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徐志摩追求自由，却用冷漠囚禁了另一个人的青春。

他不是简单的渣男，她也不只是励志典范。

这段婚姻的悲剧，藏着一个时代的撕裂与阵痛。

两个时代的撞击——包办婚姻中的双重囚徒

1915年深秋，浙江硖石镇张灯结彩，徐家大宅迎来了一位新娘。

她叫张幼仪，十五岁，端庄沉静。

新郎徐志摩十八岁，才华横溢，却从婚礼那天起，就没正眼看过她。

这桩婚事的起因，颇有戏剧性，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在杭州府中学堂监考时，无意间翻到一份作文卷子，字迹飘逸，文采斐然，当即拍案叫绝。

他打听到这是徐家公子的手笔，当晚就给徐家写了求亲信。

两大家族一拍即合，婚事就这么定了。

没有人问过徐志摩愿不愿意。也没有人问过张幼仪。

徐志摩后来回忆这桩婚事，用了一个词：媒妁之命。

语气里满是不甘。

他向往的是灵魂的契合，是诗与远方，是西方式的自由恋爱，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裹着小脚、不懂诗词的传统女子。

张幼仪呢，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相夫教子、恪守妇道。

嫁入徐家后，她帮公公理财，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深得两位老人欢心。

在长辈眼里，这是难得的贤惠。

可在徐志摩眼里，这恰恰是他最厌烦的——呆板、无趣、僵硬、乏味。

他们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在两条平行线上。

有人说徐志摩薄情，换个角度想，他何尝不是包办婚姻的另一个受害者。

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却被要求履行丈夫的责任。

他的灵魂在挣扎，在反抗，只是这反抗的代价，全让张幼仪一个人扛了。

那个年代，这样的悲剧比比皆是。

胡适有江冬秀，鲁迅有朱安，都是包办婚姻。

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了隐忍，徐志摩选择了决裂。

隐忍是一种态度，决裂也是一种态度。

只是无论哪种选择，受伤最深的，永远是那个被动等待命运宣判的女人。

履行"义务"的悖论——亲密关系中的冷暴力

婚后不久，徐志摩就离家求学去了，去北京，去上海，去天津，脚步越走越远。

每次回家，不过是放假时的短暂停留，像完成一项任务。

张幼仪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语气平静得让人心疼。

她说，他很少用正眼瞧我一瞧，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像两个陌生人。

白天各忙各的，晚上他会来她房里，履行所谓的"婚姻义务"。

这四个字，听着体面，实则残忍。

徐志摩的逻辑很清晰：传宗接代是他对家族的责任，和张幼仪生个儿子，父母就满意了，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至于夫妻之间的感情、尊重、陪伴，那是另一回事，不在他的考量范围内。

1918年，张幼仪生下长子徐积锴，小名阿欢。

徐家上下欢天喜地，徐志摩却像卸下了一副担子。

有了儿子，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家仁至义尽了。

他继续求学，从北大到美国克拉克大学，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

大洋彼岸的新世界让他如鱼得水，他接触新思想，结交新朋友，写诗、读书、辩论，每一天都活得热气腾腾。

而张幼仪呢，独守空房，照顾孩子，伺候公婆。

她的世界，只有硖石镇那一方天地。

1920年，徐志摩去了英国剑桥。

徐家老太爷心疼儿媳，出钱让她也去英国陪读。

张幼仪满心欢喜地踏上了邮轮，以为这是夫妻感情的转机。

她不知道的是，等待她的将是更深的寒冬。

在马赛港，她远远望见了徐志摩。

人群中，他穿着一件黑色大衣，面无表情。她挥手，他没有回应。

那一刻，她心里某根弦，隐隐断了。

那句"把孩子打掉"——浪漫主义的残忍面向

张幼仪到英国没多久，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徐志摩，本以为会换来一丝温情。

徐志摩的反应，冷得像一盆冰水。"把孩子打掉"。

张幼仪愣住了，她告诉他，在那个年代，这件事是要出人命的。

徐志摩嘴角一撇，说了一句让她永生难忘的话："坐火车还死过人呢，那么你就不坐火车了吗。"

这句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成为徐志摩"渣男"形象的铁证。可它背后的冷酷，远不止字面意思那么简单。

彼时的徐志摩，已经疯狂地爱上了林徽因。

十六岁的林徽因，聪慧灵动，中西合璧，正是他梦想中的完美女性。

他要离婚，要追求真正的爱情，要创造一段佳话，而张幼仪肚子里的孩子，是他通往自由路上的绊脚石。

张幼仪不肯打，徐志摩索性一走了之。

一周后，张幼仪发现，他的衣服还在，书还在，人却彻底消失了。

她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怀着身孕，被丈夫抛弃。

她咬着牙，辗转联系到在巴黎的二哥张君劢。

二哥接她去了德国柏林，在那里，她生下了次子彼得。

孩子出生时，徐志摩托人带来一张字条。

上面没有嘘寒问暖，只有一段冠冕堂皇的话："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

他要离婚，而且要把这件事包装成"历史的创举"。

梁启超知道后，专门写信劝他："人类恃有同情心，以自贵于万物。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

可徐志摩听不进去。

他满脑子都是自由、爱情、诗和远方，唯独装不下一个还在月子里的女人。

被抛弃者的逆袭——另一种"新女性"的诞生

1922年，张幼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桩西式离婚案。

徐志摩如愿以偿，欢天喜地地去追林徽因了。

张幼仪，没有哭天抢地，没有寻死觅活，做了一个决定：留在德国，学习德语，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

那一年，她二十二岁。第一次，她开始为自己活。

可命运没有放过她，1925年，年仅三岁的小儿子彼得因病夭折。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她独自承受。

料理完后事，她擦干眼泪，买了一张船票，回国了。

回国后的张幼仪，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先是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来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又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

这家公司成为上海滩第一家新式服装公司，引领了整个时代的风潮。

商界、金融界、教育界，她样样做得风生水起。

当年那个被嫌弃的传统女子，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民国的女企业家。

晚年，张幼仪接受侄孙女张邦梅的采访，说了一段话，被无数人转载：

"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话听着洒脱，可细品之下，分明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苍凉。

她还说过：我把一生分成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

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离婚后，她和徐志摩的关系反而好了起来。

两人通信不断，她甚至时常接济他。

徐志摩1931年遇难后，她主动承担起照顾公婆的责任，每月还给陆小曼寄三百元生活费，一直持续到陆小曼去世。

有人问她，在徐志摩生命中那几个女人里，谁最爱他。

她想了想，说了一句惊人的话：说不定是我。

这不是逞强，不是怨恨，是一个活明白了的女人，对过往岁月最坦然的注解。

她用一生证明：被抛弃，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开始。

参考资料：

和徐志摩离婚后，她迎来开挂大女主人生·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9月13日

与徐志摩离婚后的张幼仪·光明日报文摘报·2014年12月20日