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不过是高级水军，本质是谁赢帮谁？从历史来看权力和理性

咱们口中常说的知识分子，从广义上来说定位十分特殊，一边推崇“理性”，一边分配荣誉、权力和地位等，而当长时间体会到这种“特权”后，又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种自负感。

对于这个观点，其实1215年的英国有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也就是约翰王被贵族逼到绝路，不得不签下那份很快名声大噪的《大宪章》。

这本该是限制权力、保障权益的法律，却在签署后遭遇冷遇，教皇马上否认了它的效力，连贵族们自己也在之后的战乱中丢掉了坚持。一次看似伟大的改革，其实只是贵族们在国王头上讨来的筹码，没多少人当它是真正的规则。

《大宪章》刚问世的时候，谁都没有把它看作新世界的起点。连约翰王也想着如何绕开它，一边求教皇支持，一边想方设法反击，到了最后只留下了一地乱局。

在那个年代，国王和贵族的权力拉锯还很正常，没多少人真正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能改变国运。更何况，当时英国乃至欧洲的主流思想还是宗教权威和骑士精神，贵族顶多成了叛军形象，历史并没有赋予他们太多理想化色彩。

等到中央集权再度巩固，经济格局一变，《大宪章》也悄悄被遗忘。现实的发展步伐比理论要快很多，没人管文件里的宣言与条款是否实现，经历了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贵族和国王的利益斗争才是大家关心的重点。

直到资本主义和新兴力量登场，在和老势力的利益冲突中，需要抓住合法性武器，于是沉睡的《大宪章》才被重新翻出，赋予它全新的含义。

17世纪，英国经济风起云涌，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崭露头角。他们的利益被老贵族和国王垄断，想分一杯羹却没机会，只能用议会制衡国王。他们急需一个能代表“权利和自由”的标志，于是老文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像柯克那样的大法官开始重塑说法，把本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规定，变成人人都能享受的权利象征。这一手“再造历史”的操作，让《大宪章》成了英国全民自由精神的“祖传宝物”。

激烈的权力斗争拉开帷幕，议会和王室就税收、军权等诸多问题反复争抢。请愿书、权利法案一一上桌，王室失势，议会掌权。到“光荣革命”，议会彻底把“最后解释权”收入囊中，而政治宣传也开始大规模进入历史。

辉格党人热衷历史写作，他们编故事、造英雄，把“自由的议会打败专制的国王”包装成正义传奇，让人民相信英国自古就是靠法典管住了皇权。这些历史小册子流传甚广，塑造了全民对英国政治的想象。

这种“历史重写”的风潮很快渗透到世界各地，英国史学界很快看穿了这种政治造势，但社会舆论已经相信这一整套说法。

等北美殖民地独立，殖民地的领袖们也把《大宪章》当作自己争取自由的“圣经”，用它反对英国的统治。“无代表，不纳税”成了抵抗口号，而《大宪章》则被当作自由和正义的符号流传进了美国的档案馆。

可是，在英国的精英看来，这些说法根本不成立。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一针见血地指出，北美并不是文件精神覆盖的对象，殖民地更像是王室和议会投资出去的事业，谈不上享有本土权利。英美双方的学问人各说各话，其实都在为各自利益服务，非常现实。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总是和他们的利益紧密相连。无论是辉格党的宣传，还是美国独立时期的辩论，把历史文件包装成精神灯塔，背后是对权力分配和正统性的争夺。如果说谁解读《大宪章》的声音最大，那一定是掌握资源和影响力的人，不是单纯追求真理。

这其中透露出知识分子的特殊心理，他们把理性看得比实际还重要，总希望现实世界能照着自己的理论前进。理性自负成了“知识分子病”，本来信奉民主，却把自己绑在精英控制的轨道上，只要理性不被挑战，哪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则也没关系。一旦大众参与多了，他们又急着指责“民粹”，凭空给民主套上精英枷锁。

所以历史上每一次文件神化、理论美化，往往都是在权力结构已经大变，利益格局重新洗牌之后才汇总成“灯塔”。人与制度的前进路，不是靠一纸文书带动，而是因为利益推动、现实变化，然后文人和学者才点亮那盏代表理性的光。

文科领域解释历史的方式，总是不断被现实利益拉着走。谁掌握资源赞助、谁有足够影响力，谁就能把历史叙述说成真理。过去看似高冷的学派，实际也逃脱不了充当政治势力的“高级助理”的命运。

放在今天看，这些花哨的理论和故事，真正的意义是提醒大家：实践永远走在理论前面。知识分子不该永远抱着“理性优越”，不停为历史加戏，他们更应该顺着现实的潮流重新梳理自己的理论，把对世界的想象和创造力用到更实际的事情上。唯有不断反思，社会才能不停向前，不会被自负和旧说法所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