿菊进行了采访，那时候阿菊已经85岁，他开门见山地对阿菊说，“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阿菊却很激动地回答说，“妹妹，我没有妹妹！”

当徐宗懋提到朱枫时，阿菊又快速反应说，“朱谌之是共产党，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阿菊的反应很激烈，徐宗懋从她的话语及态度中，明显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留在她心里的压力，直到八十多岁都无法释怀，可见当年她遭到了怎样的对待。

当徐宗懋问到是谁给朱枫收尸时，阿菊回答说不是王朴，也不是自己，而是“政府”处理的，至于骨灰在哪里，她也不知道。

阿菊拒认继母朱枫，不是因为她绝情，而是因为恐惧，她内心是深爱朱枫的，但迫于压力，她不得不与朱枫划清界限，哪怕年老了，局势也改变了，依然感到心惊胆战。

2010年，朱枫的骨灰最终找到，被放在一处无主骨灰罐内，名字也错写成了“朱湛文”。

同年12月，朱枫的骨灰被运送回大陆，被安葬在镇海老家，至此客死他乡的英雄终于回家，而阿菊却永远留在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