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谷正文晚年坦言：吴石案是一辈子最重包袱，低估了他的意志力

2000年前后，台北一间老旧公寓里，88岁的谷正文坐在轮椅上，面对日本NHK记者的镜头，突然红了眼眶。这个一辈子搞特务工作、手上沾满鲜血的老人，提起60年前的吴石案，竟罕见地沉默了。良久，他才喃喃道：“吴石案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

当记者追问“你后悔过吗”，谷正文盯着窗外，半天冒出一句：“干这一行就是押大小，输家没资格抱怨。”可没人知道，他书桌抽屉里，藏着一本未完成的手稿《吴石案补遗》，三页空白纸上，只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我输了，输在太相信眼睛。”

你可能会问：一个特务，为什么会对自己办的“大案”耿耿于怀？被他视为“包袱”的吴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场震惊两岸的谍战，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悲壮与背叛？咱们从1949年那个夏天说起——蒋介石一道紧急命令，拉开了这场大戏的序幕。

1 、晚年谷正文的“心病”：赢了案子，却输了“底气”

先说说谷正文这个人。他是国民党保密局的老牌特务，一辈子搞破坏、抓地下党，手上有多少人命，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晚年的他，总爱跟人吹嘘当年“破获多少大案”，唯独提到吴石，他要么沉默，要么语气复杂。

NHK记者采访他时，曾拿出一张老照片——1950年6月，吴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前的照片。照片里的吴石，穿着旧军装，腰杆挺得笔直，脸上没有丝毫惧色。谷正文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突然说：“我低估了他的意志力。”

原来，当年审讯吴石时，谷正文用了各种手段——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可吴石从头到尾没松过口，没供出一个同志。谷正文后来在手稿里写：“我以为只要让他看到妻儿的照片，他就会妥协；我以为只要提他在军界的朋友，他就会动摇。可我错了，他的心比石头还硬。”

更让谷正文难受的是，吴石案后，他在保密局的“地位”虽然高了，可心里总像压了块石头。有次他跟老同事喝酒，醉了之后说：“吴石那样的人，怎么会是共党？他要是想当官，国民党里谁能比他混得好？”

这话其实戳中了关键——吴石不是没出路，而是主动选择了“死路”。他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军界人脉广，连陈诚、周至柔都是他的好友或门生。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中共送情报？

2 、从保定军校到国防部次长：谁能想到他是“密使一号”

1894年，吴石出生在福建闽侯一个普通家庭。他从小就聪明，读书刻苦，20岁时考上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可是当时中国最牛的军校，出来的学生都是军界的“香饽饽”。吴石在军校里表现突出，尤其是战略战术课，每次考试都是第一，连教官都夸他“有大将之才”。

毕业后，吴石从基层军官做起，一路升到陆军大学教育长。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培养高级将领的地方，吴石在这儿教过的学生，后来很多成了军长、司令，所以他在军界有个外号叫“吴校长”——不是因为他当过大学校长，而是因为他的学生遍布军界。

抗战时期，吴石更是立下大功。他负责整理日军的情报，制定防御计划，好几次帮国民党军队避开了日军的包围圈。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后来又升为参谋次长，成了国民党的“高层智囊”。

按说，吴石的日子本该过得顺风顺水——官至中将，朋友满天下，家人团聚。可他偏偏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有人借着抗战的名义贪污军饷，有人强征老百姓的粮食，有人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他曾跟身边的人说：“这样的党，怎么能救中国？”

就在这时，中共地下党找到了他。对方没有逼他，只是给了他一些解放区的报纸，跟他聊老百姓的生活——解放区里，官兵平等，农民有地种，孩子们能上学。这些话，戳中了吴石的心事。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得没饭吃，就是因为地主占了土地。他慢慢明白：自己要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一个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中国。

于是，吴石答应了——他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高级别的特工，代号“密使一号”。没人知道，这个在国民党会议上侃侃而谈的“吴次长”，口袋里装着要传给中共的情报；没人知道，这个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将领，心里早就装着另一番天地。

3 、香港来的“姑妈”：朱枫与三人情报小组

1949年8月，蒋介石下令让吴石赴台，还特意嘱咐“带全家一起走”。吴石表面答应，心里却早有打算——他把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留在了大陆，只带了妻子王碧奎和年幼的两个孩子去台湾。后来有人问吴韶成：“你爸为什么不带你去台湾？”吴韶成说：“我爸跟我说，大陆才是咱们的根，他去台湾是‘出差’，早晚要回来的。”

其实吴石心里清楚，台湾是国民党的最后据点，特务活动肯定猖獗，带着年幼的孩子去，是怕他们有危险；留下年长的儿女在大陆，是想给他们留条后路。这个决定，后来成了他对家人最后的牵挂。

到了台湾后，吴石很快联系上了中共地下党。1949年11月，一个名叫朱枫的女人从香港出发，乘船抵达台湾。她对外的身份是“探望养女陈莲芳的姑妈”，实际身份是中共地下党，肩负着跟吴石对接、传递情报的任务。

朱枫可不是普通的女特工。她本名朱谌之，浙江镇海人，早年参加革命，在上海、香港做过地下工作，经验丰富。她曾多次冒着风险，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传递情报，有“红色女谍”的称号。这次来台湾，她带了一个特制的手提箱，夹层里藏着密写药水和密码本。

很快，吴石、朱枫，还有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组成了一个三人情报小组。蔡孝乾是台湾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负责联络基层地下党；吴石负责获取国民党的核心军事情报，比如兵力部署、防御工事图；朱枫负责把情报加密后，通过基隆港的商船，送到华东局。

这个小组配合得有多默契？举个例子：1950年初，国民党计划在台湾海峡部署军舰，阻止解放军渡海。吴石利用职务之便，拿到了军舰的航线图和部署时间，连夜交给朱枫。朱枫用密写药水把情报写在一本《古文观止》的空白页上，让商船船长以“探亲”为名，带到了厦门。正是这份情报，让解放军提前做好了准备，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短短几个月里，他们传递了几十份重要情报，包括国民党在台兵力分布、机场和港口的防御情况，甚至还有蒋介石的秘密军事会议记录。这些情报，为后来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关键支持。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情报网，会毁在一个最不该出问题的人手里——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4 、悬念：美人计下的背叛！谁毁了整个情报网？

1950年3月，台湾省工委的一个地下党员被捕，经不起拷打，供出了蔡孝乾的藏身之处。保密局的特务很快抓住了蔡孝乾。这不是蔡孝乾第一次被捕——1947年他就被捕过，后来趁机逃脱，可这次，他遇到了谷正文。

谷正文太了解特务的套路了。他知道蔡孝乾好色，就找了个跟蔡孝乾有染的女人——他的小姨子马文娟，让马文娟假装“探监”，去监狱里劝蔡孝乾“认罪”。

马文娟见到蔡孝乾后，哭着说：“你要是不招，我也会被牵连，咱们的孩子怎么办？”蔡孝乾本来就没多少骨气，被马文娟这么一劝，加上谷正文承诺“只要招供，就放你和家人一条生路”，他当场就叛变了。

他不仅供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地下党名单，还交出了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有一行字让谷正文眼睛一亮——“吴次长”。

谷正文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当时就笑了：“你是不是搞错了？吴次长是蒋委员长信任的人，陆军大学的教育长，怎么可能是共党？”

不光毛人凤不信，国民党内部的将领也都不信。陈诚专门找到蒋介石，说：“吴石为人正直，军事素养高，绝不可能叛变。”蒋介石也觉得不可思议，说：“再查一查，别冤枉了好人。”

谷正文却认定吴石有问题。他知道，硬来肯定不行，得用“软招”。他想到了一个人——吴石的妻子王碧奎。

5 、无心之失：王碧奎怎么泄露了朱枫的名字？

谷正文先是派人查了吴石的人际关系，发现自己早年在史政局工作时，吴石曾是他的上司，还提拔过他。于是，他借这个“恩情”，给王碧奎写了封信，说：“当年承蒙吴次长提拔，我一直想报答，最近听说次长遇到点小麻烦，我想请您来家里坐坐，帮您想想办法。”

王碧奎是个老实人，没多想，就去了谷正文家。谷正文一见到她，就装出一副“热心肠”的样子，倒茶、递水果，拉着她聊家常。聊着聊着，谷正文话锋一转：“王女士，最近有没有陌生人来找过次长？比如从大陆或者香港来的？您别担心，要是有，您跟我说，我帮您摆平，毕竟妇道人家，交错朋友，并不知其共党身份，当然不会成为重大案子。”

这句话其实是个陷阱——谷正文故意提“香港来的人”，就是想套出朱枫的消息。王碧奎哪里知道这是圈套，她想起朱枫来家里时，吴石介绍说“这是从香港来的朱小姐，探望养女的”，就随口说了句：“倒是有个朱小姐来过，说是从香港来的，跟先生聊过几次天。”

谷正文心里一喜，表面却不动声色，接着问：“这位朱小姐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啊？要是有需要，我也能帮着照顾照顾。”王碧奎没多想，就把朱枫的化名和住处告诉了他。

等王碧奎走后，谷正文立刻派人去查“香港来的朱小姐”，很快就确认了朱枫的真实身份。而另一边，吴石听说蔡孝乾叛变，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大事不好。他赶紧找到朱枫，说：“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离开台湾。”

吴石利用自己的职权，给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上面写着“朱谌之，赴舟山探亲，准予通行”。他让朱枫从舟山乘船去上海，因为舟山当时还有国民党的驻军，用这张通行证，不容易被检查。

可吴石没想到，这张他亲手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后来成了给他定罪的关键证据。

6 、末路：朱枫的延误与吴石的绝笔

朱枫拿着特别通行证，连夜赶往舟山。可偏偏赶上台风，去上海的船延误了，她只能在舟山的一个小旅馆里等着。没想到，谷正文的人已经追到了舟山，很快就找到了朱枫，把她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谷正文又派人去抓吴石的副官聂曦和国防部三厅作战科长黄德美——这两个人都是吴石的亲信，也参与了情报传递。聂曦和黄德美很快被捕，没几下就被拷打招供了。

接下来，谷正文带人去搜查吴石的家。特务们翻箱倒柜，不仅找到了那张特别通行证，还在一个隐秘的抽屉里，发现了陈宝仓手写的一份军事情报——陈宝仓是吴石的好友，也是地下党，负责协助吴石获取情报。

证据确凿，蒋介石再也不能不信了。他气得拍桌子：“吴石辜负了我的信任！”1950年4月，吴石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台北看守所。

在狱中，吴石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却始终没低头。他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诗里没有抱怨，只有对信仰的坚守。

朱枫在狱中也表现得无比坚强。特务们对她严刑拷打，逼她供出更多地下党，可她只说：“情报是我传递的，跟其他人无关，要杀要剐，冲我来。”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阳光刺眼。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四位烈士被押了过来。他们穿着整齐，神态自若，没有丝毫恐惧。当行刑的枪声响起时，吴石还大声喊着：“中国一定会统一！”

这一天，成了两岸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四位烈士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信仰。

7 、命运的反差：叛徒的长寿与烈士的传承

让人唏嘘的是，与四位烈士的悲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叛徒和特务的“长寿”。

蔡孝乾叛变后，成了国民党的“污点证人”，帮着特务抓了更多地下党，手上沾满了同志的鲜血。可他却活得好好的，一直到1982年才病死，享年79岁。

谷正文更是活到了2007年，享年95岁。他晚年虽然对吴石案耿耿于怀，却从未真正忏悔——他在采访中说“输了”，不是输在良心，而是输在“低估了对手的意志力”。

而烈士们的后代，却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父辈的精神。

吴石留在大陆的长子吴韶成，后来考上了南京大学，成了高级经济师，还当选了河南省人大代表。他一辈子都在为经济建设出力，常跟子女说：“你父亲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牺牲的，咱们不能辜负他。”

长女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后来成了中医科学院的研究员，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她一辈子致力于中医研究，救治了无数病人，她说：“父亲常说‘医者仁心’，我想做的，就是帮父亲完成他没完成的事——让老百姓健康生活。”

在台湾由王碧奎抚养长大的两个孩子，因为历史原因，记载很少。但据知情人士说，他们后来都成了普通人，低调生活，从不提及父亲的往事——或许是怕被牵连，或许是想守护这份沉重的记忆。

王碧奎在吴石牺牲后，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日子过得很艰难。她从未抱怨过，只是常常对着吴石的照片发呆。1980年5月，她带着孩子移居美国洛杉矶，1993年2月，在洛杉矶病逝。

而吴石，直到1973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94年，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王碧奎的骨灰被从美国运回北京，与吴石的骨灰合葬在福田公墓。这对分别了43年的夫妻，终于在九泉之下团聚了。墓碑上，只刻着两行字：“吴石 王碧奎 夫妻合葬”，简单却庄重。

8 、吴石案的回响：信仰与背叛的启示

吴石案虽然已经过去70多年，却一直影响着两岸。它告诉我们：

第一，信仰的力量有多强大。吴石本来可以享受高官厚禄，却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的路；朱枫本来可以在香港安稳生活，却毅然奔赴台湾；聂曦、陈宝仓本来可以置身事外，却选择跟同志并肩作战。他们不是不怕死，而是更怕辜负自己的信仰——让中国统一，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第二，背叛的代价有多沉重。蔡孝乾虽然活了很久，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没人记得他的“功绩”，只记得他是个叛徒；谷正文虽然长寿，却一辈子被吴石案的“包袱”压着，连晚年都无法释怀。背叛或许能换来一时的苟活，却换不来内心的安宁。

第三，两岸统一是必然趋势。吴石在刑场上喊的“中国一定会统一”，不是空话。70多年来，两岸同胞一直为统一努力，而吴石等烈士的牺牲，更是提醒我们：统一不仅是国家大义，更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期盼。

现在，当我们站在福田公墓的吴石墓前，看着那简单的墓碑，总能想起那个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上，腰杆笔直的将军。他用生命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就是信仰，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

而谷正文晚年的那句“我输了”，或许也在告诉我们：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信仰或许会面临考验，但永远不会被打败。这，就是吴石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我们要记得那些曾经为了信仰而付出的每一个人，正是因为这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