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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1950年初的台北，阴云低压，街上巡逻的人越来越多。就在这样的气氛里，一场连锁捕风开始。吴石案发、台工委瓦解，地下情报系统几乎在数月间被连根拔起。

人们熟知谷正文，却忽略了另一个名字——叶翔之。案件的每一步都隐藏着细微的转折，真正的关键，不在喧嚣的审讯室，而在一层层冷静的布局背后。

暗线被扯出的起点

1949年春，台湾岛的气氛紧绷。战局刚刚逆转，情报活动仍在暗中持续。印刷粗糙的小型刊物《光明报》开始在台北、基隆一带出现。它的内容多为政治评论与社会讯息，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背后的隐蔽印刷系统。情报机关在例行搜检中发现这份刊物，立即着手追查来源。

文件被送进侦防部门，分析从最微小的细节开始。纸张的纤维、油墨的成分、版面的排版方式都被放大比对。调查人员注意到，印刷字体与部分学校刊物极为相似。有人据此提出，印刷点可能隐藏在中学内部。于是，各地教育机构的印刷记录被调出，一份份核查。

侦查从台北一路延伸到基隆。几个月间，侦防人员进入学校印刷室、图书馆、教师办公室，调取样本。印刷模具的划痕、纸张供应的批号、油墨出库的时间都被一一登记。

10月下旬，情报系统掌握一条新线索。陈泽民被指与地下组织有联系，他的行踪在高雄暴露。10月31日夜间，侦防组派出人员在高雄执行抓捕。陈泽民被捕后，搜出多份名单与通信资料。这些文件成为案件的转折点。侦防部门确认，《光明报》并非单独行动，而是台湾省工委的对外刊物之一。

行动进一步升级。台北方面接到通报，指示立即收网。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下令扩大排查范围，要求对已掌握的印刷点、邮寄路线、联系人全部复查。从11月到次年1月，整座城市都在暗中搜寻。

1950年1月，调查重点集中在蔡孝乾身上。他曾任台湾省工委书记，长期负责组织与联络，行踪隐秘。经过多日侦控，1月29日清晨，侦防人员在台北一处住宅实施逮捕。行动过程简短，现场查获信件、名单、印章、电台部件等物品。

蔡孝乾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回。侦防部门立即组成专案组。讯问从夜间开始，持续数天。供词记录逐渐堆满案头。他承认与多名地下党员保持联系，并供出多处秘密据点。案件从此扩大。

在蔡孝乾的供述中，多个名字被提起，其中包括朱谌之、吴石、陈宝仓。一条潜伏多年的情报网络逐渐清晰。审讯记录被密封、归档、编号，随后移送更高层处理。岛内的情报系统开始连夜行动，追查所有关联线索。

谷正文负责的侦防组持续外勤行动。学校、印刷厂、邮局、商行、码头，凡与文书印刷有关的单位都在清查范围。短短两个月，侦捕行动从南到北，卷入者众多。《光明报》事件正式成为台工委覆灭的导火线。

一份印刷样本、一批纸张的编号、一名被捕的组织者，串联成一条破局的链条。这条链条从印刷室延伸到省工委，从街头的学生刊物直通高层的秘密名单。

连锁反应

蔡孝乾被捕后，侦防机关加速整理口供。每一页记录都被复印、盖章、编号。供述显示，省工委的活动涉及情报传递、联络掩护、物资转送等多项任务。情报机关决定同步审查所有相关人员。

1950年2月，调查线索跨海延伸。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捕。她长期担任华东方面的联络人，掌握关键通信方式。捕获当日，搜出文件、密码本与通信记录。消息传回台湾，专案组判断吴石的身份极可能暴露。

吴石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职务特殊。3月1日夜，行动开始。保密局在台北实施逮捕。行动经过严格计划，目标明确，过程短暂。3月2日起，案件移交第二处处理，由处长叶翔之负责审讯。

吴石被押入看守所。叶翔之亲自主持审讯，案卷堆满案桌。供词、文件、情报分析表逐日增加。调查重点集中在他与朱谌之的联系，以及是否传递军事信息。审讯人员反复比对文件，查阅会议记录与通信往来。

3月中旬，蔡孝乾的供述被送至第二处，与吴石、朱谌之的材料合并。三案被视为同一体系，案件正式并卷。叶翔之在报告中指出，这一系统牵涉广泛，必须综合审理。

与此同时，谷正文所辖侦防组继续外勤搜捕。多个联络点被查封。印刷设备、暗号纸、伪装文件被成批封存。侦防人员昼夜交替，梳理所有被捕者的供述。

4月初，参谋总长周至柔批准成立“高等军法合议庭”，专门审理此案。文件中列明主要涉案人员：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案件性质被定为间谍罪。所有审讯笔录被抄录成卷，移送军法系统。

在法庭的准备文件中，审讯日期、地点、执行官名单都有详细记载。叶翔之继续提供案件分析报告，梳理情报流向。供词中提及的时间、地点、参与者，被逐一比对。任何不符之处都要重新核实。

5月初，审理程序启动。合议庭依照既定流程审阅证据。吴石的供述、朱谌之的文件、蔡孝乾的口供成为主要依据。5月30日，判决签发，四人判处死刑。

6月10日早晨，台北马场町执行。行刑记录、签发命令、现场笔录一并归档。

但侦防行动并未停止。台南、台中、基隆等地仍在继续搜查。钟浩东案在此期间浮现，进一步扩展了调查范围。到1950年10月，相关案件全部审结。

从《光明报》的印刷，到吴石的扣押，从蔡孝乾的口供，到朱谌之的捕获，所有环节都紧密相连。每一份文件、每一条供词、每一次移送，都将省工委推向瓦解的边缘。

案件的发展没有突转，只有连续的逼近。它由印刷品起，由口供推，由审讯与档案收束。到这一年夏天，整个省工委的网络已不复存在。

审讯室与案卷

1950年3月以后，案件的节奏越来越快。叶翔之的办公室几乎昼夜亮灯。吴石被带来审问，材料堆积成山。审讯记录、供述笔录、物证汇总逐一汇入案卷。

吴石在国防部任参谋次长，职务特殊，涉密程度高。调查人员重点核查他与朱谌之的接触、信件往来以及各类会议记录。每一封信都被化验、照相、归档。其中数封信件成为关键证据。

3月下旬，第二处召开内部会议，汇总供词。文件显示，吴石承认曾向大陆方面传递军事情报。材料随即报送上级，案件进入审理程序。与此同时，朱谌之被押解至台北，案卷合并。

叶翔之的审讯方式偏向系统分析。情报来源、传递路径、代号对照表在他手里重新编排。每一名被捕者的供词都被编号、交叉检验。他在报告中写明，案件应并案审理，以便统一处理。

4月7日，参谋总长批准成立“高等军法合议庭”，负责审理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等案。合议庭成员组成，卷宗移交。法庭记录上写明，审理时间自5月初起，地点在台北看守所附属法庭。

5月30日，判决书签发。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判处死刑。判决书副本当天送达。6月10日，四人被押赴马场町执行。

执行当日，台北的街道沉默。车队经过时，围观者不多。文件袋、判决书、军令状同时归档。至此，案件在法律程序上宣告结束。

连锁崩塌

吴石案结束后，侦防部门仍未停手。此前蔡孝乾的供述中提到的组织人员，被分批侦查。台南、台中、基隆等地的行动同时展开。钟浩东案由此浮出。他是基隆中学校长，也是省工委系统成员。

钟浩东被捕后，调查人员在学校内搜出大量印刷材料。案卷显示，这些资料与《光明报》的印刷模板一致。侦防部门认定，该校为省工委印刷点之一。文件中详细记录纸张规格、印版编号、使用日期。

1950年10月14日，钟浩东案执行。官方通报至此结案。至年底，省工委主要成员已全部被捕或判刑。省工委的组织网络被彻底摧毁。

此后数年，案件档案陆续归入保密局档案室。不同部门对案件的总结中，对谷正文与叶翔之的记载各有侧重。

前者负责线索与侦捕，后者负责审讯与整案推进。所有资料都指向一个事实：蔡孝乾的被捕与供述，是导致省工委覆灭的直接原因。

档案资料至今仍保留大量细节。供词的字迹、批示的红印、执行报告的编号，都清晰可辨。一连串文件见证了整个系统的瓦解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